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給企業的應對之道：細處求精益，寬處謀布局，高處爭獨到

2025年10月14日，在北大國發院舉辦的《尋路集》新書分享會上，周其仁教授圍繞中國經濟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分享了自己關于中國高速增長的根源、體制成本的影響，以及“三明治”式全球競爭格局等問題的觀點。

面對中美關系變化與內部結構失衡，周其仁教授提出企業應在“精益管理”“全球布局”與“獨到創新”中主動尋路，強調唯有持續改革開放、直面現實挑戰，才能在全球變局中走出中國自己的發展路徑，聚焦微觀實踐，為理解轉型期的中國經濟提供了重要啟發。

特此整理周其仁教授的演講內容，希望可以給你帶來一些啟示和思考。

《尋路集》其實是一部文集，從最開始到最后的文章，持續了8年，上一本是2017年的《突圍集》。

這八年里，遇到了很多超出經驗的事情，規模巨大，影響我們方方面面。主要的困難是認知的困難。

所以如何認識這個變化的時代，認識變化當中的的這些現象，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所以像過去一樣，總是先有現象先做觀察，然后在觀察當中思考。企業作為市場主體，他們在這當中遭受到的變局、影響，比我們在學校工作的人更加直接和嚴重。

所以跟他們交談，理解他們的怎么看這個世界，怎么應對這個世界的變化，這大概是我們的基本的方法。中間也會有一些想法，在一些地方會做一些發言，當然大量都是在現場調查當中的一些感悟。

這個暑假我把這些想法修成了文字，就是這本《尋路集》的由來。關心的主題也是有的，它跟8年前關心的題目是有連貫性的。

中國的高速增長絕非孤立現象

2017年出版的《突圍集》，關注的核心問題是：中國的高速增長，看起來好像結束了又翻篇了。中國經濟30年的高速增長頂峰大致在2007、2008年。

200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羅納德·科斯還專門用他獲得諾貝爾獎后的獎金，在中國請了幾十人飛到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舉辦了一次研討會，專門討論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他請了很多地方的民營企業家，請了政府的官員，也請了學術界一些做研究工作的人一起討論。

2008年之后，經濟增速開始減緩，幾年下一個坡，這就成為我們要回答的一個問題：如何理解高速增長的“翻篇”？《突圍集》主要是回答這個問題。

大概得出的主要的結論就是：要理解高速增長為什么會發生變化，先要理解高速增長是怎么來的。中國的高速增長絕非一個國家孤立的現象。如果沒有對外開放，就不會有高速增長，這個是非常清楚的一個基本事實。一開放，增長就跟在跟全球的互動、來往當中形成的為什么我們過去那么多年不開放，1978年開放之后，會引出一波高速增長？《突圍集》里面就針對這個問題做討論。

大家基本的看法就是，如果不開放，我們這個近代以來的落后，表現在人均收入低工資這么一個特點，完全靠自己，可能要走很長的路，還不知道能不能翻過來。但是一開放，中國人民的努力，中國企業的努力，放到全世界來評價，特別放到發達國家的市場來評價，就非常有競爭力。

體制成本往往隱蔽，卻對經濟活動產生著深遠影響

為什么非常有競爭力呢？你看同一個東西，比如美國工人的薪水和中國工人的薪水，我記得大概2002年美國國會有一個調查，要回答為什么中國有這么高的順差，美國有這么高的逆差，他好像派了一個經濟研究小組到中國來，回去給國會做了個報告。

報告把中國國有企業和中國民營企業的工資福利加到一起，跟美國工人的工資福利做了個對比，那個數我大概記得是3%，中國平均的工人工資是美國工人平均工資的3%。

所以那個報告就認為，低成本這個優勢，讓中國的產品可以在美國市場大賣。當然這是抓住了那個時代的一個特征，因為確實，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市場對中國開放，一大串東西都往外運，都賣好價錢，這個價錢在國內是賣不出來的，賣到發達國家市場去價格就很高。

