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東升：美國正犯下戰略大錯！

翟（音Dí）東升，博士，教授，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院長，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副院長 、世界經濟學會理事，中國國際金融學會理事等職。

從戰略史上來看，美國應該算是犯了大錯，犯了大忌。在贏得冷戰之后，美國許多的戰略思想家都在各自的專著中間、演講中間反復提到，將來美國一定要避免中俄之間結盟，一起來對付美國。但實際事實上我們看到現在美國由于它的自大，由于它的戰略錯誤，竟然把中俄這兩個有著宿怨的相鄰大國逼成了背靠背的戰略協作關系。

對于美國陣營來說，日本和印度的加入形成所謂的“四國關系” （QUAD）這種對于美國的整體國運來講根本不足為憑，甚至反而是個陷阱。日本這個國家有著獨特的忠誠，它永遠忠誠于最強大的那個國家。所以我相信2035年之后，日本的站位很可能會發生一個質的變化。

印度的戰略思想傳統源自于它的謀略學的經典，考庇利耶所作的《政事論》，其中有個核心的理念就是利用別國之間的矛盾做首鼠兩端的騎墻派向雙方索取好處。所以曾經有印度精英這么樣概括他們自己的對外政策，他說你跟印度打交道，就如同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地往里剝，總是滿懷希望，總覺得里邊有好東西，而且剝的過程中不斷地讓你感動得淚流滿面，但是剝到最后一無所有。

印度邊境檢查站"高踢腿"互動儀式

對于中國來講，現在我們拉著俄羅斯，將來可能還要拉著更多的人構建一個新的體系，這個體系中我覺得我們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一定要有足夠的氣量，風物長宜放眼量，千萬不能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因為我們處于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競爭，贏了這場競爭，這個世界都好說，如果輸了這場競爭，這個代價是極其巨大的。所以我們要吸取當年蘇共的教訓，如何對待那些較弱的盟友，一定要大氣。

美帝國它的同盟體系從政治經濟學角度來講，本質就是一個杠桿，不光是利用它的貨幣來獲取全球財富的這樣一種杠桿，它的同盟體系其實又何嘗不是一種杠桿。

今天中美之間競爭，我們所對抗的不光是美國那個3.2億人，再加上2000萬非法移民的話，3.4億人，我們對抗的其實是整個美國的同盟體系。這里邊注意了，假如說我們從金融市場的角度來講，中國方面目前基本上還沒有跟太多的國家結盟，我們主要是結伴不結盟。目前中美競爭中，中國主要靠的是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資源、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儲備。而美國它不光是用它那個3.4億人，它還拉了歐洲，拉了日本，拉了其他方方面面，要組建它的盟友體系來跟我們對抗，目前雙方態勢我認為是一個均衡狀態。

那么稍微有點金融常識的人都會知道，美國的處境其實是非常危險的，為什么？你可以想象多空兩個期貨主力在某個品種上進行對峙，雙方都在開始不斷加碼，目前處于均衡狀態，但是多方也就是中國這方，相當于沒有加杠桿，主要就是靠自己。而這個空頭陣營的老大美國，雖然口頭上咋呼得響，氣勢上也很囂張，但其實它作為空方，它的實力不濟，它必須要拉著一堆盟友來才能取得一個均衡狀態。

這種態勢隨著時間的推移是不穩定的。一旦中國方面也開始加杠桿，那就很可能會導致空方陣營出現瓦解和爆倉，出現所謂的逼空狀態。也就是說假如說他們未能兌現對其中某一位盟友的安全承諾或者是經濟承諾，那就很可能會失去它其他所有盟友的戰略信用和戰略信任，很可能出現一夜之間眾叛親離的局面，類似于金融市場上金融機構爆倉，杠桿斷裂，被強制平倉，（Margin Call）的場景。

所以我們對付這樣一種加了高杠桿的對手，其中一個辦法就是想辦法讓它使用杠桿的邊際成本越來越高，然后用時間來耗死它。使用杠桿是有成本的，時間越長盟友們向美國索取的利息就越多，當中國有意地針對其盟友體系中的較弱的那些行為體施加壓力的時候，或者充分利用它盟友之間的矛盾的時候，美國需要支付的代價將遠遠超出它從盟友身上所獲得的好處。

