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鄧小平視察廣東，得知很多人逃港后感嘆：我們政策有問題

1977年11月，復出后的鄧小平將視察的第一站定在廣東，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與他同行。鄧小平到廣東后，廣東省主要領導同志把當時愈演愈烈的“逃港”作為重大的惡性政治事件向他作了匯報。

鄧小平

所謂“逃港”，就是從1951年到1980年，大量的大陸非法移民以偷渡的形式從廣東進入香港。以深圳為例，在公開的文件里，新中國成立后“深圳歷史上共出現了4次大規模偷渡”，分別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據廣東省委邊防口岸領導小組辦公室的統計，從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記載的“逃港”事件就有56.5萬多人次。

鄧小平聽了廣東省領導的匯報后，卻顯得出奇的沉默，他連著吸了幾根煙，眺望著窗外的羊城街景，沉默了好一陣子才說：“我們的政策有問題，這事不是部隊所能管得了的。逃港，主要是百姓的生活不好，兩邊的差距太大了！”

鄧小平的這幾句話，讓不少領導同志百思不得其解：說政策有問題，難道不準外逃政策有變？說部隊管不了，誰又管得了？

直到10天后鄧小平離穗回京，他說的那番句話仍然沒有揭開謎底。不過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似乎悟出了鄧小平的弦外之音，不久以后，他帶上秘書，一竿子插到深圳的田間地頭進行實地調查。

吳南生經過調查，發現了一件蹊蹺的事：深圳有個羅芳村，河對岸的新界也有個羅芳村。不過深圳羅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羅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萬元；寶安一個農民勞動日收入為0.70到1.20元，而香港農民勞動的日收入為60至70港幣，兩者差距懸殊。難怪在廣東一些地區，普遍流傳著“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內地勞動一個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說法。這也誘使許多人“前赴后繼”逃亡香港。

眼前的事實終于使吳南生恍然大悟，他終于明白了鄧小平那番話的意思，經濟收入對比如此之懸殊，難怪人心向外！更耐人尋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沒有一個什么羅芳村，居住在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從深圳羅芳村逃過去的！

吳南生

鄧小平回京后，對深圳一直念念不忘，他敏銳地認識到，“逃港” 問題的實質不在于群眾覺悟的高低，也不在于資產階級的誘惑，而在于“左”傾錯誤路線所導致的國民經濟凋敝，以及由這種凋敝所帶來的艱難的民生。鄧小平強調要恢復過去行之有效的政策，發展經濟，“生產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決逃港問題”。

中國最高決策者從“逃港”這一歷史怪圈中認識到，光是靠“堵”是堵不住的，必須把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

1978年7月，剛到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次視察，便來到逃港最嚴重的寶安縣，他考察了羅芳、蓮塘之后，來到沙頭角。在那條獨特的“中英街”，書記看見幾塊豎在街中間的石頭，把一條窄窄的街道一分為二，粵港兩邊貧富懸殊，對比非常鮮明：香港那邊車水馬龍，顯得繁華熱鬧；而屬于寶安的這邊卻是破破爛爛，雜草叢生，蕭條冷落。有不少老百姓都過境去買東西，還有的過去了就不再回來了。

70年代的寶安縣汽車站

如此強烈的對比，使書記內心受到極大震撼，他說：“解放那么長時間，快30年了，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卻破破爛爛！”

當天晚上，書記來到了蓮塘臨時收容站，他看到里面關著許多被抓住的偷渡者，就問其中一個人：“社會主義那么好，我們自己當家做主人。你們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邊給人當奴仆，受人剝削？”

偷渡者的回答很簡單：“我們窮，收入也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站在一旁的寶安縣委書記方苞告訴書記，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很快就寄錢回來，他們的家人一兩年就可以蓋上新房。

這次視察對書記觸動很大，他親身體驗到了老百姓對改革開放、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以及發展經濟、縮小與香港差距的緊迫性。

此后廣東省委主要負責同志率先向中央提出設立經濟特區的設想，他們還提出了幾條新措施：讓香港資本家進設備開采沙石出口、收入兩家分成；吸收外資搞些加工業；恢復邊境小額貿易等。廣東省領導鼓勵當地干部說：“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的，我們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義。他們是資本主義，但有些好的方法我們要學習。”

1980年8月26日，經黨中央批準，經濟特區在“逃港”最嚴重的深圳最先建立，由此揭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深圳特區的誕生，使廣東人民看到了希望，中國大變革的洪流從此一瀉千里， 困擾了廣東幾十年的逃港偷渡現象，終于畫上了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