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擁鐵飯碗的公費師范生，為什么又后悔了？

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年輕人追求穩定的未來，教師編制也越來越受歡迎。其中，免學費、包分配、帶編制的公費師范項目受到了空前關注，因為這看起來就像一次“提前上岸”。

公費師范生指的是由國家或地方政府資助學費，并在畢業后需按約定到定向地區任教、履行服務期的師范類學生。

在上岸的誘惑下，這一項目的錄取分數線水漲船高，今年多省錄取分數線超過620分，熱門專業可能超一本線100分。

然而，高分換來的未來并沒有想象中穩妥。大學四年后，公費師范生們卻發現自己站在了另一場考試的起點——編制“僧多粥少”，他們不僅要在招聘考試中與研究生、博士生、海外留學生同臺競爭，各地的分配政策也不斷調整，有時甚至會改變履約的去向。

2024 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教育部直屬師范大學本研銜接師范生公費教育實施辦法》正式施行。公費師范生在履約地點落實上也進一步向中西部地區傾斜。

在這一政策下，解約則意味著放棄“有編有崗”、繳納違約金、一次性退還大學四年內享受的全部教育費用等眾多問題。當“被保障”的未來變得模糊，公費師范生們開始重新追問：這個選擇，到底意味著什么？

一份“包分配”的錄取通知書

高考錄取當天，林曉彤一家人正在深圳公園賞荷。盛夏的陽光炙熱而明亮，就在這片寧靜的景色中，手機一震，她低頭看到短信——“公費師范定向錄取”。

林曉彤拉起媽媽的手，匆匆攔下一輛出租車。窗外的荷花和陽光在眼前飛快褪去，她的眼淚止不住往下掉。

一個月前，她已經在激烈的家庭爭執后勉強同意填報老家的公費師范提前批。但在錄取結果出來之前，她始終還抱著一點僥幸：“也許報考的人多，我不會被錄上。”

回家后，林曉彤徹底情緒崩潰。這個一向乖巧、靦腆的女兒，對父母大聲喊出：“我真的不想讀這個專業！”在志愿填報期間，她多次哭著要求復讀一年，去沖省內一所師范類“211”。但父母始終堅持讓她報考公費師范生項目。

林曉彤拍下的荷花，下一刻她就收到了錄取通知。

高考前一個月，林曉彤第一次從父母口中聽說“省屬公費師范生”政策。當時，父母興沖沖地告訴她，他們打聽到了一個“免學費、包分配”的好政策，穩妥又劃算，他們讓她努力沖一沖。那時的她根本不知道，這意味著未來要回家鄉教書。

對于教師這個職業的不排斥，往往是大多數公費師范生走上這條路的起點。

林曉彤從小的理想就是當老師。她有一個在珠海任教的姐姐，比她大六歲，常常在家里分享課堂趣事和與學生相處的小故事。耳濡目染之下，“教師”這個職業在她心里逐漸具象起來——穩定、純粹，又充滿人與人之間的溫度。她喜歡那種和學生相處的氛圍，覺得教師的工作環境單純，能與孩子們建立真誠的連結。

來自西南某“211”高校的周瑩，理想從高中開始萌芽。她崇拜自己的化學老師，對方講課生動有趣，不經意就能將人生道理融入教學。那位老師正是北師大的公費師范生。周瑩立志追隨她的道路。填志愿時，她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化學師范，甚至拒絕調劑。

“包分配、有編制”的就業優勢，是這條路最大的吸引力。那幾個字像一顆定心丸，讓無數尚未步入社會的年輕人，覺得未來可見、命運可控。

周瑩來自內蒙古的一個貧困縣。高考前夕，學校請來往屆學長學姐做講座，介紹公費師范生的就業前景。她后來又打聽到，哪怕分不到理想的崗位，公費師范也能“兜底”到市區學校。

對她這樣的家庭而言，這意味著一份保障：既不用承擔找工作的風險，又不用再讓父母為她的前途擔憂。家人聽說能省學費，更是舉雙手贊成，在他們看來，當老師體面、穩定，是再合適不過的出路。

