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付那么一點點工資，怎么能指望他們負責任呢？”

“只付那么一點點工資，怎么能指望他們負責任呢？”

在中國大大小小的城市里，到處都可以看到保安的身影。

從2021年7月份的統計數字來看，中國保安人數已經高達640余萬，此后應該有所增長。最近幾年，網絡平臺上保安的聲音逐漸增多，甚至有些年輕人也開始選擇進入這個行業，同時略帶心酸地調侃道，一畢業就當保安，可以少走四十年彎路。不過總體而言，這個龐大的群體仍然像是“透明”的，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們會什么時候出現，又是什么時候離開的。

在新書《大門口的陌生人》中，人類學者何襪皮老師深入保安群體，在某大型小區的物業公司進行了九個月的實習，觀察并參與了保安的日常工作，為讀者揭開了這群“熟悉的陌生人”生活的一角。

她發現，保安被夾在物業和業主中間，要同時滿足保安公司、物業和業主三方的需求。他們不善于表達，但在工作和生活中其實同樣渴望尊嚴與安穩，同樣有著自己的恐懼。

而我們的讀者，也有話說......

| “我也想和門口的保安聊聊”

Wasabi（深圳） /文

2020年，我在香港留學。考慮到安全、新冠疫情等多方面的因素，我選擇多支出費用，選擇了香港大圍名城小區，和五人共享一個三居室——兩個單間、一個主臥雙人間（含一個衛生間），客廳隔出了一個房間。其實有點像大地小區里好點兒的群租房。這是個高端的封閉式小區，內里設施完善，包含健身房、卡拉OK等付費設施供業主使用。進門需要嚴格的門禁，拜訪不僅需要登記，還需要打電話到房間里確認拜訪人才能進入。

進入小區樓，有西裝革履的保安為你打開透明的門，用三種不同的語言問候你——當然取決于你是哪里人，內地就說普通話“你好”，香港人就說粵語，外國人就說hello。我經常買菜回來，提著大包小包的物品，保安還會幫忙提進電梯里。每次出門離開小區樓，也有保安幫忙開門說have a good day。這實在是太符合書中寫的中產高端小區了。

有一件事很有意思，我剛到香港的時候需要隔離14天，帶著有定位的居家隔離手環，不能離開家里。當時我不知道怎么扔垃圾，于是把垃圾放在了家門口，以為物業保潔會幫我扔掉。沒過半小時，物業打電話到家里，說有隔壁業主投訴，垃圾不可以放門口。或許我的行為影響到了住在這里的中產階層。

這個小區非常昂貴，我住的單間臥室大概四五平米的樣子。和其他人共享衛生間和廚房、陽臺，每個月折合人民幣五千三左右。這個小區是留學生的熱門小區，港中文、港城、港浸會的學生都會選擇住在這里，一個套間隔成了一個個的小房間。每棟樓也會有類似文中的“管家”，或者是保安？我記得我每次出居住樓，會有三個人，兩個人在前臺做接待，一個人是幫忙開門的保安；然后小區的每個入口又會有不同的保安，大門更是有接待處、保安、物業等接待人員。當然，他們的胸牌上寫了名字，但我從來沒有留心關注，我跟他們經常說話——每次出門，每次進門，但我們從來沒有真正交談過。他們也很有邊界感，保留著對住戶私生活窺探的克制，從不多問，從不多聊。

2022年，我來到深圳工作，住的第一個公寓是在城中村的旁邊，只有八樓，然后整棟樓用一個電梯。樓里也有一個管家+保安，個子不高，但是精瘦，皮膚很黑，約莫五十多歲的樣子，好像姓吳，大家叫他吳叔。他每天都坐在電梯樓的位置看守進出人員。他的職能不僅是保安，還是物業，因為燈泡壞了、哪里漏水等等，都找吳叔。他記得所有租客的姓氏，會問起大家的工作，甚至了解一些租客的出行動線——周末出門，吳叔就問：“哎呀，去約會/打球呀？”吳叔和這里的租客很親密。但租客對吳叔一無所知。

在這棟公寓里住的第三個月，一次我加班到凌晨回去，吳叔不在。電梯里有三個醉醺醺的男人。半個月后，我因為害怕再發生類似的情況，放棄押金，搬離了這棟公寓。

我住進了一個24小時安保的小區，保安一直坐在居民樓的進出口。穿著很像警察制服的制服。他不會像香港保安一樣為我開門，也不會幫我拿行李，他們只是坐在那里——很多住戶也經常對保安不滿。但確實，幫助租戶也不是保安的工作，守護這座樓，不讓可疑人員進出，才是他們的工作。我住這里三年了，保安換了一波又一波。都是年輕人，他們可能是書中的杭靜、阿德、甚至小兵……

國慶假期結束了，我馬上要從老家回深圳了。我也想和門口的保安聊聊。

| “職業無貴賤。以前我認為。”

