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識破的這支箭，竟穿越了數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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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多年前的一個午后，一只身中長箭的隼鳥突然墜落在陳惠公的宮苑內（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陽區(qū)）。眾人圍觀，只見那箭頭似為石制，箭身約有一尺八寸長。圍觀的眾人雖見多識廣，卻無人能說出這是支什么箭。

孔子此時恰好在陳國旅居，一眼便認出“此肅慎之矢也”，然后向眾人解釋道：“從前周武王打敗了商，國勢強大，四方來朝。北方的肅慎人進貢此箭，以表臣服。武王為昭示遠人歸附之德，將貢品分賜給諸侯。國君可以差人去舊庫里找找，說不定還能找到。”陳惠公派人查尋，果然在一金飾木盒里發(fā)現了肅慎之箭。

▲《孔子圣跡圖》之“楛矢貫隼”。（圖片來源：孔子博物館官網）

孔子所一眼識破的，正是肅慎人特有的狩獵工具——楛（hù）矢石砮(nǔ)。

這個遙遠的午后，中原陳國的宮苑內，一支神秘的箭矢，悄然聯通了千里之外的東北雪原，引人遐思。2000多年后，隨著黑龍江、吉林多地相關器物的出土，這段被歲月掩埋的文明對話再度浮現。

（一）貢矢演變里的肅慎之路

肅慎（又稱息慎、稷慎），是滿族的遠古先民，也是東北地區(qū)見諸文字記載最早，與中原交往最早、最為密切的族群之一。

肅慎人創(chuàng)造了一套適應寒地森林地帶的獨特生存體系。他們用樺樹皮造船、馴養(yǎng)獵鷹追蹤獸群，不斷改進各種漁獵工具——“楛矢石砮”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楛矢，是肅慎人用當地特有的“楛”木制成的箭桿，尾端裝羽保持飛行穩(wěn)定；石砮，即石制箭頭，由堅硬如鐵的石料打磨而成。《后漢書?東夷列傳》記載了楛矢石砮的殺傷力：“長一尺八寸，青石為鏃，鏃皆施毒，中人即死。”

▲石鏃是我國東北地區(qū)考古遺存中常見的一種石器，上圖為大慶市博物館館藏石鏃，下圖為楛矢石砮還原模型。（圖片來源：大慶市博物館微信公眾號）

肅慎的楛矢石砮之貢由來已久。據《史記》《后漢書》等記載，至遲在周武王滅商（西周初年）后，肅慎便以此為貢品與中原建立聯系，被周王室視為“王命所及”的標志。

春秋時期，孔子在陳國仍能精準識別出“肅慎之矢”，說明其作為肅慎標志性物品，已成為跨越數百年的文化記憶。

▲西周時期的肅慎。（圖片來源：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漢代，肅慎稱為挹婁，生活在今松花江下游、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此時的挹婁從屬于夫余，未直接朝貢中原。但漢代典籍如《大戴禮記》等仍屢屢提及肅慎的朝貢史，以示周德遠播。

三國時，挹婁通過遼東公孫氏向曹魏進貢，獲魏明帝冊封并賜金印。至南北朝，肅慎后裔勿吉，或通過高句麗或直接向北魏、東魏進貢，貢品除楛矢外，還包括獸皮等。

唐代，肅慎后裔稱“靺鞨”，黑水靺鞨漸強，唐朝設黑水都督府實施羈縻統(tǒng)治。這一時期，楛矢石砮之貢達到制度化高峰，黑水靺鞨朝貢頻繁；與此同時，粟末靺鞨建立的渤海國也延續(xù)了貢矢傳統(tǒng)。