再則，我想中國應該做好國內自己的事情，所謂做好國內的事情，大家現在都喜歡說這句話，我的理解是要做好國內的再分配和國際再分配。

這個再分配首先我想是中央和地方的再分配，也就是中央政府應該主動多借錢，利用它自己良好的國際和國內信用敢于借錢，為什么？1971年之后我們進入了信用貨幣時代，取代黃金的東西是大國的主權信用，所以中國政府多借國債、多借低利率的國債和長周期的國債，它本身就是在創造財富。

許多人不理解這一點，覺得財富是勞動創造的。但是在現代貨幣體系里邊，實體的東西跟虛擬的東西必須匹配，你實體的東西之所以能夠運行，要么你是為美國歐洲創造生產，掙到他們的主權政府所印的鈔票所借的債，一旦他不買你東西那怎么辦？就應該由中國這樣一個新興大國的主權財富信用來進行擴張它的貨幣基礎，來創造虛擬經濟，來跟我們的實體產能相匹配。中央政府要多借債，要形成一個巨大的、全球最大的國債池子，甚至應該要比美國更大才會健康。

與此同時地方政府要少借債，因為地方政府債務的利息高，除了中央和地方之間要進行再分配之外，也要做好區域之間的再分配，也就是東南沿海應該向內地、向北方做更多的轉移支付。還有一個再分配、一個結構性調整，就是中國的央行資產負債表應該繼續減少外匯儲備、外匯占款，而代之于中國的國債。我們在外部的儲備，減少對美歐日的國債的持有，而更多的去投到“一帶一路”沿線的股權和債權，尤其是我認為應該增加對他們的股權投資，也就是跟全人類外圍地區的年輕人共同成長。

最后我一貫呼吁的，也就是要改變我們整個中國社會上上下下大家對貨幣和財富的認知，要從貪婪而短視的重商主義中間盡快給走出來。

貧窮帶給人的傷害是至少有兩輪，第一輪是匱乏本身帶來的痛苦，第二輪則是心理上對匱乏的那種記憶和恐懼導致行為的扭曲。有些人會非理性地積攢金錢，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風險和災禍，個人如此，國家也是如此，沉迷于重商主義的財富錯覺，把積攢金錢也就是積攢別人給你的債務承諾，當做經濟發展目標，就是這種曾經的匱乏感給我們國家帶來的二次傷害的主要表現。

如果在1971年之前，在貴金屬作為本位的時候，一個國家多攢點金銀還有一定的政策價值，因為畢竟金和銀這些貴金屬它的價值是相對穩定的，可是1971年之后，我們處于一個無錨貨幣時代，沒有硬錨了，價值的基礎它是其他國家的主權信用了。這樣一個背景之下，你如果繼續用自己年輕人的時間、勞動和生命，用本土的資源和環境去換取別的國家可以零成本創造的、無窮無盡創造的貨幣，這種行為它不是貪婪而是愚蠢。

一個體系的主導性大國的成功，是要讓別的民族他們的政府、企業和個人都愿意積極地把自己積累的財富以及它未來的希望，兌換成這個大國發行的信用貨幣，從而讓別人的命運綁定在自己身上。如果你積累的是別人的主權信用，那么積累的越多，你就越像別人的附庸，乃至是殖民地。所以我在很多場合都呼吁過，中國應該扭轉思維，把手中的外匯儲備歸零，或者是換成貴金屬，換成黃金儲備，進而取代美國和歐洲，成為全球最主要的債務人。

當然我們的債務定價貨幣必須是人民幣，而不能是美元、歐元或者黃金。那么一旦擺脫了重商主義的貪婪和愚蠢給我們帶來的約束，一旦愿意接受本幣計價的適度的財政赤字，一旦愿意放棄每年幾千億美元的貿易盈余，中國國內的市場規模就會出現數倍的擴張。

本文是翟教授2021年演講摘編，文字校對來源于：羽扇現金，版權歸原作者。

防失聯，加備用號《經天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