周瑩正在刷題

2020年，周瑩高考600多分，在內蒙古足以考上復旦大學的護理學專業。“那可是復旦啊”，她至今仍記得當時的猶豫。但最終，她選擇了一所中游211的公費師范項目。

三點一線的大學生活：

學習、等待、被選擇

跟許多公費師范生一樣，林曉彤在入學前就知道自己將被分到哪個區任教，但更具體的分配方式和去向仍未公布。

在這種模糊的未來里，績點是最具體的努力方向，大家試圖用成績為未來鋪一條更穩的路。

林曉彤和同學大多早上七點起床，一睜眼就往圖書館跑。有人把時間精確到小時，連午休都寫進計劃表。她讀的專業是學前教育，課程內容繁雜：文學、高數、英語、舞蹈、鋼琴……

大二那年，她常常從早上八點連著上到晚上九點五十，一整天都在教室和琴房之間穿梭。日子像一條被時間切分好的軌道，大家都在上面努力前行，卻不確定這條軌道最終通向哪里。

林曉彤在圖書館

到了大二，林曉彤第一次去一所小學實習。此后每個學期，她實習的時間都在增加。大三每周都要去學校講課，大四更是幾乎整年都在實習。一天的課程和實習結束后，她和舍友拖著書包走回宿舍，燈光從教學樓后面灑下來，她忽然覺得，這樣的生活跟高中好像沒什么不同。

韓若寧所在的本科院校競爭氛圍格外濃。當地學校在招聘時，會將學生是否獲得過獎學金作為衡量標準，主城區的一些崗位甚至明確要求獲得“二等獎學金及以上”。大學獎學金評定采取綜合測評制，既要成績出色，也要積極參與學生工作、活動和比賽。

韓若寧整個大學都在為此努力，直到大四那年才第一次評上獎學金。在此之前，不是成績差一點，就是活動經歷不夠。

不過，也并非所有同學都如此緊繃。韓若寧注意到，一些來自中西部省份的學生，節奏顯得更為從容。那些地方師資短缺，對公費師范生的接納度高，就業壓力相對輕一些。

周瑩身邊有同學經常曠課，考試掛科，甚至延遲畢業，但依然有機會順利回到家鄉任教。不同的地域，給同樣的身份賦予了不同的重量。

周瑩正在上課

除了努力學習和等待分配，考研限制是他們在報志愿時很少被提醒的一環。對大多數公費師范生而言，這條路幾乎意味著要在本科畢業后直接走向講臺。

林曉彤大二便早早開始準備考研，目標是考取本省的一所“211”師范大學的漢語言專業，那是她真正熱愛的方向，也是她的“夢中情校”。可在努力備考一段時間后，她才從同學口中得知，省屬公費師范生項目要求畢業后必須先回到定向地區任教，不能直接升學。

她愣了好久：“我想努力啊，可是都沒有給我努力的機會。”

同樣的遺憾，身為部屬公費師范生的周瑩和韓若寧也有。

每到保研和考研季，她們的朋友圈里不斷刷出同齡人的喜訊，有人被錄進名校讀研，有人即將去往更大的城市。而她們只能回到家鄉教書，或者局限在本校升學。

穩定的門票

不一定通往想去的地方

如果說公費師范生們的全部大學時光都是在為走上講臺而努力，但當他們到了真正找工作的關口，一切卻不如想象中順利了。

部署公費師范項目所謂的“包分配”更像是一種兜底，仍然需要畢業生跑招聘會找工作，如果說最后沒有找到心儀的崗位，才會被分配到學校，但這些學校通常也是在偏遠地區。這意味著，想去好學校，他們同樣要經歷不易的求職過程。

