文/圖 陳禮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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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的贛東北山區,橫峰縣姚家鄉的泥土路在翠綠丘陵間蜿蜒,清晨的薄霧中總飄著裊裊炊煙。35歲的周文賢帶著一紙調令,從縣人民醫院走進了鄉衛生院——兩間低矮的土坯房里,僅有一張診桌、舊藥箱、聽診器和幾瓶常用藥,這便是全部家當。
彼時的姚家下轄六個行政村、幾十個自然村,最遠的村落要翻三座山、蹚兩條河,步行需兩三個小時。“看病難、看病貴”壓得村民喘不過氣,生病多靠“土辦法”硬扛,實在不行才找“赤腳醫生”或用板車送縣城,常耽誤最佳治療時機。這正是1965年“六二六指示”所直面的困境:當時80%的高級醫務人員集中在城市,農村醫療經費僅占25%,農民亟需能就近看病的醫生。
周文賢醫生主動扛起全鄉巡回醫療的擔子。從此,山路上多了個背棕色藥箱的身影,無論風雨寒暑從未停歇。天剛蒙蒙亮,他就帶著青霉素、阿司匹林等藥品和記滿慢性病患者信息的筆記本出發,上門為患者問診送藥。在昏暗的土坯房里,他或蹲在門檻邊量血壓,或跪在床邊查病情,把村民的疾苦刻進心里。暴雨沖垮木橋時,他蹚著洪水為急性肺炎的王大爺送醫;面對感激的雞蛋和錢,他總擺手拒絕:“這是我應該做的”。
8歲的女兒桂琴和11歲的兒子建軍成了父親的“小跟班”,有時出診也會帶上大女兒小琴。山路崎嶇,她的小腳常磨出水泡,卻從不叫苦,主動幫著拿東西、遞藥品。一次去源頭村出診,半路突降大雨,周文賢脫下外套裹住女兒,把藥箱緊緊抱在懷里深一腳淺一腳前行。桂琴凍得發抖,仍笑著催“病人還在等”。深夜返程時,父女參渾身是泥,鞋子也走壞了,周文賢看著女兒疲憊的模樣,既心疼又欣慰。
跟著父親出診的日子里,桂琴和建軍見證了太多感動:父親為難產的張嬸沉著接生兩小時,讓母子平安;為家庭困難的村民減免醫藥費,甚至自掏腰包買藥。當看到村民對父親的信任與感激,桂琴終于懂了這份工作的意義——正如父親常說的,“醫生的職責就是治病救人,能為老百姓解除病痛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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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年間,周文賢醫生的足跡遍布姚家每寸土地,被村民喚作“活菩薩”。因家庭經濟所迫,他放棄回縣醫院的機會,停薪留職回老家南莊村開診所,繼續服務鄉鄰。離開姚家那天,村民們帶著雞蛋、蔬菜自發送行,淚眼叮囑他常回來看看。天有不測風云,三反五反運動的暴風雨來臨,整風運動如火如荼在全國進行,那個時代私開診所是屬于走資本主義道路,周醫生的命運也隨之急轉直下,成了批斗的對象。批斗大會上,周文賢醫生跪在大會堂冰冷的灰磚上。磚面粗糙的麻刺扎進膝蓋,他卻顧不上疼——幾個造反派正圍著他,拳頭和腳像雨點般落下。
“走資派!還敢開私人診所?”污言穢語伴著暴力襲來。突然,一記重腳狠狠踹在他的腹部,周文賢只覺內臟像被攪碎般劇痛,一口鮮血猛地從口鼻涌出,濺在身前的青磚上,紅得刺眼。
他蜷縮在地,意識漸漸模糊,唯有膝蓋上的刺痛和胸口的腥甜格外清晰。這場批斗成了他余生無法磨滅的烙印,那帶刺的灰磚、溫熱的鮮血,永遠刻在了他的傷痛里。即便后來經歷文革批斗與平反,他始終保持著兢兢業業的作風,常對年輕醫生說起姚家的歲月:“那是我人生最寶貴的時光”。
在那個“赤腳醫生”背著藥箱行走田間的年代,周文賢作為國家培養的正式醫生,對下鄉支醫沒有任何半點怨言,用一生詮釋了“醫者仁心”。他不是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卻有著同樣“出診愿翻千層嶺”的熱忱,更用行動教會兒女責任與擔當。他的故事如山歌回蕩山間,成為“六二六指示”下鄉村醫療守護者的生動注腳,溫暖了一個時代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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