但是我看了這個報告以后，因為我在中國做調查，我覺得不全面。如果說工資低就有增長力、就有競爭力，那我們再往前推20年，工資豈不是更低？我下鄉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還是東北黑龍江建設兵團的，算國營體系，我1978年恢復高考，回到北京來上學的時候，月薪是44.6塊，在我們的班里是高薪收入四十多塊錢。那時候工資不低嗎？但是那時候怎么沒有所謂出口驅動的高速增長？為什么沒有？

所以我認為美國的國會這個報告只看了一個要素價格，他不知道經濟活動光把要素堆到一起是不能變成產品，也不能變成競爭力的。

你把要素放到一起要進入一套組織，要進入一套體制。這個組織運行本身是有成本的，體制運行也是有成本的。這個成本有時候很隱蔽，但是影響極其廣泛。所以要完整地解釋中國從封閉到開放，從關起門來辛辛苦苦搞建設到高速增長，其實要全面地看我們這個成本優勢。

但最重要的成本優勢是通過改革，把體制成本大幅度的降下來。體制成本，我定義過，是成系統的制度成本。我們農民那么窮，工人收入也不高，干部收入也不高，工程師收入也不高，這些要素的成本才在世界市場上開始發揮作用。所以完整地看，是中國憑成本優勢打進世界市場。但這個成本不僅僅是要素價格，而是把要素組織起來的整個這套運行的體制的成本。

開放本身就是降低體制成本。1978年以前也有外貿，那個時候的外貿是通過外經貿部直屬的八個公司，統管中國的所有的進出口，所有工廠生產的東西必須先被這個外貿公司收購，再賣到國外去。

我們直接生產的廠商根本不知道最后的客人是誰，根本不知道國際上最后出的什么價，也不知道人家對產品有什么要求，更不知道還有哪些潛在的機會可以抓住。

改革就是把這個改掉，開放就是把大門打開，帶來了中國的高速成長。

唯有繼續推進改革開放，才能突破發展瓶頸

如果高速增長的原因是綜合的成本降低，發揮了中國的成本優勢，那么為什么30年后它開始變緩了？

這里就涉及到關于成本的一些基本的研究。經濟學上講成本曲線，降低到一定點，它掉頭會向上。成本曲線側面看過去像一只碗，降下來再上去，這跟物理學有相通之處，物理學講無序的東西到一定程度總會抬頭，除非有對沖的力量，沒有對沖的物理世界，最后是散架子。經濟學也同樣，成本這個東西總會升上去，除非你有對沖的力量。

從2008前后看，體制成本重新掉頭向上，當然要素價格也在上升。另外要素價格跟體制成本還分不開。要素價格（比如土地價格）里頭本身就含著體制成本，體制成本發展越快，這里頭既得利益很大，就越來越不愿意改這個東西。這是我看到的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為什么重新變緩了。

所以那本集子得出的結論也很簡單，既然這是一個成因，那就應該繼續深化改革，繼續擴大開放，繼續在體制約束刺激的條件下增加創新。這就是大概2017年《突圍集》這本書主要的看法。

那本書里有一個非常形象的對全球競爭格局的畫像，就是一個三明治。上頭是發達國家，特別像硅谷，它有獨到性，所有東西都奇貴。美國的要素成本很貴，但是它獨創能力強，出來一個東西，全球都要買、要普及。這是上頭的一塊面包。

下面那塊面包是后開放國家。什么是后開放國家？因為中國1978年開放以后，實際上帶動了很多國家覺得走這條路是對的。

只要有國家主權，然后在國家主權的情況下主動開放，主動改國內體制，就可以把國民經濟搞好。改革開放并沒有專利，并不是說中國人這么搞，別人就不能這么搞。你看印度1990年開始開放，班加羅爾的軟件產業就起來了，釋放了印度很大一塊人力資本。后來像越南，東南亞、中東、非洲的很多國家和地區都走上了這條路。

最大風險是“全球失衡”

越晚開放，被解放出來的要素價格就越低，這就把中國夾在中間了。獨創性還遠遠不夠，市場上看的要素綜合成本已經是比新開放國家要高，上不著天，下不著地，一個夾心狀態，這就是突圍的由來。兩頭被圍住了。這大概是我2017年的看法。

