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途”：楊振寧與鄧稼先

1971年，楊振寧先生首次訪問新中國，向分別二十多年的摯友鄧稼先提出了一個縈繞心頭已久的問題：中國的原子彈是不是中國人自己造出來，是不是外國人幫忙？

在征得組織同意后，鄧稼先給即將離開中國的楊振寧送去一封信，確認了中國的原子彈沒有外國人參與，更在信中談及“人生的意義”——“遵照毛主席所說，‘成千成萬的先烈，為著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吧！’”如信中所言，鄧稼先將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祖國。

五十年后，楊振寧在百歲生日上動情回應：“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說，我這后50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矚望，我相信你也會滿意的。”

01 兩種選擇，一樣丹心

楊振寧與鄧稼先的友誼始于童年時代。兩人都是安徽知識分子家庭出身，楊振寧年長兩歲，由于額頭較大，人送外號“大頭”；而鄧稼先因性情憨厚，被大家笑稱“老憨”。同鄉、同校、同赴美、志向相投，“大頭”和“老憨”的友誼伴隨二人的成長經歷不斷夯實。

1945年，23歲的楊振寧赴美留學，父親陪他去等公共汽車，四個弟妹依依不舍，母親卻很鎮定，眼前的兒子，奔向的是世界上最頂尖的科學界。鄧稼先也隨后赴美深造。

1950年，鄧稼先在美國獲得物理博士學位后，放棄了優越的工作條件和生活環境，毅然回國。而楊振寧則選擇留在美國繼續他的物理學研究。

這一分岔的人生道路，成就了兩段不一樣的輝煌人生。鄧稼先消失在公眾視野中，隱姓埋名二十八載，投身于中國的核武器研制；楊振寧則在1957年10月，與李政道一同站上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領獎臺，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中國人。

當鄧稼先在飛沙走石的戈壁試驗場上埋頭苦干時，楊振寧正站在世界物理學的前沿探索。兩人的生活環境與工作條件形成鮮明對比：鄧稼先搞“兩彈”總共得了20元獎金，而楊振寧獲得的諾貝爾獎金高出鄧稼先十萬倍。

02 學術成就與歷史地位

在科學貢獻上，楊振寧的成就是舉世公認的。1956年，他與李政道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定律”，顛覆了物理學界長久以來被視為圭臬的“宇稱守恒”定律。這一發現改變了人類對基本粒子世界的認知。

不過，楊振寧更重要的貢獻是提出了楊-米爾斯規范場論。鄧稼先曾表示：“如果不是諾貝爾獎規定每個人只能在同一個領域獲一次獎的話，楊振寧應該再獲一次諾貝爾獎。YANG-Mills場（楊-米爾斯理論），就是規范場，他在這方面造詣非常高。”

鄧稼先則是我國核武器研制與發展的主要組織者、領導者，創造了科學史上的奇跡，完成了蘇、美、英等西方國家幾代科學家完成的任務。他擔任原子彈、氫彈的理論設計負責人，解決了中國原子彈試驗成敗的關鍵性數學難題，被譽為“兩彈元勛”。

1971年，楊振寧先生訪華，他的訪問為中美學術交流打開了大門。他自己曾表示：“在1972年，第二次到中國旅行的時候，我已經打定主意，作為一個美國的華裔科學家，我有責任幫助這兩個與我休戚相關的國家，建立一座了解和友誼的橋梁。我也感覺到，我應該幫助中國在科技方面的發展。”

此后，楊振寧在推動中美建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77年，他出任“全美華人協會”主席，更加積極地推動中美兩國關系正常化。協會在《紐約時報》上刊登給時任總統卡特的公開信，敦促美國政府與中國建立“完全的外交關系”。

2003年，楊振寧回國定居并在清華大學任教，他將家安在清華園，取名“歸根居”。他回憶說：“我一生走了一個大圈。”2017年，已至耄耋之年的他放棄美國國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身份。

03 輿論場的誤讀與真相

長期以來，輿論場不乏對楊振寧的各種非議，有的出于誤解，有的出于偏見。這種非議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回國養老說”“利己主義論”以及對其私生活的批判。

有網友評論稱：“楊振寧真是精，回來養老了”“最好的科研生涯留在國外，老了回來找尊敬來了”“突然心疼起五六十年代堅持回國的科學家們”，甚至有網友將楊老定義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此外，2004年，82歲的楊振寧與28歲的翁帆結婚，這段年齡懸殊的婚姻也成為一些人批評的焦點。

面對這些質疑，事實卻提供了不同的答案。楊振寧回國后，將清華發給他的工資全部捐出，用于引進人才和培養學生。他還向清華大學捐款六百多萬美金，協助國家建設二十多座物理學實驗室。

對于“回國養老”的說法，有網友指出：“以楊振寧的學術地位，真的不需要回國蹭飯。以他諾獎獲得者的身份，去世界哪個國家不能養老？其實楊振寧回國二十多年了，可以說晚年的事業就在中國，就在清華。”

在楊振寧95年的漫長歲月里，他沒有做過任何對不住祖國之事，反而是做出了很多不可替代的貢獻。他具有很深的科學素養和人文素養，對中國、中華民族抱有很深的感情。

04 共同途：科學報國的兩條道路

楊振寧和鄧稼先的人生軌跡，代表了20世紀中國科學家兩種不同的報國方式。

鄧稼先回國投身核武器研制，用行動證明中國人也可以造原子彈；而楊振寧則留在國際科學前沿，證明中國人也可以獲得諾貝爾獎。兩人雖然路徑不同，但最終都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95年1月，楊振寧在接受記者訪談時道出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貢獻：“幫助改變了中國人自己覺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我想我在科學工作的成就幫助中國人的自信心增加了。”在民族飽經憂患的年代，國人常懷自卑，而楊振寧卻以一座諾貝爾獎向世界證明：中國人憑借不懈的努力，同樣能夠攀登科學的高峰。

鄧稼先則為中華民族打造出“核盾牌”，讓中國人在很多事情上有了選擇權。沒有鄧稼先，中國可能還要在核威脅下摸索更久。正如楊振寧在《鄧稼先》一文中所寫：“鄧稼先是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所孕育出來的有最高奉獻精神的兒子。”

2017年，楊振寧放棄美國國籍，回歸中國公民身份。彼時，這位95歲的老人已經見證了一個世紀的風云變幻。他在清華園的草坪上與學生親切交談，在講臺上為年輕學子傳遞薪火。

楊振寧曾將中華民族的發展，比作從長夜到曙光再到晨曦的過程。2007年出版《曙光集》時，他認為改革開放30年，中華民族終于看見了曙光；數年后完成《晨曦集》時，他看到“曙光已轉為晨曦”。

兩位科學巨匠的故事見證了個人命運與民族復興的交織。楊振寧與鄧稼先，用各自的方式詮釋了“共同途”的深刻內涵——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道路可選擇，但初心不可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