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石，朱楓，陳寶倉，已相繼被追封為烈士，聶曦至今未被追封？

同是1950年臺北馬場町刑場上倒下的英烈，吳石、朱楓、陳寶倉早已被追封烈士，骨灰陸續歸鄉，可多年來總有人問：跟他們一起犧牲的聶曦，為啥遲遲沒被認可？其實這是場延續了近七十年的誤解，背后藏著隱蔽戰線最揪心的無奈。

聶曦是福建福州人，1917年生，早年間跟著吳石從軍，從第四戰區的少校副官一路做到國民黨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交際科上校科長。很多人不知道，福州解放前夜，是他和戰友化裝成搬運工，把數十箱國民黨軍事絕密檔案——里面全是兵力部署圖和海防計劃——冒死藏進福建省研究院書庫，后來這些檔案全交給了解放軍。1949年8月，他跟著吳石赴臺，雖然名義上調離了副官崗位，實則成了吳石和朱楓之間的“情報中轉站”。

那時候吳石搜集到的《臺灣戰區戰略防御圖》《海軍基地部署》等絕密情報，都是經聶曦手轉交朱楓，再設法送回大陸。聶曦雖未直接見過華東局特派員，卻通過地下交通員傳遞過三次加密情報，只是這些對接均無書面記錄，僅靠交通員口頭轉述。1950年1月蔡孝乾叛變后，也是聶曦冒著風險給朱楓送去吳石簽發的特別通行證，安排她往舟山撤離。可沒人想到，朱楓剛到舟山就被捕，聶曦很快也被盯上，特務從他住處搜出情報傳遞的痕跡，二話不說就下了獄。

在牢里，特務用了各種酷刑，聶曦愣是沒吐露半個字。臺灣解密的“自白書”里，他只工整寫下自己的任職履歷，末了那句“希望從輕處理”，后來被臺灣學者解讀為情報人員的生存策略，絕非真的屈服。1950年6月10日，他和吳石、朱楓、陳寶倉一起站在了馬場町刑場，年僅33歲，連張完整的遺照都沒留下。

可犧牲后的幾十年里，聶曦的名字確實“沉寂”得厲害。反觀另外三位：朱楓1951年就被上海市政府追認為烈士，陳毅市長親自簽署證書；陳寶倉1953年拿到毛澤東簽署的烈士證，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批準，證書編號“烈字第003號”，骨灰葬進八寶山；吳石1973年經國務院追認烈士，后來遺骸也遷回大陸。為啥唯獨聶曦的認可來得這么晚？

關鍵卡在了“身份認定”上。吳石、朱楓、陳寶倉的中共組織關系都有明確記載：吳石經何遂介紹與華東局建立聯系，朱楓是資深地下黨員，陳寶倉早與組織有直接對接。可聶曦不同，至今沒有公開資料能證明他履行過正式入黨手續，他與組織的交集多是間接的——要么通過朱楓傳遞情報，要么靠交通員對接，沒有組織內部的書面備案。在那個講究組織程序的年代，這成了追封的最大障礙。

更麻煩的是資料缺失。聶曦犧牲后，臺灣特務銷毀了他的戶籍資料，對外宣稱他“無嗣”。他的妻子高秀娟被逼精神崩潰，無奈改嫁，子女要么被秘密送回大陸，要么在親戚家顛沛流離，連族譜都沒能完整記錄他的事跡。大陸這邊，由于兩岸隔絕，他的情報工作細節大多依附于吳石案，單獨的佐證少之又少。1987年兩岸開放探親后，聶家后人開始找線索，可問遍老鄉、查遍公墓，要么說“沒聽過這名字”，要么說“墳早就平了”。

轉機出在近些年。2011年，福建省民政廳開始牽頭核實聶曦的事跡，工作人員跑遍福州、臺北的檔案館，比對臺灣解密的吳石案檔案和聶氏族譜，還找當年的地下交通員后代取證。2013年，聶曦正式被追認為革命烈士，同年北京西山無名英雄廣場落成，他的雕像和另外三位烈士并肩而立，名字被刻在紀念碑上。拿到燙金的“革命烈士”證書時，聶曦的孫子聶宏特意去了西山廣場，把證書復印件放在紀念碑前，輕聲說：“爺爺，咱們終于等到這一天了。”

現在再看這段歷史，最讓人唏噓的不是“晚到的認可”，而是那些藏在黑暗里的人，連證明自己的痕跡都差點被時光抹去。聶曦不是“沒被追封”，只是他的英雄印記，比別人多埋了幾十年。那些問“為何不封”的人，或許該想想：還有多少像他這樣的英烈，連被追問的機會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