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鄉醫影：周文賢醫生和他的“小跟班”

文/圖 陳禮壹

1975年的贛東北山區，橫峰縣姚家鄉的泥土路在翠綠丘陵間蜿蜒，清晨的薄霧中總飄著裊裊炊煙。35歲的周文賢帶著一紙調令，從縣人民醫院走進了鄉衛生院——兩間低矮的土坯房里，僅有一張診桌、舊藥箱、聽診器和幾瓶常用藥，這便是全部家當。

彼時的姚家下轄六個行政村、幾十個自然村，最遠的村落要翻三座山、蹚兩條河，步行需兩三個小時。“看病難、看病貴”壓得村民喘不過氣，生病多靠“土辦法”硬扛，實在不行才找“赤腳醫生”或用板車送縣城，常耽誤最佳治療時機。這正是1965年“六二六指示”所直面的困境：當時80%的高級醫務人員集中在城市，農村醫療經費僅占25%，農民亟需能就近看病的醫生。

周文賢醫生主動扛起全鄉巡回醫療的擔子。從此，山路上多了個背棕色藥箱的身影，無論風雨寒暑從未停歇。天剛蒙蒙亮，他就帶著青霉素、阿司匹林等藥品和記滿慢性病患者信息的筆記本出發，上門為患者問診送藥。在昏暗的土坯房里，他或蹲在門檻邊量血壓，或跪在床邊查病情，把村民的疾苦刻進心里。暴雨沖垮木橋時，他蹚著洪水為急性肺炎的王大爺送醫；面對感激的雞蛋和錢，他總擺手拒絕：“這是我應該做的”。

8歲的女兒桂琴和11歲的兒子建軍成了父親的“小跟班”，有時出診也會帶上大女兒小琴。山路崎嶇，她的小腳常磨出水泡，卻從不叫苦，主動幫著拿東西、遞藥品。一次去源頭村出診，半路突降大雨，周文賢脫下外套裹住女兒，把藥箱緊緊抱在懷里深一腳淺一腳前行。桂琴凍得發抖，仍笑著催“病人還在等”。深夜返程時，父女參渾身是泥，鞋子也走壞了，周文賢看著女兒疲憊的模樣，既心疼又欣慰。

跟著父親出診的日子里，桂琴和建軍見證了太多感動：父親為難產的張嬸沉著接生兩小時，讓母子平安；為家庭困難的村民減免醫藥費，甚至自掏腰包買藥。當看到村民對父親的信任與感激，桂琴終于懂了這份工作的意義——正如父親常說的，“醫生的職責就是治病救人，能為老百姓解除病痛就值”。

七八年間，周文賢醫生的足跡遍布姚家每寸土地，被村民喚作“活菩薩”。因家庭經濟所迫，他放棄回縣醫院的機會，停薪留職回老家南莊村開診所，繼續服務鄉鄰。離開姚家那天，村民們帶著雞蛋、蔬菜自發送行，淚眼叮囑他常回來看看。天有不測風云，三反五反運動的暴風雨來臨，整風運動如火如荼在全國進行，那個時代私開診所是屬于走資本主義道路，周醫生的命運也隨之急轉直下，成了批斗的對象。批斗大會上，周文賢醫生跪在大會堂冰冷的灰磚上。磚面粗糙的麻刺扎進膝蓋，他卻顧不上疼——幾個造反派正圍著他，拳頭和腳像雨點般落下。

“走資派！還敢開私人診所？”污言穢語伴著暴力襲來。突然，一記重腳狠狠踹在他的腹部，周文賢只覺內臟像被攪碎般劇痛，一口鮮血猛地從口鼻涌出，濺在身前的青磚上，紅得刺眼。

他蜷縮在地，意識漸漸模糊，唯有膝蓋上的刺痛和胸口的腥甜格外清晰。這場批斗成了他余生無法磨滅的烙印，那帶刺的灰磚、溫熱的鮮血，永遠刻在了他的傷痛里。即便后來經歷文革批斗與平反，他始終保持著兢兢業業的作風，常對年輕醫生說起姚家的歲月：“那是我人生最寶貴的時光”。

在那個“赤腳醫生”背著藥箱行走田間的年代，周文賢作為國家培養的正式醫生，對下鄉支醫沒有任何半點怨言，用一生詮釋了“醫者仁心”。他不是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卻有著同樣“出診愿翻千層嶺”的熱忱，更用行動教會兒女責任與擔當。他的故事如山歌回蕩山間，成為“六二六指示”下鄉村醫療守護者的生動注腳，溫暖了一個時代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