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正廳級總編輯，受賄800余萬

下午三點，秋日陽光下，人民日報社大樓熠熠生輝。

這座象征著中國新聞輿論最高陣地的建筑里，《新聞戰線》的編輯們正埋首下一期的稿件編校。油墨的清香與鍵盤的敲擊聲，交織成編輯部特有的工作氛圍，一切都顯得平靜如常。

九層，電梯門悄然打開，幾名紀檢監察人員步履堅定地走向總編輯辦公室。那扇厚重的實木門虛掩著，桌上，一本攤開的《傳播學理論》停留在第137頁，一支萬寶龍鋼筆斜插在青瓷筆筒里，杯中，龍井茶還散發著余溫。

此刻的萬仕同，剛結束在國貿商圈一家文化公司的業務洽談，正準備趕往下一個地點。手機震動，屏幕上顯示“報社紀檢組”。他從容接起，電話那頭的聲音異常平靜，像在討論常規工作：“萬總，有幾個關于雜志經營的問題，需要您回來核實一下，比較緊急。”

這位年近六旬、頭頂哲學博士光環的正廳級總編輯掛斷電話，對等候的司機吩咐道：“回報社。”途中，他給編輯部主任發去微信消息：“下期‘媒體融合’專題的備選稿件再篩一遍，我回去就討論。”

那時的他，或許還在盤算著剛才洽談的合作能帶來多少收益，全然不知等待他的，是人生的轉折點。

當他推開辦公室門時，面對的是幾張嚴肅的面孔，在留置通知書上簽字時，他問：“我接到電話主動回來的，算不算自首？”

萬仕同的辦公室位于雜志社頂層，透過落地窗，可以遠眺央視大樓。同事們記憶中的他，總是西裝革履，細框眼鏡后的目光，睿智而深沉。書架上，整齊陳列著英文原版學術著作，談話間，常引用黑格爾的辯證法。

2012年，這位學者，從浙江大學博士后工作站加盟人民日報社，憑借深厚的理論功底和媒體經驗，僅用三年就升任《新聞戰線》總編輯，成為新聞界公認的“專家型領導”。

然而，這道耀眼的“學術光環”，很快在其手中異化為權力變現的工具。

《新聞戰線》作為核心期刊，其刊發的文章是新聞從業人員評職稱、晉升職務的“硬通貨”。

萬仕同上任不久，就迎來了第一位“訪客”；某地方報社記者耿某提著牛皮紙檔案袋，在他辦公室的皮質沙發上整整坐了半小時。

“萬總，我想評主任編輯，還差兩篇核心期刊論文，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耿某說著，將一個鼓囊囊的信封放在辦公桌的角落。

萬仕同的目光在信封上停留片刻，手指無意識地在桌面上反復敲擊，最終拿起審稿單：“先把稿子留下，按流程走，但版面緊張，得等一等。”

這一刻，開啟了長達五年的權錢交易。

不久，耿某收到了錄用通知，而那個裝有2萬元現金的信封，始終沒有被退回。

從此，耿某成了《新聞戰線》的“特殊供稿人”，他不僅自己發表文章，更為同事、朋友牽線搭橋。每篇文章發表后，他都會以“感謝費”名義送上酬金，有時是現金，有時是直接存入指定銀行卡，累計金額達420萬元。

在萬仕同辦公室抽屜深處，紀檢監察人員找到一本黑色筆記本，上面密密麻麻記錄著“耿某：3篇，已發”“夏某：5篇，待編”等字樣。每一行簡練的記錄背后，都是數萬元的賄賂。

除了操縱論文發表，萬仕同更將雜志社的經營合作打造成另一條“生財之道”。2017年初，某文化公司負責人周某找到他，希望合作舉辦“全國新聞業務研討會”。會客區飄著咖啡香，周某直言不諱：“只要能拿到雜志社的官方授權，我們愿意支付相應的‘合作費用’。”

萬仕同幾乎未作猶豫，當場拍板同意。他不僅讓雜志社出具了正式合作函，還親自出席研討會并發表主題演講。活動現場，他站在印有《新聞戰線》標識的背景板前，侃侃而談新聞工作者的職業操守，贏得了臺下陣陣掌聲。

活動結束后的第二天，周某將一個手提袋送到他辦公室，里面整齊碼放著40萬元現金。“合作很成功，這是一點心意。”周某笑容可掬。萬仕同坦然接過手提袋，隨手放在辦公桌下，只淡淡說了一句：“下次研討會的方案，早點報過來。”