那接下去的任務很簡單，就是觀察怎么突圍。因為我是不相信我有什么本事告訴企業說怎么突圍，我們就是在學院里教書，什么經驗也沒有，但是我們可以在中國這么廣大的一個改革開放場所，去觀察哪些地方有什么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結果東看西看還沒看出名堂，突圍還沒突出去，先來了個脫鉤，中美關系惡化。

當然在這前頭，還有一個自然界的發作，就是新冠。這都是超經驗、超歷史的，1978年以后沒遇到過這種局面。

我在《尋路集》里有幾篇文章講到這個變局，最大的變局是中美關系發生變化。中美關系發生變化的起因，是美國發生變化。

我們是埋頭做自己的事情，每年高速增長，每一年有巨大的順差，但是不大去管這個事情對全球的影響。其實2002年、2003年、2004年，如果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會，他們有一批人早就說最大的危險就是所謂的全球不平衡。全球不平衡的定義就是，一些國家占據著巨大的順差，還有一些國家積累了巨大的逆差。他們認為這一定是會引出后面復雜的國際關系、國際競爭格局的變動。

因為中國長期缺外匯，就像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樣，所以覺得國家高額的外匯儲蓄是挺好的。但是我們沒有冷靜地想，到一定的臨界點以后，高額外匯儲備就會變成很大的挑戰。

這件事是我們的經濟不可持續的一個來源之一。你的貨物出去了，換成美元進來以后，變成國家外匯儲備，央行要按照當時的匯率，把基礎貨幣放到國內市場，貨幣放進了國內市場，而對應的商品已經出口了，所以國內一定是貨幣總量大大大于我們的商品供應量。這個局面就成了趙本山表演的那個小品“不差錢”。

2008年前后，中國不差錢，哪個方向看都有很多錢。但是經濟不平衡，當過量的錢集中攻擊某一個方向的時候，資產價格會失衡的。因為人們會為了將來有更大的高漲，現在把很多資源往這個方向放。當這個操作的收入越來越高，比銀行借貸的利息還要高很多的時候，杠桿就是一個很理性的出口了。

為什么借這么多錢？因為借錢拿來的資產的升值，比銀行利息高很多。這種事情是擋不住的。當然市場里有些人膽子更大，有些人下手更早，有些人更早成功，然后就會帶起國內的失衡，這個后果，經過2008年美國的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已經開始擔心。

但是我們還沒有看到不平衡的另外一頭：大量的逆差。換位想想，大量的工作機會在境外，商品賣到國內來，這就帶來美國國民經濟的不平衡。當然美國是全球的基礎貨幣國，有這個條件，但是這個錢印出來以后，變成其他國家的巨額外匯儲備，其他國家又倒過來再大額買美國的國債，使得美國好像也不缺錢。

可是這個公共債務達到一定程度，怎么平衡利息？今天美國國債已經超過36萬億美元，公共債務一年的利息超過美國的軍費。所以，這就是失衡。雖然某個時期看起來火辣辣的經濟增長，但這背后有一個詞，大概2003年中國很流行的一個詞，叫不可持續。不穩定、不平衡、不可持續。現在看來這個不可持續就是說中了。它會通過國家層面、經濟政策、國際局勢等的變化，表現出來。

2017年以后，這種變化就開始醞釀，然后烏云越來越密集。等到特朗普第一次上臺，就開始了貿易戰、科技戰。這對中國有很大的影響，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還有個前提，那就是和平與發展。

和平與發展最重要的是中美關系和緩。當年如果沒有這步棋，后邊都談不到，現在這個前提開始發生變化。

第一條“尋路”經驗：持續觀察

雖然不確定性我們教經濟學的人經常在說，可是真當“黑天鵝”、“灰犀牛”來的時候，那真是認知上有很大的困難。你不知道會發生什么，不知道下一步會怎么樣，也不知道我們習慣過去高速增長慣性的企業、產業會怎么應對。對我來說沒有別的辦法，就是好好下去看。總是先有現象，再有概念，再利用概念進行推理，這是基本的方法論。

