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囚犯島到網紅島，這座城市不為人知的一面

很多時候，當我們去一個城市旅游，往往只能浮光掠影般領略一座城市的風光，就好比在異域他鄉邂逅一名女子。

我們擦肩而過，殘留在腦海里的，往往是美人的皮相之美，至于美人內在的風骨之美，往往無從得知。

如果每到一個地方，都有深諳當地歷史文化風情的文化導游，或者，一本類似《文化苦旅》這樣的行者散文，在那個城市走一圈下來，旅行的體驗一定是大大不一樣了。

對于喜歡在冬天飛往澳洲旅游的我們來說，簡·莫里斯和她的這本《悉尼：帝國的絢爛余暉》正是這樣一本澳洲歷史文化散文。

在分享這本書之前，我們先來聊聊今天這位比悉尼人還了解悉尼的英國旅行作家。

她叫簡·莫里斯，英格蘭威爾士人，1926年出生，參加過二戰，戰后在《泰晤士報》《衛報》做過多年記者。

1953年，英國派探險隊登頂珠穆朗瑪峰，簡·莫里斯作為隨行記者獨家報道了此新聞，從此一舉成名。

盛名之后，莫里斯的足跡繼續前行，她寫過新聞報道，寫過詩歌，寫過入圍布克獎的小說，但她最引人矚目的成就，還是一系列的文化旅行散文。

進入耄耋之年之后，莫里斯曾不無自豪地說：

“無論如何，作為一個新手和老兵，一個男人和女人，一個記者和有抱負的書寫者，在這半個世紀中，我游歷了這個世界，并且寫下了它。

簡·莫里斯

用莫里斯自己的話說，她在半個世紀中“游歷了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陸，觀察了許多歷史事件，描寫大多數的大城市，采樣世界上的許多文化，從骨子里感受某些劃時代的改變，并一直記錄著世界對自己的影響。”

很顯然，莫里斯的游記是獨特的，一方面，莫里斯足跡所到之處非常廣闊，這一點，是同時代女作家望塵莫及的，另一方面，她的情緒和語言又比大部分男性作家的更敏感細膩。

因此，莫里斯的游記，如果用風光紀錄片來比喻的話，就是既有恢弘的全景式鏡頭，也有細微的局部特寫，幾乎每一本都是精良之作。

回到這本完成于1991年的《悉尼：帝國的絢爛余暉》上來，從副標題“帝國的絢爛余暉”這七個字中，我們不難判斷，這不是一部描寫悉尼自然景觀和城市風光的普通游記。

莫里斯的關注點，是大英帝國在它曾經的殖民地悉尼留下的歷史痕跡。

莫里斯第一次到悉尼，是在1962年，當時她發出了“天啊，糟透了”的尖叫，在她看來，悉尼不過是一個被郊區圍繞的港口——它的出身讓人反胃，它的脾性粗俗，它的居民邋遢，總的來說，它是一座二流城市。

而后，作為一個大英帝國歷史的狂熱愛好者，在接下來的三十年中，莫里斯不斷造訪悉尼，她走遍了悉尼的每一個角落，細致梳理了它的全部歷史。

可以說，在寫作本書的時候，她已經比絕大部分悉尼人更了解悉尼了，她在這座曾經的殖民城市里發現了衰敗的帝國的殘骸，一些壯觀而且光彩奪目的東西。

到底，莫里斯眼中的悉尼，散發著怎樣的帝國余輝呢？請跟隨作者的筆觸，一起進入莫里斯的悉尼文化之旅。

1.兩百年前的歷史血脈，鑄就了今天悉尼的一切

了解過澳大利亞歷史的朋友，應該還記得悉尼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

今天這座位于澳大利亞東南沿岸的城市，在當年不過是夾在太平洋和藍山之間的一塊盆地。

1770年，英國皇家海軍的庫克船長駕駛“奮進”號抵達澳洲海岸，將這塊大陸命名為“新南威爾士”，在那次航行中，庫克發現了杰克遜港，但急于回家的他并沒有將船駛入。

17年后，大英帝國失去了美國殖民地，想起這塊“無主之地”，英國政府派遣艦隊以女王的名義殖民“新南威爾士”，艦隊總指揮也是殖民地總督皇家海軍亞瑟·菲利普船長，指揮艦隊于1788年1月21日駛過了悉尼海角。

船上除了幾百名水兵，還有幾百名罪犯，后者是這次遠征成行的主要原因——大英帝國的監獄已經人滿為患，權貴們急于將這些人脫手，流放到自己看不到的地方。

1月26日，遠征隊將英國國旗插在了悉尼的土地上。這是悉尼建城的開始。

我想，每一個初次抵達悉尼的朋友，一定對悉尼贊不絕口，它自然景觀優美怡人，海港更是堪稱一絕。

但建城之初，悉尼的情況卻異乎尋常地困難、混亂。這里土地貧瘠，灌木深邃，野生動物令人膽戰心驚，土著讓人摸不著頭腦。

更要命的是，建城的主力軍，那些分批抵達的犯人們，不僅毫無修建房屋的才能，還極其粗野乃至邪惡，那些看護他們的士兵，也是一幫冷血無情的烏合之眾。

這樣一群人被放逐到一塊與文明隔絕的蠻荒之地，情形如何，不難想象。歷史從來不是在脈脈溫情中創造出來的。

阿瑟港監獄

在這本書里，莫里斯根據史料，對悉尼建城之初的日常生活畫面作了這樣的描述，在她筆下，穿越回兩百多年前看到的悉尼是這樣的：

一群群衣衫襤褸的男犯人，在鏗鏘聲中燒鑄鐵器，積習難改的女犯人，吊高了嗓子喊著臟話粗語；到處都是士兵，帶著高聳的帽子，佩著盛氣凌人的步槍刺刀；

罪行較輕的犯人坐在倉庫里，無處泄欲的水手爛醉在酒館，而土著民們，或一絲不掛，或穿著英國人丟棄的破衣服閑晃著。

小袋鼠和小雞到處東走西跳，籠子里的鳳頭鸚鵡，尖聲厲叫著，豬和羊在公共墓地的墳墓間閑逛，那些豬有時候也會停下來，巴望著啖食山羊。

成百上千破衣爛衫的流浪小孩，在大馬路上游蕩；港灣外的品奇哥特島上，一個被絞死的愛爾蘭人的骷髏，被掛在那里蕩來晃去，以儆效尤……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悉尼存在的意義就是大英帝國的流放地，一座開放式監獄，一把原始自然之鎖——被夾在高山和大洋之間的犯人們，幾乎不可能從這里逃脫。

到了維多利亞時代，它開始從蒙昧狀態中脫身。

犯人的運送停止了，大量自由移民涌入，本地出生的人口也增加了，穿越藍山的道路被開辟出來了，社會秩序趨于穩定，因為海上貿易和羊毛生意，經濟實力蒸蒸日上。

1856年，悉尼成為了新南威爾士自治殖民地的首府，隨著大英帝國走向鼎盛，這座新興的城市已經儼然是一處稱職的帝國前哨。

不過，它原本的居民，一個名為愛奧拉的土著部落，也徹底消失了。

對現在的悉尼來說，兩百多年前的殖民地經歷，早已恍如隔世，但在莫里斯如探照燈般的目光檢索下，這個城市的起源不僅深深影響了它的城市規劃、它的建筑風格、它的語言習慣，也抵達了其居民的心智。

悉尼人的勇敢、隨性、冷漠、諂媚，還有骨子里自相矛盾的平等主義和種族主義，都能在它作為流放地和殖民地的歷史中找到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