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落幕之后，日本為快速恢復人口，手段實在不堪

1946 年開春的東京，空氣里還飄著燒過的木頭味兒。8 歲的小美穗攥著媽媽的衣角，在糧站排隊排了快倆小時，腳都凍麻了。前面的老奶奶背著半袋紅薯，走一步晃一下，嘴里念叨著 “要是我家一郎還在就好了”—— 一郎是她孫子，1944 年被征去當兵，再也沒回來。
那天排到她們的時候，糧站的人說 “今天配額又少了”，最后只給了一小把糙米。回家路上，小美穗看見街邊坐著好多拄拐的男人，要么少了胳膊，要么少了腿，還有些老太太在垃圾堆里撿菜葉子。她問媽媽 “為啥街上見不著年輕叔叔呀”，媽媽眼圈紅了，沒說話，只是把她攥得更緊了。

現在咱們看日本，總覺得是經濟發達的國家，可那會兒的日本，真就是個爛攤子。城市里的房子十棟有八棟是塌的，工廠大門都銹死了，最要命的是 —— 能干活的人沒了。后來查資料才知道，整個二戰下來，日本戰死的青壯年男性超過三百萬，這啥概念？相當于當時日本每五個年輕男人里，就有一個沒回來。
你想啊，種地要靠壯勞力吧？工廠開工要年輕人吧？就連修個路、挑個水，都得有能出力的人。可那時候的日本街頭，走十步能著著八個老人、小孩，要么就是傷殘的士兵，正經能扛事的年輕男人比黃金還稀罕。糧食越種越少，工廠開不了工，這就跟惡性循環似的，越缺人越窮，越窮越難養活人。
日本政府那時候急得跟熱鍋上的螞蟻似的，天天開會琢磨咋能把人口提上來。后來聽說蘇聯那邊也缺人，人家把女性結婚年齡降到 16 歲，生一個孩子給補貼，奶粉、布料都管夠，人口恢復得還挺快。日本一看 “這招好使啊”，結果學的時候直接跑偏了 —— 人家蘇聯是 “鼓勵”，日本直接來 “硬的”，1947 年干脆改了法律，把女性法定婚齡降到 13 歲。

13 歲啊！現在這年紀的孩子還在初中背英語單詞、躲在被窩里看漫畫呢，那時候的日本姑娘，就得被逼著嫁人。我知道一個叫山田花子的姑娘，當年就是 13 歲被催著結婚的。她本來在村里小學念四年級，數學還挺好，老師說她以后能考上東京的中學。結果有天村長上門，拿著一張紙說 “按新政策，你得嫁人了，不然家里要罰錢”。
花子的爸媽哭著求村長，說孩子還沒長熟呢，可村長也沒辦法，說 “這是國家規定，我也沒法子”。最后花子嫁給了鄰村一個 35 歲的老兵，那老兵在戰場上傷了腿，走路一瘸一拐，干不了重活。花子嫁過去第二年就懷了孕，那時候她才 14 歲，身體還沒長開，懷孕的時候吐得厲害，走路都得扶著墻。生孩子那天，村里的接生婆來了，折騰了整整一夜，花子疼得快暈過去，最后總算生了個女兒，可接生婆說 “你這身體太弱，以后生孩子可得小心”。

可哪有小心的余地啊？政府規定每戶人家最少得生五個孩子，生不夠就罰錢。那時候的罰款可不是小數目，普通家庭根本扛不住。花子后來又懷了四次，有一次懷到五個月的時候流產了，她躺在床上流眼淚，老兵蹲在門口抽煙，一句話也不說。等到花子 20 歲的時候，她已經生了四個孩子，看起來卻像四十歲的人，頭發白了不少，背也有點駝，以前喜歡的花布裙子再也穿不上了。
除了逼小姑娘早結婚，日本政府還有個更不地道的招 —— 成立 “特殊慰安設施協會”。你別聽這名字挺 “官方”，說白了就是給駐日美軍提供 “服務” 的地方。那時候美軍剛進駐日本，手里有糧、有罐頭，還有各種物資，日本政府想討好他們，怕美軍鬧事兒，就琢磨出這么個法子。
他們還到處貼廣告，說去那工作是 “為國奉獻”，不僅能優先領糧食，還能給家里換布料。好多女性都是被逼得沒辦法才去的，佐藤雪就是其中一個。她老公 1943 年戰死在太平洋戰場，留下她和一個兩歲的兒子。1946 年冬天，家里的糧缸見了底，兒子凍得直哭，她在街上看見招人的廣告，以為是去做飯或者縫衣服，就報了名。

