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發”名人去世新聞，媒體會失去什么？

文 | 王可（新京報傳媒研究院）

10月18日，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先生與世長辭。然而，一場關于他“被去世”的新聞鬧劇，卻在前一日已提前上演。媒體四處“核實”，機構接連辟謠，網絡空間彌漫著真假難辨的信息。直到官方消息最終落地，這場“死亡搶跑”才算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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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次“被去世”

早在2021年，就已經發生過一次楊振寧“被去世”的謠言傳播事件。

某大V在微博發布了“知名物理學家楊振寧去世”的消息，在網絡熱傳。事后消息被多方辟謠。該大V知道自己闖禍之后，先是發消息稱，“楊振寧先生那條消息不確定。” 此后，該大V發布了一則“道歉啟事”表示“自罰停博至少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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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四年，在楊振寧先生逝世消息18日正式公布前，已有媒體啟動了“搶跑”流程，這些搶發的報道，在內容上具有高度相似性。

可以說，除了最終的“死訊”尚未得到官方蓋棺定論之外，其余的“悼念”內容均已準備就緒。這類報道往往采用“網傳”、“據悉”、“多方消息稱”等模糊信源作為開頭，為其“搶跑”行為預留退路。

但一個關鍵且令人困惑的問題是：為何許多媒體在已經從西湖大學、施一公、潘建偉等相對權威的信源處獲得辟謠消息后，仍然選擇發布或變相發布不實消息？

首先，對于“搶跑”媒體而言，“核實”這個動作本身的意義已經發生了變化。它不再是為了確認事實，而是變成了一個必須履行的流程——只要我走了核實這個過場，無論結果如何，我都獲得了發稿的“通行證”。甚至有業內人士道出了一種扭曲的心態：“真去世，是新聞；沒去世，‘被去世’本身也是新聞。” 后者同樣能帶來可觀的流量。

其次，媒體為重要人物預制的悼念專題，投入了相當的采編、策劃資源。當所有準備就緒，只差“臨門一腳”時，放棄發布意味著前期投入的浪費。在這種心態驅使下，即使消息存疑，也傾向于“賭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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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重復上演

令人遺憾的是，這種“未死先悼”的操作并非孤例。從袁隆平院士到文學巨匠金庸，幾乎每一位重量級名人的離去，都伴隨著媒體倉促的“搶跑”腳步聲。

2021年5月22日，袁隆平院士去世前幾個小時，“袁隆平同志逝世”的消息突然出現在網絡。不少媒體跟進報道，在各種平臺傳播。噩耗突如其來又鋪天蓋地，不明真相的網友也被誤導，迅速開啟悼念模式，相關話題也直接沖上了微博熱搜。

隨后，有媒體聯系了袁隆平院士的秘書，得到了最新的辟謠消息，剛剛還在發布悼念稿件的媒體緊跟著辟謠。一時間讀者已難辨真假，媒體評論區的讀者反饋也惡評不斷。

在“被去世”的名人當中，金庸先生可以算是相當“資深”。20多年間數次“被去世”，每一次都內容詳實，可以看出，媒體對于某些年事已高、且公眾關注度極高的名人，存在一種“預判性”的報道沖動，仿佛他們的去世不是一個偶然事件，而是一個遲早要發生的、必須被“捕捉”到的新聞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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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為“搶跑”買單？

無需多言的一點是，在注意力經濟時代，首發報道帶來的巨大流量直接關聯著商業利益、平臺權重和品牌曝光。慢一步，可能意味著所有的努力付諸東流。

因此當一家媒體開始“搶跑”，整個行業的節奏都被綁架。“你不搶，別人就會搶”，這種恐懼感迫使媒體機構將“快”作為最高甚至唯一的準則。

除此以外，成熟的“預制新聞”生產模式，在提升效率的同時，也降低了發布的心理門檻和操作門檻，無形中催生了“期待事件發生”的扭曲心態。

但為媒體“搶跑”買單的，卻不止媒體自身。

在生命最后的時刻，逝者的尊嚴與家屬的困境，成了媒體競逐的犧牲品。這種打擾與消費，極大傷害著正處于悲傷之中的當事人。

而對公眾而言，一次次“狼來了”正在透支社會的善意。當真誠的悼念屢屢建立在虛假信息之上，留下的不僅是失望，更是對整個信息生態的信任危機。

最終，媒體也在為自己的“搶跑”付出沉重代價。

當公眾發現自己看到的 “重磅新聞” 可能是提前編好的模板，當 “辟謠” 成為比 “報道” 更常見的后續，媒體辛苦建立的信任壁壘便會一點點崩塌。長此以往，行業會陷入 “越搶發越失信，越失信越要靠搶發博關注” 的惡性循環，整個社會的信息環境也會變得混亂不堪。

校對 | 李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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