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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楊振寧先生首次訪問新中國,向分別二十多年的摯友鄧稼先提出了一個縈繞心頭已久的問題:中國的原子彈是不是中國人自己造出來,是不是外國人幫忙?
在征得組織同意后,鄧稼先給即將離開中國的楊振寧送去一封信,確認了中國的原子彈沒有外國人參與,更在信中談及“人生的意義”——“遵照毛主席所說,‘成千成萬的先烈,為著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吧!’”如信中所言,鄧稼先將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祖國。
五十年后,楊振寧在百歲生日上動情回應:“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說,我這后50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矚望,我相信你也會滿意的。”
01 兩種選擇,一樣丹心
楊振寧與鄧稼先的友誼始于童年時代。兩人都是安徽知識分子家庭出身,楊振寧年長兩歲,由于額頭較大,人送外號“大頭”;而鄧稼先因性情憨厚,被大家笑稱“老憨”。同鄉、同校、同赴美、志向相投,“大頭”和“老憨”的友誼伴隨二人的成長經歷不斷夯實。
1945年,23歲的楊振寧赴美留學,父親陪他去等公共汽車,四個弟妹依依不舍,母親卻很鎮定,眼前的兒子,奔向的是世界上最頂尖的科學界。鄧稼先也隨后赴美深造。
1950年,鄧稼先在美國獲得物理博士學位后,放棄了優越的工作條件和生活環境,毅然回國。而楊振寧則選擇留在美國繼續他的物理學研究。
這一分岔的人生道路,成就了兩段不一樣的輝煌人生。鄧稼先消失在公眾視野中,隱姓埋名二十八載,投身于中國的核武器研制;楊振寧則在1957年10月,與李政道一同站上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領獎臺,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中國人。
當鄧稼先在飛沙走石的戈壁試驗場上埋頭苦干時,楊振寧正站在世界物理學的前沿探索。兩人的生活環境與工作條件形成鮮明對比:鄧稼先搞“兩彈”總共得了20元獎金,而楊振寧獲得的諾貝爾獎金高出鄧稼先十萬倍。
02 學術成就與歷史地位
在科學貢獻上,楊振寧的成就是舉世公認的。1956年,他與李政道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定律”,顛覆了物理學界長久以來被視為圭臬的“宇稱守恒”定律。這一發現改變了人類對基本粒子世界的認知。
不過,楊振寧更重要的貢獻是提出了楊-米爾斯規范場論。鄧稼先曾表示:“如果不是諾貝爾獎規定每個人只能在同一個領域獲一次獎的話,楊振寧應該再獲一次諾貝爾獎。YANG-Mills場(楊-米爾斯理論),就是規范場,他在這方面造詣非常高。”
鄧稼先則是我國核武器研制與發展的主要組織者、領導者,創造了科學史上的奇跡,完成了蘇、美、英等西方國家幾代科學家完成的任務。他擔任原子彈、氫彈的理論設計負責人,解決了中國原子彈試驗成敗的關鍵性數學難題,被譽為“兩彈元勛”。
1971年,楊振寧先生訪華,他的訪問為中美學術交流打開了大門。他自己曾表示:“在1972年,第二次到中國旅行的時候,我已經打定主意,作為一個美國的華裔科學家,我有責任幫助這兩個與我休戚相關的國家,建立一座了解和友誼的橋梁。我也感覺到,我應該幫助中國在科技方面的發展。”
此后,楊振寧在推動中美建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77年,他出任“全美華人協會”主席,更加積極地推動中美兩國關系正常化。協會在《紐約時報》上刊登給時任總統卡特的公開信,敦促美國政府與中國建立“完全的外交關系”。
2003年,楊振寧回國定居并在清華大學任教,他將家安在清華園,取名“歸根居”。他回憶說:“我一生走了一個大圈。”2017年,已至耄耋之年的他放棄美國國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身份。
03 輿論場的誤讀與真相
長期以來,輿論場不乏對楊振寧的各種非議,有的出于誤解,有的出于偏見。這種非議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回國養老說”“利己主義論”以及對其私生活的批判。
有網友評論稱:“楊振寧真是精,回來養老了”“最好的科研生涯留在國外,老了回來找尊敬來了”“突然心疼起五六十年代堅持回國的科學家們”,甚至有網友將楊老定義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此外,2004年,82歲的楊振寧與28歲的翁帆結婚,這段年齡懸殊的婚姻也成為一些人批評的焦點。
面對這些質疑,事實卻提供了不同的答案。楊振寧回國后,將清華發給他的工資全部捐出,用于引進人才和培養學生。他還向清華大學捐款六百多萬美金,協助國家建設二十多座物理學實驗室。
對于“回國養老”的說法,有網友指出:“以楊振寧的學術地位,真的不需要回國蹭飯。以他諾獎獲得者的身份,去世界哪個國家不能養老?其實楊振寧回國二十多年了,可以說晚年的事業就在中國,就在清華。”
在楊振寧95年的漫長歲月里,他沒有做過任何對不住祖國之事,反而是做出了很多不可替代的貢獻。他具有很深的科學素養和人文素養,對中國、中華民族抱有很深的感情。
04 共同途:科學報國的兩條道路
楊振寧和鄧稼先的人生軌跡,代表了20世紀中國科學家兩種不同的報國方式。
鄧稼先回國投身核武器研制,用行動證明中國人也可以造原子彈;而楊振寧則留在國際科學前沿,證明中國人也可以獲得諾貝爾獎。兩人雖然路徑不同,但最終都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95年1月,楊振寧在接受記者訪談時道出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貢獻:“幫助改變了中國人自己覺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我想我在科學工作的成就幫助中國人的自信心增加了。”在民族飽經憂患的年代,國人常懷自卑,而楊振寧卻以一座諾貝爾獎向世界證明:中國人憑借不懈的努力,同樣能夠攀登科學的高峰。
鄧稼先則為中華民族打造出“核盾牌”,讓中國人在很多事情上有了選擇權。沒有鄧稼先,中國可能還要在核威脅下摸索更久。正如楊振寧在《鄧稼先》一文中所寫:“鄧稼先是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所孕育出來的有最高奉獻精神的兒子。”
2017年,楊振寧放棄美國國籍,回歸中國公民身份。彼時,這位95歲的老人已經見證了一個世紀的風云變幻。他在清華園的草坪上與學生親切交談,在講臺上為年輕學子傳遞薪火。
楊振寧曾將中華民族的發展,比作從長夜到曙光再到晨曦的過程。2007年出版《曙光集》時,他認為改革開放30年,中華民族終于看見了曙光;數年后完成《晨曦集》時,他看到“曙光已轉為晨曦”。
兩位科學巨匠的故事見證了個人命運與民族復興的交織。楊振寧與鄧稼先,用各自的方式詮釋了“共同途”的深刻內涵——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道路可選擇,但初心不可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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