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黨領導人自知罪孽深重，擬以200斤黃金贖罪，后卻攜重金消失

老覃在昨天發布了《任弼時初到蘇區，就處決了一名紅軍團政委，其中的斗爭有多慘烈？》一文到“覃仕勇說史”上，文中講到：段良弼、謝漢昌、劉敵、李白芳等人惡意分裂紅軍，在富田的群眾大會上發起了“倒毛”反革命暴動，高呼“打倒***”的口號，惡毒攻擊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甚至四處張貼“毛澤東勾結白軍反水”，“打倒***，擁護朱彭黃”等反動標語，其行徑令人發指。

老覃在大前天發布的《關于李韶九捅出的簍子，毛主席后來兩次談到，稱：我那時犯了錯誤》一文中也講到，大敵當前，毛主席彼時的主要工作是調兵遣將應對蔣介石發起的第一次“圍剿”戰，并沒有過多的精力來關注這一場反革命暴動。

老實說，蔣介石對于這次“圍剿”，那是下足了血本的了。一共動用了11個師又3個旅共計10萬兵力，其中，第18師師長張輝瓚為前線總指揮，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為總指揮。

國民黨軍第十八師張輝瓚部于1930年12月20日進占東固，看到了那張“毛澤東勾結白軍反水”的標語，歡喜不盡，吩咐人打出了“歡迎毛潤之先生反正”的標語。

老覃順帶補充一下，原本，毛主席為了打破敵人此次“圍剿”，曾一度想把戰場預設在富田、東固等地，卻因為段良弼、謝漢昌、劉敵、李白芳等人的倒施逆行，此戰略構想被迫流產，形勢一度陷入被動。

而張輝瓚率部進入東固后，誤走誤闖，與公秉藩部發生了一場混戰，損兵折將不說，還遭到了蔣介石的臭罵。

張輝瓚素有“張屠夫”之惡名，被罵之后，惱羞成怒，下令在東固焚燒和屠殺三天，聲稱“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

如此一來，大批東固群眾慘遭橫禍，蒙受到了滅頂之災。

而段良弼一伙卻在反動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他們非法成立了“江西省行委”和“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攻打紅軍大學第三分校，并分三路追擊紅軍大學的學生軍，首開“紅軍打紅軍”的惡例。

江西省行委特派員陳正人帶領紅軍一個連協同贛西行委前往北路行委途中，也同樣遭到了襲擊，贛西行委被沖散，紅軍一連人被殲。

話說回來，段良弼等人為什么會走到如此喪心病狂的地步呢？

老覃在九月初發布過《大家都知道徐海東借銀元的事，但也應該永遠銘記李文林送銀元的事》一文，文中講到，紅4軍在1928年的年底，為了化解敵人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起了第3次“會剿”，被迫舉行了開始了一場在閩粵贛三省交界內游走“小長征”，并于1929年2月17日，與李文林領導的紅2、4團在東固勝利會師。

當時的紅4軍已經成疲憊之師，得到了紅2、4團一次性接濟的五千塊大洋。

不過，在這次會師過程中，朱德、陳毅等人都感到了東固的地方宗派主義在強烈地抵制著外來的上級的領導，包括減租減息、土地革命等運動，因此“不敢堅持限令東固地區的共產黨領導人依照其所獻身的黨的綱領和政策辦事”。

其中最惡劣的事件，是地方宗派主義組織武裝公開搗毀分田的革命委員會。

江西省委為此一度批評東固根據地為“糜爛地方”。

1929年5月，向以工作工風強硬著稱的馮任，擔任了贛西特委書記，在東固推行減租減息，結果在行動上遭到了“穿小鞋”，經濟上遭到了“掐脖子”，工作最終癱瘓。

1930年2月，馮任被迫轉往武漢，擔任了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兼農委書記。

贛西、贛南、湘贛邊3個特委在“二七陂頭會議”上合并為了贛西南特委，擔任書記的是大能人劉士奇。

可是，大能人劉士奇在開展分田分地運動時，不但遭到強烈抵制，還遭到造謠污蔑，被批判為“農民意識”，職務被撤。

馮任和劉士奇之所以干不下去，就是因為觸犯到了地方宗派主義者的既得“革命利益”。

毛主席是土地革命的最堅定領導者，當他指揮紅4軍由閩入贛，則他被地方宗派主義所忌恨就不足為奇了。

羅坊會議上，贛西南地方黨竟然公開宣布脫離總前委的領導，以“上級”姿態“糾正”總前委的“錯誤”。

“倒毛”反革命暴動發起之后，出身于富農地主階級的謝漢倡、段良弼、李白芳等人，更是以“江西省行委”的名義致信湘東南行委及湘東獨立師師委，繼續對毛主席和總前委進行攻擊和誣陷，高呼“反對分田”，“反對打吉安”，“反對誘敵深入”。

他們誣蔑毛主席的“誘敵深入”策略是“縱敵不打，只顧逃命”。

然而，12月29、30日，毛主席將國民黨軍第十八師主力誘至龍岡，驟然發起攻擊，“前頭捉了張輝瓚”，殲滅了張輝瓚以下9000余人，取得了空前的勝利。

段良弼等人慌了，決定采取補救措施。

這個補救措施共有兩個。

第一個，曾模仿毛主席的筆跡寫信給古柏以離間毛主席的彭德懷的叢允中，跟隨中央特派員劉作撫去總前委請罪。

第二個：由段良弼去上海向黨中央匯報事變的經過。

段良弼為了減輕罪愆，倡議籌集200斤黃金送往中央。

但是，段良弼動身之時，身上只攜帶了幾十兩黃金。且到了上海之后，就像人間蒸發了一樣，離奇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