大三時，周瑩開始關注招聘信息，漸漸意識到現實的競爭遠比預期激烈。

她上學的川渝地區，本科公費師范生往往要與研究生、博士生、留學生同場比拼。學校在招聘時越來越看重學歷，而公費師范生最大的優勢，主要是多次實習積累下的課堂經驗。

周瑩寫過的教學設計和拿過的獎狀

周瑩學的是化學，她發現如今學校在招理科老師時，更傾向于那些“能帶競賽、又能授課”的復合型人才。她實習的那所中學后來招到了一名北大畢業的老師，對方科研背景扎實、競賽水平突出，“同樣是站上講臺，差距早已從起跑線開始”。

周瑩身邊有不少公費師范的師兄師姐，從暑假一路跑招聘，焦慮地忙到年末，甚至春季開學后還沒落實工作。一場招聘，往往要耗上大半年。

政策的變化，也讓這種焦慮帶上了不確定的底色。

周瑩記得，高考填志愿時，老師還告訴她們，畢業后可以在省內自主選擇去向；到了今年，政策改成了“定向到市”，這意味著要在高考時分數足夠高，才能進入條件較好的地區。

不同地區的分配方式也不同。畢業兩個多月后，林曉彤才收到分配通知。體檢和政審早已完成，她原以為一切順利，結果卻被告知：學校分配并不看成績，而是隨機抽取。

她一度以為自己能憑成績進入市區重點。四年間，她多次拿到獎學金，綜合測評名列前茅，實習表現也出色。可最終，她的名字出現在一個偏遠縣城的村小名單上。這次的分配方式讓許多同學都感到意外。

隨著招聘環境和政策的變化，越來越多的公費師范生開始重新審視“履約”這件事。

周瑩身邊決定不履約的大致有兩類人：一類是在校期間成績優異、拿過國獎或在競賽中脫穎而出的學生，他們大多選擇考研、出國，繼續向上流動；另一類則希望去更大的城市闖一闖，尋找更自由或高薪的可能。

韓若寧屬于后者。大四開學，她決定解約。這個決定不是突然而至的，而是在一次次選擇中逐步累積的。

選擇實習崗位時，學校給她提供了三個去向：本地重點高中、生源地學校，以及深圳的教學點。考慮到深圳不僅教學資源豐富，還提供2800元實習補貼，她最終選擇前往深圳的一所村級學校實習，也想看看還有哪些新的可能。

在深圳實習的那幾個月，韓若寧第一次體會到理想中的教學生活。早上七點半起床、下午五點放學，作息規律而充實。她講過一堂公開課，得到指導老師和校領導的高度認可，同事之間合作融洽，工作氛圍輕松。閑暇時，她和朋友去周邊旅行，對這座城市的包容與活力產生了強烈的好感。

這次實習結束后，她發現自己再難接受畢業后只能回到青海教書的未來。她在筆記本上列出優劣清單：若回青海，可以獲得編制和穩定崗位，缺點是城市局促、機會有限；若留在深圳，則要放棄西寧重點高中offer、支付8.4萬元培養金、失去在職讀研的機會。

“如果先去深圳，將來還有機會回青海；但如果一開始就回青海，想再去深圳就難了。”想通了這個道理，韓若寧下定決心。

更現實的是，公費師范的機制也給了她一點回旋的余地。

按照規定，公費師范生只有在畢業后才能正式解約。這讓她能先在畢業前完成深圳院校的招聘考試，拿到offer后再啟動解約。這樣一來，即便新工作出現變數，老家的編制依舊是她的退路。她覺得，這是最穩妥、也最符合她性格的選擇。