此時的他，已深諳這套利益交換的規則，將公共資源“巧妙”地轉化為個人財富。

在瘋狂收受賄賂的同時，萬仕同還在雜志社內部構建“獨立王國”，完全由其掌控。

他以“版面費”“合作費”等名義向投稿人、合作單位收取費用，卻將這些資金全部納入私設的“小金庫”，脫離單位財務監管。2014年至2019年的5年間，這個“小金庫”累計金額高達531萬余元，成為他的私人提款機。

他對歐洲情有獨鐘，每年都以“考察學習”名義出國旅行。

2018年盛夏，他帶著家人開啟為期15天的歐洲之旅，入住巴黎麗茲酒店，品嘗米其林三星餐廳，在瑞士購買價值十余萬元的名表，在意大利采購奢侈品包包，總花費達28萬元。回國后，他指示秘書炮制了一份詳盡的“赴歐洲媒體考察報告”，將這筆奢侈消費以“辦公經費”的名義從“小金庫”中報銷。

他的日常生活同樣極盡奢華。周末常約朋友出入北京郊區的私人會所，每次消費動輒萬元。這些賬單通常先由“合作單位”墊付，事后他再通過“小金庫”報銷，或以“項目返點”等形式予以補償。

在他精心編織的這張利益網中，每個人都心照不宣，遵守著潛規則。

2019年初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人民日報社紀檢監察組陸續收到關于萬仕同的舉報信。當組織找他談話核實時，這位哲學博士展示出驚人的詭辯才能；他矢口否認所有指控，信誓旦旦地表示：“我始終嚴格遵守廉潔紀律，從未利用職務之便謀取私利。”

談話結束后，他立即啟動了自己的“應急預案”。

他首先致電耿某、周某等關鍵人物，要求他們“統一口徑”，堅稱所有資金往來都是“咨詢費”或“稿酬”。接著，他指使秘書銷毀“小金庫”的關鍵賬目，試圖抹去犯罪痕跡。

在隨后的一周里，他依然正常主持編務會、審閱稿件，表面上鎮定自若，實則內心早已惶惶不可終日。

然而，再精密的偽裝，也難逃紀法的銳眼。在確鑿的證據鏈面前，他精心構筑的防線土崩瓦解。

2020年4月，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法庭莊嚴肅穆，萬仕同站在被告席上，目光黯淡無神。當公訴人宣讀起訴書時，他始終低著頭。

在最后陳述階段，他聲音哽咽：“我對不起黨和人民的培養，對不起人民日報社的信任，也對不起我的家人。”他承認，最初只是想要“幫朋友個小忙”，但在權力和金錢的誘惑下逐漸迷失自我，“作為新聞媒體負責人，我本應堅守職業道德，卻利用權力謀取私利，破壞了新聞行業的風氣，我感到萬分愧疚。”

經審理查明，萬仕同利用職務便利收受賄賂共計人民幣824.4萬元，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

鑒于其到案后主動交代偵查機關尚未掌握的其他受賄事實，當庭認罪認罰，且全部贓款均已追繳，法院依法從輕處罰，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

在監獄服刑期間，他在寫給家人的信中反思道：“如今我每天都在深刻反省自己的錯誤，希望通過勞動改造彌補對社會的傷害。也希望我的案例能成為他人的前車之鑒，切莫重蹈我的覆轍，被權力和金錢蒙蔽雙眼。”

萬仕同案的查處，在新聞界引發深刻震動。它揭示出，即使在最具社會公信力的新聞行業，權力若失去有效監督，同樣會滋生腐敗。特別是在學術成果認定、職稱評定高度依賴論文發表的體制下，核心期刊的發稿權極易成為尋租工具。

此案同時暴露出媒體單位內部管理的薄弱環節。“小金庫”長期存在而不被察覺，說明財務監管存在盲區；總編輯權力過于集中，且缺乏有效制約，為腐敗提供了土壤。這些都提醒我們，必須進一步完善媒體行業的內部控制機制，強化對關鍵崗位的監督管理，切實推行采編與經營兩分開，從源頭上防范廉政風險。

作為社會守望者，新聞工作者更應恪守職業操守。萬仕同的墮落警示我們，手中的筆和版面是黨和人民賦予的神圣權力，絕不能異化為謀取私利的工具。只有堅守新聞理想，保持清正廉潔，才能維護媒體的公信力，擔當起時代賦予的責任與使命。

（本文素材源于人民法院案例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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