所以2017年以后，我用大量時間跑下去看，不斷看問題，而且看應對問題的那些好的做法。因為光說問題，不能解決。解決問題就是在微觀上，有這個企業、那個企業，有這個做法、那個做法。如果這個做法是對頭的，很多企業會跟上來，跟得多了局面就會改變。這大概是2017年以來我的主要觀察。

當時也是機緣巧合，《財經》雜志跟佛山政府有一個合作，要在那里辦一個持續的制造業論壇。他們邀請我去參加這個會，我對參會從來興趣不大，說最好讓我去看看企業，他們說可以看看，想看什么看什么。

其實佛山我80年代就做過科龍、美的調查，當年我們搞農業研究的，覺得農民唯一的出路就是民營企業，就是制造業，沒有別的力量可以這么好的解決剩余農村勞動力這個問題，所以一直很關注企業的發展。正好《財經》要去開論壇，那我就跟著先去看看，看到好多蠻有意思的現象。

我們在所謂宏觀層面遇到的問題，其實無論水暖還是水冷，在春江里頭游泳的那些企業先知道、先有感知，先要應對。我們開始看的時候，那個局面，真是40年來沒有見過。

從2018年、2019年，到新冠疫情嚴重的2021年，中間美國也開始發作，佛山很多企業特別草根，那時候真是好困難的。我們研究小組到那些園區，一家不落全部看過去，看看到底什么情況。

一個園區一個園區掃地式的調查，發現大概30%的企業，設備完全都撤掉了，人去樓空；剩下的70%左右，里頭又有30%基本上是不開工了。

但是民營企業的這種頑強性也是讓我們吃驚。你去看，車間沒人，辦公室有人，老板、老板娘就在沙發上打盹，我們說工廠都停了，你們為什么還在這里打盹？回答說萬一訂單來了。我們說訂單來了你也沒工人。老板說工人回家的時候，我們挑了幾個好的，每月付50塊錢，一有訂單馬上回來。

但是民營企業光靠熬也不行，有沒有比熬更好一點的辦法呢？我們在企業里頭看，發現是有的。而且這個辦法跟宏觀形勢、跟特朗普、跟誰都沒關系，就跟老板自己有關系，有什么辦法呢？我們發現有些企業在困難來的時候，還過得比較好，因為他在幾年前甚至10年前就開始搞精益管理。節約、節省，山西人不是講省下的就是賺下的嗎？其實我們工業里頭的浪費是驚人的，高速增長很大的問題是掩蓋了這些浪費，土地變貴之后，所有企業都想多拿地，多拿地就要把廠房蓋得很大，一個零部件加工需要這么大的場地嗎？需要走那么遠嗎？

廠房蓋那么大，生產線搞那么遠，電力、管理、檢查，所有成本都加上去了。所以后來就引進精益管理，自己瘦身。這個精益非常精彩。我們去看了以后，發現這個精益不光是減少，減少以后質量還能提高。

流程改得合理化，成本大幅度下降，不良率大幅度下降，庫存下降，管理的難度也下降。

精益也不是搞一次就算到頭，因為很多問題是逐步發現的，有些問題發現以后不能馬上解決。宏觀政策、特朗普那些事情你說了也不聽你的，你手里的事情聽你的。

為什么不做？多一個饅頭，就比別人多活一口氣，就這么簡單。正好疫情防控時期生產不正常，再加上美國出問題訂單也不正常，很多工廠就搞精益。同樣一個廠，同樣的生產過程，里面可以節約的東西，驚人。

第二條“尋路”經驗——構建全球網絡，尋找合適的據點

第二個發現，很有意思，企業到全球去布局了，今天叫出海。最早就是去看這個美的的時候，美的的方洪波讓國際部的三個年輕同事給我們介紹情況，其中一個叫王建國，現在已經是美的的執行總裁了，非常年輕，非常優秀。

他當時介紹說，美的每年總的銷售額是3400億，其中41%是出口，這在中國的500強企業里面，出口比例超過40以上的其實是很少的。我們大量的企業特別是央企，主要是做國內生意，做國際生意的其實是很少的。

令我們更吃驚的是，他說出口的41%產值當中，四分之一是在境外生產的。這句話當時我們就聽不懂了，不是中國是世界工廠嗎？在中國制造，賣到全球去嗎？為什么他們把一部分制造移到國外去了？