韓若寧的求職過程像打一場漫長的硬仗。2024年10月，她全力準備深圳教師招聘的全國巡考，先后奔赴上海場、北京場的考試，卻都與錄取擦肩而過。

11月底的武漢，是她的最后一場機會，全省只招11個本科崗位，她所在的那批是最后一輪。她清楚，一旦失敗，就只能回老家。

最終，韓若寧拿下了面試成績第一的好成績。

后悔的公費師范生：

被穩定困住，也被熱愛留住

家庭能夠支付違約金，再加上成功入職一線城市重點中學，韓若寧的求職結果在公費師范生中已屬理想。但真正開始工作后，她才體會到，“上岸”只是另一場高強度生活的開始。

入職后，韓若寧迅速進入了高強度的工作狀態。她每天六點半起床帶早讀，白天上課、處理班務，晚上回家批改作業和試卷，經常要忙到十點以后。

她負責四個班的課程，還擔任一個班的副班主任。教案要手寫，課件要自己制作，師德培訓一項不少。理想中的講臺實現了，但新的壓力也隨之而來。

深圳的重點中學不僅追求成績，還強調“全面發展”。學校要求教師每學期帶學生外出實踐，包括去公司參觀、天文館、科技館，或組織小型運動會，讓德育融入生活。除此之外，老師還要每天向家長反饋課堂和學生表現。

韓若寧形容：“感覺像在一家教培公司，每節課、每個細節都要有產出、有反饋。”

韓若寧剛入職時的桌面

讓韓若寧最困惑的，是那條看不清的上升通道。

老師們各有專長，教學能力都很強。可越往上，空間越窄。要在教學上晉升，就得拿比賽名次；如果沒獲獎，這條路也不通。如果想轉向行政，又要承擔更多事務性的工作，真正屬于自己的時間被進一步壓縮。

韓若寧學生在午休結束后播放動畫片

林曉彤作為省屬公費師范生，并未經歷自己跑招聘會的辛苦。她被分到的學校離家不過六公里。家人都替她高興，覺得既安穩又方便，她自己卻始終耿耿于懷。

學校所在的地區相對落后，交通不便，學生的生源也復雜。五、六年級的孩子早戀、抽電子煙、打架，甚至有人偷摩托車被派出所帶走。每次家訪，她提到這些問題，家長只是搖頭：“老師，我們管不了，就靠你們了。”

更讓她頭疼的，是來自校內的壓力。剛畢業，她就被安排帶畢業班，負責小升初的考試。領導定下硬性目標，規定班里多少學生必須考進縣重點中學。

在全校教師大會上，林曉彤常常成為領導“點名”的對象。“以前的601班每天只知道學習，現在倒是放學最積極。”“上一任班主任的家訪率都早就完成了，你這邊還差一半。”林曉彤總是低著頭記筆記，手心里全是汗。

除此之外，學校的工作氛圍，也讓林曉彤感到格格不入。各種臨時任務接連而來，往往前一天下發，第二天就要完成。理想中的教育熱情，在現實面前慢慢被磨掉一層。

還有一次，辦公室的幾位年長老師正聊著兒媳婦的生娃經驗，忽然轉過頭對她說：“你以后要多喝點蘇打水，這樣才能生男孩。”林曉彤一時不知如何回應。她想起實習時待過的市重點學校，那里的談話幾乎只圍繞教學和研究。

如今，林曉彤已經履約三年。剩下的一半時間，她計劃攻讀在職研究生，等履約期滿后再跳槽到別的學校。她觀察到，身邊許多人都在后悔當初的決定。離開十八歲的窄窄天空，才發現人生其實有更多路可以走。

選擇解約的韓若寧，也理解這種因認知局限帶來的后悔：“當時十八歲的我，并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別的工作。”

談到公費師范的選擇，她們給出的答案幾乎一致：要謹慎。

雖然項目主打“包分配”，但在多數省份，求職都需參加招聘考試，競爭日漸激烈。現在一線城市重點學校的錄用標準也在不斷提高，學歷、經歷、科研成果都成了加分項。如果能以同樣的分數進入層次更高的院校，也許在未來的職業競爭中會有更大的空間。

學生送給韓若寧的櫻桃

好在，對她們而言，老師總歸是一份美好的職業。今年教師節，韓若寧的辦公桌被學生們的賀卡和禮物堆得滿滿當當，高高疊起，足有半米。

彩色的絲帶垂落在桌邊，卡片上是學生們的字——他們記得她的微笑、她的課堂，也記得那些被鼓勵的瞬間。

她拍了一張照片發到朋友圈，配文：“這是最幸福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