豆包子齁兒咸 /文

職業無貴賤。以前我認為。

等一下，七八年前我好像還勸阻了一個朋友的相親局，只因為相親對象的職業是保安。一半原因是替朋友擔心，年輕男性在這個行業的發展前景一眼就能望到頭，而且門檻極低的行業的從業人員素質如何確保？另一半原因則是替自己考慮，聚會時我要怎樣坦然介紹——「我有個姐夫是做保安的。你們公司有沒有好介紹？」

從這點上來說，七八年前的我果然還是雙標怪。全是虛偽正確的口嗨狗p。職業無貴賤的前提是，我可以每天笑笑笑地平視每一位我認識的服務業工作人員，前提是他們不會出現在我的親密人脈關系網里。

職業無貴賤。現在我認為。

大概是又老了五六七八歲，所謂的面子里子都不再重要。貴業賤人和賤業貴人又比從前多見了不少，太知道職業跟文化、學歷跟素質、地位跟人品、階層跟能力并不能劃等號。也早就過了需要靠炫耀性消費來彰顯「我和你不一樣」，以期獲得有了某種社會地位象征的認證的年紀。

不過，也可能是因為交好的朋友都結婚了，余下的都是跟我一樣是確定不婚的，所以我才敢信誓旦旦地說并不介意某位姐夫的職業高低貴賤的豪言壯語？也許吧。

|“師傅，你好”

菲苾（上海）/文

2020年春節前，聽鄰居阿姨說，分管我們支弄的小區門衛孫師傅被辭退了，幾天后就要走。那么突然。再去打探，方知物業把所有支弄的門衛都清走了，另請了保安公司，以后只有小區大門設立保安，支弄不再設立。

孫師傅臨行前，我去看他，見他有時夜里伏案在門房間那張破舊的桌前讀報紙，抄抄寫寫，于是送他一支鋼筆作為離別禮物，但歷年送他的春聯猶豫著還是沒送出去。上個世紀末，小區竣工，分配到新房的職工們歡喜地入住新房，江蘇小伙孫師傅也在上海找到了工作——小區門衛。雖然直到被辭退的那年，微薄的千元月工資讓人到中年的孫師傅和愛人還得起早貪黑風雨無阻地回收變賣廢品來補貼家用，但好歹他們在這個大城市有一間可避夏雨不畏冬風的屋子。十來平米的屋子，是門房辦公室，也是家。房間里最大的區域被門衛辦公用的桌子占據，后方有一間斜角的小房間可放一張床，再旁邊是一小塊剛夠放下馬桶的小隔斷。整個房間黑黢黢的，靠幾塊老式單層玻璃透進光。近三十年后，青年生出華發。我問孫師傅，回老家后怎么打算？依然是那張帶著羞赧的笑臉，說，先給女兒帶帶孩子吧。

去年，孫師傅曾工作和居住的那間屋子終于被想起。居委將這簡易水泥房整理出來，請上海美院的藝術家做成社區藝術館，展出藝術裝置。五光十色的燈管在夜間輪次閃爍，居民們邊好奇地討論這是什么，邊不置可否地走出房間。一年多過去，社區藝術館里還是那堆燈管。

2022年春天，每每下樓“放風”，經過孫師傅那間屋子時，我都替他慶幸，還好他不在上海了。那樣的三個月他們要怎么生活呢？物業會照發工資嗎？廢品回收一定是被叫停的。

孫師傅現在在哪里，做著什么樣的工作呢？讀著何襪皮的這本《大門口的陌生人》，我又想到這個愛穿襯衫、工裝褲，捯飭得干凈利落，斯文得不像門衛的門衛。

2020年孫師傅離崗回鄉；2017年作者何襪皮搬進上海大地小區，決定參與觀察保安。而她所寫的這些保安恰好是頂替了孫師傅的那類保安，也是目前上海大部分社區所雇傭的那類保安。他們受雇于民營保安公司，服務于物業和業主。他們都來自外地，更年輕，穿統一制服，更禮貌，行事言語都被公司規訓過。

然而，透過作者的觀察、交談、記錄、書寫，我們發現，他們的命運似乎和孫師傅那輩人沒有什么本質的差別：將青春留在一個隨時會拋下他們的他鄉。

在《大門口的陌生人》和大家見面后，有越來越多人對保安群體有了更多的關注。

在這次與三明治合作的共讀活動中，諸如上述三位，很多朋友都寫下了自己的想法，以及他們本人和保安群體的一些小故事。

這些鮮活的故事后，我們不禁感嘆一本書的傳播不僅僅是作者對讀者的單方面輸出，而是雙方流動的、雙向的啟發。

非虛構的精妙之處在于，它鼓勵每個人都成為生活的觀察者和記錄者，就像這本書的推薦人項飆老師所說——

“把個人的經歷問題化，就是一個了解世界的具體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