王建國跟他同事給我們解釋，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道理，國際貿易也在考慮人家的利益，對方總是進口你的東西，拿什么向你支付？不是所有國家都是美國、手里有美元，那些不能發行美元的國家，拿什么給你支付？如果總是順差，他是逆差，拿什么錢買你的東西？所以你看，最好的制造業企業的這個思維是你要讓人買你的東西，你得先幫他掙錢。制造業出海就是幫人掙錢的。

這個道理中國人好懂，農業國工業化，收入能提高多少！傳統農業是有一搭沒一搭的，農民把種子播下去以后，是太陽照著生長，農民再搞點小副業，那個收入就很低。一進入制造業，每天上班8小時、10小時、12小時，每小時有收入。這個變化我們已經經歷過了，好像已經淡化了，但是全世界還有很多國家沒有完成這個變化。

要增加對那些地方的出口，首先要讓當地的工業化完成。當然，工業化還有別的好處，因為地緣政治總是發生在某些地緣之內，不可能全球都有地緣沖突，總有一些地方安全一點，總有一些地方關稅會低一點，總有些地方可以不影響生產，去全球更好的市場更容易一點。

我們是一直做調查研究的，王建國當年講的時候，我們就盯著問你們在哪里設廠，他說2005年美的就到越南胡志明市去看地，從頭建美的在越南的生產車間。后來我疫情期間就到越南去看，看了以后，發現很有意思。越南包括所有的一帶一路的國家和地區，也沒有能力總是通過逆差來買你的東西，他們也希望自己的國家富裕起來。那就首先要完成工業化，這是一條。

第二，他也不希望原料拉到中國去做附加價值的提高，希望把有些附加價值提高的階段放在自己這里。比如說印尼，這一點是一致的，而中國國內的市場越打越難，一部分制造業出去，全球布局。

有時候我們在國內覺得好困難，出去看路途就平坦得多。世界是很大的。后來我們跟佛山的企業家一塊出去看了以后，得出一個結論，最大的限制是我們自我設限。因為你對標全世界，你看好多公司早就到中國來了，我們見怪不怪。中國兩個三角洲的工業化怎么起來的？最早都是外資進來的，技術從哪里來？設備從哪里來？訂單從哪里來？

我們的魚米之鄉、桑基魚塘成了工業化的地區，成了世界工廠。這個過程、這個邏輯不光對中國適用，全世界好多地方都可以走這條路。那今天中國的企業有了一定能力以后，可以把技術、把設備、把制造帶過去個事情出海就會跟國內會不一樣，出海會開出一條重要的新的路線出來。

這大概是我們看到的第二個所謂的尋路。第二條路也是這本《尋路集》的副標題，在全球網絡中尋找合適的節點，有大量的這類故事，給我們很大啟發。

第三條“尋路”經驗——追求“獨到性”

第三個就是增加一點獨到性。后發國家當然先都是看到了造，別人的東西已經發明出來了，已經賣錢了，或者賣得比較貴，或者我們還不會，那我們就研發，知道這個東西一定能造成的。

你看我們所有的產業，都是世界上已經在賣產品了，然后我們挑賣得好的造，用我們的要素成本造，造完以后滿足國內市場，所謂進口替代，這是所有后發國家發展的一條路，沒有錯，不需要批評。

但是這條路會越走越窄。因為你想想看，我們看到了造的那個東西本身哪來的？手機哪來的？汽車哪來的？飛機哪來的？這就是制造業很美、很有魅力的一個特點。傳統農業是靠自然界長出來的，制造業是造出來的，那你就回到每一個東西，下功夫看。

看最早手機怎么來的，飛機怎么來的，汽車怎么來的，互聯網怎么來的。先有想法，把想法變成技術，把技術結合成產品，然后通過產品，變成市場的需求。這個過程，總有一天我們要開始。

這個想法，不光憑經驗去想，要有基礎科學支撐，要有原理，從原理當中看看哪些原理可以應用，然后把它變成技術。把一系列工程問題、技術問題解決，能結合出一個產品。那么多過剩產能的資源里頭，把一部分用來往這里打，爭獨到性。