▲唐代靺鞨石俑（遼寧朝陽唐墓出土）。（圖片來源：澎湃新聞）

契丹滅渤海國后，靺鞨諸部遂以“女真”之名見諸史冊，受契丹統(tǒng)治。隨著鐵器普及，石砮的軍事價值下降，女真的貢品逐漸轉為北珠、人參等珍品。

金朝建立后，女真成為統(tǒng)治者，楛矢石砮退出朝貢，成為女真族源敘事的文化符號。

元代，東北設遼陽行省，驛站交通和賦稅制度取代了朝貢體系，楛矢石砮因實用價值不再，徹底退出貢物序列。到了明代，楛矢石砮雖已不見于官方記載，但仍在一些文獻里被視為“肅慎—女真”一脈的歷史符號。

清代將肅慎追溯為滿洲祖先，楛矢石砮作為祖先遺物，被納入皇家祭祀體系，使其從政治貢物轉變?yōu)槊褡逭J同的文化符號。

（二）中原“回贈”帶來深層互動

如果說肅慎的楛矢石砮是東北先民遞給中原的“名片”，那中原王朝的回贈便是打開邊疆大門的“文化鑰匙”。

20世紀六七十年代，遼寧朝陽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簡稱“喀左縣”）、魏營子文化遺址等地陸續(xù)出土了多批商末周初的青銅禮器窖藏，器類包括鼎、簋、甗等。其中不少器物的器型、紋飾乃至銘文，與中原周文化核心區(qū)（如陜西周原、豐鎬）出土的同期青銅器高度一致。

研究表明，這些國之大器很可能是通過周王朝對邊疆地區(qū)的頒賜、饋贈或經由封國（如燕國）等政治文化渠道輸入至遼西地區(qū)。

《左傳?昭公九年》所載“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既是周人基于其天下觀對北方疆域的政治表述，也是邊疆族群在政治聯系與物質文化交流（如青銅禮器的輸入）的基礎上，主動接納中原禮制、雙方共同塑造地域認同的一種體現。

▲朝陽喀左縣出土的西周“圉”簋，內底銘文顯示此為紀念圉族的首領參加周王在成周（今河南洛陽）舉行的祭祀活動而制作的。（圖片來源：沈陽市文史研究館微信公眾號）

中原對東北的文化影響，除青銅禮器外，還體現在陶器生產等技術的傳播上。例如，在遼寧岫巖北溝西山遺址的北溝文化遺存中，出土了部分具有龍山文化因素的黑陶；遼寧新民偏堡子文化中晚期遺存中，也可見到具有大汶口文化因素的陶器。

由于大汶口文化與中原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存在長期而深入的技術交流（如彩陶工藝、快輪制陶與黑陶技術），因此，遼西地區(qū)的偏堡子文化在吸收大汶口文化器物因素的同時，也間接承接了中原文化區(qū)的影響，構成了一個“中原文化→大汶口文化→偏堡子文化”的間接文化互動鏈條。

▲偏堡子文化附加堆紋陶罐，沈陽新樂遺址博物館藏。（圖片來源：沈陽新樂遺址博物館微信公眾號）

在信仰與神話層面，文獻中亦有相應印證。《山海經》記載，肅慎之地生有“雒常”樹，“中國有圣帝代立者，則此木生皮可衣也”，意即當中原圣王即位時，該樹便可生皮供衣；無獨有偶，中原神話中《淮南子》所載的“建木”，位于南方“眾帝所自上下”之地的都廣，為溝通天地之梯。

“雒常”與“建木”雖分屬不同文化體系，卻都具“溝通天地”之意向。尤為值得注意的是，“雒常”的祥瑞顯現（生皮可衣）與“中國圣帝”更替相系，這一敘事實則是將邊疆族群的自然崇拜轉化為中原正統(tǒng)的象征與文化認同，亦可視為早期中原與東北邊疆文明互動的又一見證。

▲“雒常”樹。（AI制圖）

從文獻記載到考古實證，楛矢石砮的千年歷程提醒我們，那些慣常被認為是“邊緣”的地帶，往往是充滿活力的文明“十字路口”，它們不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是積極參與并塑造中華文明的“活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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