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原理與敲詐勒索罪、強迫交易罪

有感于鄭州這位拆遷戶的遭遇，筆者也曾代理過很多征收案件、拆遷領域敲詐勒索罪的無罪案件，對政府指揮公法檢進行此類“刑事打擊”，深惡痛疾。具體可見鏈接：征收拆遷領域不是私權領域，而是公權領域（征收拆遷及補償都是政府行為），而政府不能成為被敲詐的主體，也沒有侵害市場經濟中的私權法益，信訪也不是敲詐的手段，根本不構成犯罪。
摘要

市場經濟作為一種高效的資源配置范式，其運行根植于主體自主、產權明晰、交易自由與競爭公平等一系列深刻的經濟學原理。刑法作為保障社會秩序的終極手段，通過設置敲詐勒索罪與強迫交易罪等罪名，為這些核心原理提供了底線性的制度保障。

然而，刑事司法的謙抑性要求我們必須精準界定犯罪的邊界，避免將民事糾紛或合法的權利主張錯誤地納入刑法規制的范疇。

本文旨在深入論證市場經濟的核心原理，剖析敲詐勒索罪與強迫交易罪如何從法益層面捍衛這些原理，并系統辨析其出罪事由，最后重點對政府征收與侵權索賠這兩個特殊領域中的例外情形進行法理深思。

一、 市場經濟的核心原理：自由意志與秩序的統一

市場經濟的本質并非簡單的商品交換，而是一套建立在特定原理之上的復雜社會協作系統。其高效運行依賴于以下幾個相輔相成的核心原理：

1. 主體性與意思自治原理 (Principle of Subjectivity and Autonomy of Will): 這是市場經濟的微觀哲學基礎。它預設了每一個參與者（個人或組織）都是獨立的、理性的“經濟人”，能夠根據自身利益和偏好自由地做出判斷和決策。市場經濟的活力源于億萬主體的自主決策，而非中央指令。意思自治是主體性的外在體現，意味著一切市場行為，尤其是交易，必須源于參與者真實、不受扭曲的自由意志。

2. 產權（財產）的基石性原理 (Foundational Principle of Property Rights): 經濟學家科斯（Ronald Coase）的理論深刻揭示，明確且受法律嚴格保護的產權是市場交易的前提。產權為資源設立了清晰的歸屬邊界，使資源的可交易性成為可能。一個安全的產權預期，能激勵主體進行長期投資、創新和財富積累。產權的穩定性是市場信心的基石，若產權隨時可能被任意剝奪，市場活動將萎縮至最短視的、即時性的交換。

3. 交易自由與契約精神原理 (Principle of Transactional Freedom and Sanctity of Contract): 如果說產權是市場的靜態基礎，那么交易自由則是其動態靈魂。它允許資源通過自愿交換，從價值較低的用途流向價值較高的用途，從而實現帕累托改進（Pareto Improvement）。交易自由的核心是“契約自由”，即主體有權自主決定合同的內容、對象和形式。而“契約必須信守”（Pacta Sunt Servanda）的契約精神則為這種自由提供了秩序保障，降低了交易的不確定性和未來風險。

4. 公平競爭與價格信號原理 (Principle of Fair Competition and Price Mechanism): 競爭是市場效率的引擎。在公平的規則下，優勝劣汰的機制迫使生產者不斷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升質量。價格則是這一過程中的“神經系統”，它以最簡約的方式傳遞關于稀缺性和需求的復雜信息，引導資源在不同部門之間進行優化配置。任何以非市場力量（如暴力、欺詐）扭曲競爭或價格信號的行為，都是對市場配置效率的直接破壞。

敲詐勒索罪與強迫交易罪并非僅僅保護個體的財產或單次的交易，其更深遠的意義在于，它們捍衛了上述市場經濟賴以存續的制度環境與核心原理。

• 敲詐勒索罪：捍衛產權的絕對安寧與主體的意思自治

• 所保護的核心法益： 本罪保護的是一種復合性法益，即財產所有權與個人決策的自由意志。其獨特之處在于，行為人并非直接搶奪，而是通過施加精神強制（以惡害相威脅），使被害人“自愿”地處分財產。

• 對市場原理的保護邏輯： 此罪直接攻擊了產權的基石性原理和主體性與意思自治原理。當一個人可以通過威脅而非市場交換來獲取他人財產時，產權的安全邊界就被洞穿。它在財產所有者心中植入了不安全感，使其無法基于純粹的經濟考量來支配自己的財產。這種基于恐懼的“交易”完全背離了意思自治，使市場決策從理性計算異化為對暴力的屈服，從根本上否定了市場經濟的人本主義基礎。

• 強迫交易罪：捍衛交易過程的自由與競爭秩序的公平

• 所保護的核心法益： 本罪的核心法益是市場交易秩序，具體體現為交易自由原則與公平競爭原則。

• 對市場原理的保護邏輯： 此罪是對交易自由與契約精神原理的公然踐踏。它用暴力或威脅替代了平等的協商，使得交易的達成不再是雙方合意的結果，而是單方意志的強加。同時，它嚴重破壞了公平競爭原理，行為人通過暴力手段排擠競爭對手、壟斷交易機會，實現了“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淘汰。這進一步導致價格信號失真，因為價格不再反映真實的供求關系，而是反映了暴力能力的大小，最終導致整個市場的資源錯配和效率損失。

  
  