這個事情是可以謀的。中國人就那么沒有想法嗎？沒有idea嗎？我們也在底下看，經過40年，尤其是更年輕一代的企業，想法就是不同。你看大疆，大疆這個東西不是抄來的，是原創的。我是大疆無人機的愛好者，愛不釋手。

我到美國去，發現美國的消費者也對大疆愛不釋手，美國的無人機公司造不出那么好的那個東西來。這種公司多幾個，我們在三明治的頭一塊面包上，就可以增加一些機會。

細處求精益，寬處謀布局，高處爭獨到

所以概括寫了這三句話，細處求精益，寬處謀布局，高處爭獨到。

后來跟很多地方企業分享，在目前這個情況下，有些事情你講也沒有用，用我們的話來說，那些是不可控變量。我們做事情的人，要把精力放在可控變量上，就是什么事情你可以下手，你做了以后，就會對情況有改善。

這三條我到幾個地方跟大家交流，很多企業反映不錯，覺得這三條有幫助，也豐富了這三條。其中最重要的豐富就是，這三條要做好多事情，其中要注意一個，牽牛鼻子。這三個方向都有一個共同問題，一個共同的薄弱環節。就是，我們重視生產，重視產能，不重視市場，市場能力嚴重落后于生產能力。為什么呢？因為這個市場是現成的，反正當時國內什么也沒有，什么都短缺，來什么賣什么，有就行。

但是，產能不是光為自己用的，要有客戶的，要有市場的。

我們長期的短缺、后發追趕，整體來說是市場能力弱，生產能力強。而且生產能力在我們這種信息成本降低、全國一致化、大家都看齊，那真是一個東西只要盯上了，全民一起上，全國一起上，幾個輪子一起轉，很快就把這個東西變成白菜價，大量供給。但是我們沒有在全世界找好客戶的能力。同樣的東西，你想過一定要這么賣嗎？你有沒有試過，同樣的東西，世界上有沒有更好的客戶？

我們去瑞典看宜家，對標學習。佛山鎮上幾百家企業，誰也賣不過宜家。瑞典山村里殺出來的一家企業，就是北歐式的家具，做到全世界幾大洲，哪個地方沒有開宜家的？我們想都不會這么去想。我們跟佛山企業家說，最大問題就是自我設限，沒有別人出來說不讓你去。開放，既包括來，也包括往，但是我們這個能力薄弱，這個短板要補上。這是一個牛鼻子。

第二，你看這個精益，我們后來引進了叫丹納赫的精益法，是美國一個工業企業家搞的。它里頭有個理念非常厲害，搞精益是要把浪費去掉。怎么定義浪費？他說浪費就是客戶走進你的公司，客戶認為不值得為那些花費開支的，都叫浪費。用這個辦法去搞精益，可以省出多少錢來？消費者是要買你的產品，但是為了生產這個產品，中間做的所有的流程、過程、方法一定就是那樣的嗎？你假設請個消費者進你的公司、進你的車間、進你的辦公室、進你的后勤，你請他來看看，哪些開支是消費者不愿意付的，認為沒必要付的。

所以精益消除浪費，這個浪費不是老板定義的浪費，不是廠長定義的浪費，也不是車間主任定義的浪費，是要有客戶角度定義的浪費。這一下子就可以把經營活動提高到很高的水平。

第三，高處爭獨到。這個獨到不是說我認為獨到，不是說我這個技術含量多好、多厲害。誰買單？幫別人解決什么問題？以客戶為中心，這是華為基本的經驗。現在可能要加一個字，叫以好客戶為中心。不斷地找更好的客戶，用這個來帶動求精益，帶動布局，帶動技術升級。

這大概就是這本《尋路集》里主要的一些發現。

當然余下的問題還是非常的多，大環境變化，地方財政的困難，還有企業在這三個方向努力的過程當中，還有哪些好的經驗，還有哪些好的做法，還面臨哪些挑戰？這是我們繼續要關心的問題。

-End-

2025.10.18

編輯：孫小悠 | 審核：醒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