結果去了才知道是咋回事。那地方是個大院子，里面隔成好多小房間，每天都有美軍進進出出。雪想走，可負責人說 “你已經簽了合同，走了就得賠違約金，你賠得起嗎？”。她在里面待了半年，得了一身病，后來被趕了出來，等她回到家，發現兒子已經病死了 —— 鄰居說孩子發燒，沒人管，最后沒挺過來。雪抱著兒子的尸體哭了整整一天，后來就沒人再見過她，有人說她去了鄉下，也有人說她跳了河。
更讓人心里堵得慌的是，那時候美軍在日本特別橫，有些士兵欺負日本女性，日本政府也不管，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你想啊，政府都不撐腰，那些女性能咋辦？結果沒幾年，日本就多了幾十萬日美混血兒。這些孩子里，大部分爸爸都是美軍，等美軍撤走的時候，他們就把孩子和媽媽扔在日本，自己回美國了。
小一郎就是個混血兒，他現在快 80 歲了，前幾年還接受過采訪。他說他媽媽以前是紡織廠女工，1947 年被一個美軍士兵欺負后懷了他。那士兵走的時候說 “我會回來接你們的”，結果再也沒消息。小一郎小時候跟媽媽住在一起，鄰居都看不起他們，小孩見了他就喊 “雜種”，扔石頭打他。他媽媽白天出去撿垃圾，晚上回來縫衣服，勉強能讓他吃飽。

后來媽媽得了肺結核，沒錢治，在他 10 歲那年走了。小一郎成了孤兒，去孤兒院待了沒幾天就跑了 —— 孤兒院的孩子也欺負他，搶他的飯。他開始在街頭流浪，撿別人剩下的飯團，冬天就躲在橋洞底下。有一次他偷了個面包，被老板追著打，腿被打斷了，后來走路一直有點瘸。他說他這輩子最恨的就是 “戰爭” 這倆字，“要是沒戰爭，我媽媽不會那么苦，我也不會像條狗一樣活著”。
就算搞了早婚、慰安所，日本人口還是漲得慢 —— 畢竟年輕男人太少了。政府又想出個招，就是 “默許一夫多妻”。雖然法律上不允許，但只要你能生孩子，一個男人跟好幾個女人過，政府也不管。鈴木健一就是這么個人，他當年 28 歲，沒在戰爭里受傷，身體好，村里就撮合他跟三個寡婦一起過。
這三個寡婦都有孩子，最大的 12 歲，最小的才 4 歲。鈴木家每天跟打仗似的，早上起來要做七口人的飯，白天他去工地干活，三個女人輪流種地、喂豬、縫衣服。晚上回來，他得幫孩子們洗澡、講故事，有時候一個孩子哭，其他幾個跟著哭，他頭都大了。雖然人多，但也窮，孩子們的衣服都是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冬天只有一件厚棉襖，誰出門誰穿。

鈴木后來跟人說，他那時候最大的愿望就是 “孩子能多活幾個”—— 那時候醫療條件差，孩子容易生病，有一次小女兒得了肺炎，沒錢看醫生，他抱著孩子跑了幾十里路，找了個老中醫，才算把孩子救回來。他說 “我不是想娶三個老婆，是沒辦法，她們都是沒了丈夫的人，我不幫她們，她們活不下去，國家也需要孩子，我只能這么做”。
就這么折騰了二十年，到了 60 年代，日本人口總算恢復得差不多了。更巧的是，那會兒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給日本好多訂單，讓日本生產炮彈、衣服、罐頭，日本經濟一下子就起來了。東京蓋起了摩天大樓，新干線跑得比火車還快，街上到處是汽車，看起來特別風光。
可沒人提那些 13 歲就結婚的姑娘，她們的身體垮了，一輩子都在生孩子、帶孩子，連自己的名字都快忘了；沒人提那些在慰安所里死去的女性，她們的照片被燒了，名字被抹了，就像從來沒活過一樣；也沒人提那些混血兒，他們在歧視里長大，一輩子都活在 “異類” 的標簽下。
有一次我去日本旅游，在東京街頭看見一個老奶奶，坐在長椅上喂鴿子。導游說那老奶奶可能就是戰后早婚的女性，一輩子沒讀過書，沒工作過，就圍著家庭轉。我看著她的背影，突然想起花子、雪、小一郎，還有那些沒留下名字的人。日本的 “經濟奇跡” 確實厲害，可這奇跡的底下，埋著多少姑娘的青春、多少孩子的眼淚啊？
現在的日本總說 “尊重女性”，可他們很少提這段歷史。就像一件漂亮的衣服，里面破了個大洞，他們就把洞遮起來，假裝看不見。可那些痛苦是真的，那些犧牲也是真的，就算過了幾十年，也不該被忘了。畢竟，一個國家的歷史，不光有風光的時刻，更該有那些需要記住的、不那么體面的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