在復雜的經濟活動中，精準地區分合法的權利主張與犯罪行為至關重要。其出罪事由的法理根基在于：

1. 主觀意圖的合法性——“非法占有目的”之否定： 這是敲詐勒索罪出罪的核心。行為人索要財物的行為，如果建立在真實存在的、具有法律上或事實上合理依據的“權利基礎（Claim of Right）”之上，例如追討合法債務、主張侵權賠償，其主觀目的就被評價為實現自身合法權益，而非“非法占有”。此時，即使手段過激，也主要屬于民事糾紛范疇。

2. 行為手段的合法性與相當性： 敲詐勒索罪的“威脅”必須是非法的。以提起訴訟、向行政機關舉報、向媒體曝光（只要內容基本真實）等合法途徑作為“威脅”手段，本質上是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的監督權和救濟權，不應被評價為犯罪。

   此外，手段與目的之間應有實質關聯性。若以與爭議無關的個人隱私相要挾來解決商業糾紛，則手段的正當性存疑，可能跨越界限。

3. 危害程度的實質考量——“情節嚴重”的過濾功能： 強迫交易罪明確要求“情節嚴重”，這體現了刑法的謙抑性原則。法律不應干預一切輕微的市場摩擦。只有當強迫行為的次數、手段、造成的后果（如人身傷害、惡劣社會影響）等達到一定嚴重程度，實質性地破壞了區域性市場秩序時，刑法才有介入的必要。

將敲詐勒索罪適用于政府征收領域的被征收人，存在深刻的法理障礙，其根源在于公法關系與私法關系的本質區別。

• 主體地位的根本不對等： 市場交易是平等主體間的私法行為。而征收是政府基于公共利益，行使國家主權權力（Sovereign Power）的行政行為，雙方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公法關系。政府并非一個可以自由選擇“買或不買”的市場主體。

• 交易基礎的非自愿性： 征收的本質是強制性的，被征收人沒有拒絕交易的權利。這與市場交易的自愿原則完全相悖。在此背景下，被征收人的“討價還價”是在一個被動接受的前提下，為自身補償利益所做的抗爭。

• 客體的特殊性——政府不是“被害人”： 敲詐勒索罪的被害人因恐懼而“自愿”處分其財產。政府支付補償款是履行其法定補償義務，是公法上的責任，而非基于恐懼對自有財產的處分。政府官員作為國家公職人員，在法定標準和程序之外，沒有隨意處分公共補償資金的權力。

  因此，被征收人的威脅無法對政府的“財產意志”產生刑法意義上的強制。其行為，無論多么激烈，本質上是對行政補償決定的博弈與抗爭，應在行政法框架內（行政復議、訴訟、信訪）解決，而非刑法。將此種行為定性為敲詐勒索，是對公權力與私權利界限的混淆，可能不當壓制公民在弱勢地位下的合法博弈空間。

在知識產權、名譽權、產品責任等侵權糾紛中，權利人提出遠超常規的高額索賠，是否構成敲詐勒索？答案的關鍵在于區分民事和解中的談判策略與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刑事脅迫。

• “權利基礎”的正當性： 只要權利人的索賠建立在真實發生的侵權事實之上，其索賠行為就具有了正當性的起點。這是區分合法維權與憑空捏造進行敲詐的根本分水嶺。

• “高報價”的市場談判邏輯： 在民事賠償協商中，尤其是針對商譽、精神損害等無形損失的賠償，本身就沒有客觀、統一的“市場價”。權利人提出的高額索賠，在法律性質上是一個和解要約（Settlement Offer）。這是一種常見的**“錨定效應”**談判策略，意在為后續協商設定一個有利的起點。侵權方擁有完全的自主權來拒絕此要約，并選擇進入司法程序，讓法院做出最終裁決。

• 威脅內容的合法性——司法程序的“安全閥”： 維權者使用的典型“威脅”是“若不接受和解，我將訴諸法院（或媒體曝光）”。這一“威脅”的內容指向的是一個合法的、預設的糾紛解決機制。司法程序本身就是一個“安全閥”，它確保了被索賠方不會因為拒絕高額要求而遭受非法侵害，而只是需要面對一個公開、公正的法律審判。因此，被索賠方的意志自由并未受到刑法意義上的壓制。其面臨的選擇是“和解成本”與“訴訟成本及風險”之間的商業權衡，而非“付款”與“遭受非法惡害”之間的選擇。將這種基于合法權利、通過合法途徑威脅進行的高額索賠認定為敲詐勒索，將嚴重扼殺民事和解的可能性，并對公民正當維權構成寒蟬效應。

市場經濟的繁榮，既需要自由的活力，也需要規則的剛性。敲詐勒索罪與強迫交易罪正是刑法為市場經濟劃定的兩條“紅線”，旨在懲罰那些試圖用暴力和脅迫取代自愿與公平的野蠻行徑。然而，法律的生命在于其在具體情境中的審慎適用。司法實踐必須深刻洞悉市場經濟的內在原理，清晰辨析民事糾紛與刑事犯罪的本質區別，尤其是在公權力介入、權利主張等特殊領域，保持刑法的謙抑與審慎，方能做到在懲治犯罪的同時，最大限度地保護市場主體的正當權益與經濟社會的內在活力。

莊玉武律師，大成律師，中國政法大學畢業，刑事辯護、行政訴訟為主業。電話：13804536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