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稀土霸權”是如何煉成的，70年磨一劍的隱忍與爆發

前不久，中國借鑒美國的“長臂管轄”經驗，推出了一項覆蓋稀土全產業鏈的管控政策，引發了全球震動。西方媒體紛紛指責中國是在搞“稀土霸權”，卻忘了善于學習的東方大國 只是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長久以來，西方憑借軍事霸權、科技霸權、金融霸權與文化霸權操控世界，但是，它們從來沒有承認過自己是霸權。反觀中國，僅僅是對某個工業產品實施管控，卻成了“霸權”。這種雙重標準背后折射的正是西方的傲慢與偏見。

然而，這卻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話題：倘若中國真的擁有所謂的“稀土霸權”，那么這種“霸權”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又為何偏偏選擇在這個時候露出鋒芒？展望未來，歐美國家又能否奪回“稀土霸權”？本期視頻，就讓我們一同回顧中國稀土產業從起步到轉型，再到浴火重生、傲然崛起的歷程。見證一段在逆境中隱忍與堅持，在漫長的博弈中積蓄力量，最終完成戰略反制的逆襲之路。

在開始正式內容之前，我們先要厘清一個基本事實：我們討論“稀土霸權”的話題，并不代表中國要去支配世界，而是像“兩彈一星”一樣，是中國為了不被別人支配而付出的努力。

它包括兩層含義：首先是稀土在現代工業中的不可替代性。17種稀土元素是從智能手機、電動車，到導彈、隱形戰機都離不開的關鍵原材料。其次，才是中國在全球稀土供應鏈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中國掌握著稀土全產業鏈的核心技術和龐大產能，以至于沒有哪個國家能無視或者繞開它的存在。

不過，最早在稀土產業上擁有這種能力的其實不是中國，而是美國。

1949年，美國地質學家在加州與內華達州交界的芒廷帕斯，發現了一條富含輕稀土的巨大礦脈。三年之后，美國人在這里建設了后來美國最大的稀土礦——芒廷帕斯礦。不過由于當時需求有限，這座礦山并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

轉眼進入1960 年代，隨著彩色電視機走進千家萬戶，熒光粉廠急需一種能讓紅色更純凈、更明亮的發光材料。經過研究，科學家們發現稀土元素“銪” ，具有這樣的特性。于是，在1965 年以后，大批銪訂單涌向芒廷帕斯，礦山開始晝夜運轉。稀土第一次從“冷門礦物”躍升為電子時代的“新寵”，也由此拉開了現代稀土產業的序幕。

此后，其他稀土元素也陸續找到了應用場景：鏑和釹被用于高性能永磁材料，釔和鈰在催化劑、玻璃拋光和陶瓷材料中發揮作用。與此同時，美國在加州、懷俄明州、德克薩斯州的稀土工廠也相繼建成。一個集稀土開采、選冶、分離和加工制造的完整產業鏈逐漸成形。到 70 年代末，美國一度供應了全球 90% 以上的稀土氧化物，是當時當之無愧的霸主。

中國稀土工業幾乎和美國在同一時間起步，但是卻走出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軌跡。

1927年，地質學家丁道衡在內蒙古白云鄂博的荒原上做地質勘探時，意外發現了一個巨大的鐵礦。當時沒人想到，這片貧瘠的黃土地，后來會成為全球稀土產業的心臟。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地質隊對白云鄂博進行了系統性勘探，再次有了驚人的發現：這里不僅蘊藏著8億多噸鐵礦，還有幾萬噸的稀土礦。

1961年，包鋼“八八六幺”稀土試驗廠正式成立。但由于缺乏稀土分離技術，接下來的稀土分離試驗進行得卻并不順利。只能用氧化法和萃取法勉強分離出"鈰" 和"鑭"兩種稀土元素，其余十幾種混在一起毫無辦法。經過初步分離后的稀土混合物，在包頭的稀土冶煉廠堆積如山，唯一的用途就是被做成打火機里的火石。

其實，稀土提煉的化學原理并不復雜，難點在于分離的純度和規模。工業級應用，一般都要達到4N級以上，也就是99.99%以上。而現代高科技領域，輕稀土的純度則要達到5N級，重稀土更是要達到6N級才算及格。同時，如果不能大規模生產也沒有意義。

在上世紀70年代，西方相繼展開了對高純稀土提煉的研究。美國艾姆斯實驗室使用“離子分離法”，已經能夠分離出純度達99.999%的輕稀土，但只能在實驗室里完成；法國羅納普朗克公司的“搖漏斗法”，可以分離出16種高純度的稀土元素，產量也不錯，只是周期長，每次提煉動輒就要幾個月。

不過，無論是哪個國家的哪種技術，都是高度保密的，中國連參觀的機會都沒有。所以，中國需要高純度稀土時，只能把礦石低價賣出去，再以數十倍乃至上百倍的價格買回成品。那時的中國，頂多算是西方稀土產業的原料供應商。

面對技術封鎖，中國化工人并沒有坐以待斃，而是決定自己闖出一條路來。

就在這時，一位堪比“兩彈一星”功績的功勛科學家走上了歷史舞臺。他，就是徐光憲，原本是一名核燃料專家。1972年，臨危受命，轉而投身于稀土分離提純技術的研究。

在北京大學化學系的實驗室里，徐光憲教授帶領團隊依據自主創新的“串級萃取”理論，將鐠和釹的分離純度提升到了99.99%。1974年9月，徐光憲帶著團隊在包鋼進行工業級試驗并取得成功，標志著中國的稀土萃取技術從實驗室研究跨越到了工業級應用，并達到了國際領先水平。

在“串級萃取”理論的基礎上，徐光憲和團隊又進一步設計出了稀土分離的“全回流、三出口和一體化放大”工藝。后來，又用計算機模擬代替了傳統的實驗流程，使稀土生產實現了自動化、“傻瓜化”。將稀土提純從經驗工程，變成了可計算的數學工程。反觀曾經遙遙領先的法國工廠，每次更換稀土礦原料，都需要一年的時間才能穩定工藝。而中國的稀土工廠已經能像流水線一樣批量生產各種高純度稀土元素了。

技術突破之后，中國稀土的產量迅速攀升：1986年首次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進入90年代，就占到了全球總產量的三分之二以上。中國稀土高純度、低成本的優勢讓國際市場節節敗退，世界范圍內的稀土價格連續三次大跳水。1993年，稀土價格跌至1984年的三分之一，歐美與日本的老牌企業紛紛減產、停產，甚至破產。全球稀土市場的主動權，第一次，也是永久地轉向了東方。

然而，就在中國稀土產能大爆發的同時，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卻出現了。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國人還沒有什么專利意識。徐光憲的稀土萃取技術雖然全球領先，但卻被當成了技術經驗，通過各種渠道推廣到了全國。在改革開放后，國企技術人員“跳槽”又導致稀土分離技術迅速擴散。在利益的驅使下，無數小作坊式的稀土工廠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全國的稀土分離工廠一度超過了一百家，違規開采和無序生產愈演愈烈，稀土市場也迅速出現了供大于求的局面。

1980年代初，中國單一稀土產量僅2500噸，到2005年竟飆升至11.9萬噸，25年暴漲了將近50倍，而當時全球的需求量也只有10萬噸。于是，為了讓自家的稀土賣得出去，這些企業開始惡性競爭，爭相壓價出口。1990年至2005年間，中國稀土的出口量增長了近10倍，但平均價格卻跌了將近一半。

這一時期，中國用極低的價格滿足了全球高達95%的稀土需求。表面上，這似乎是一個輝煌的成績，背后實則隱藏著沉重的代價。

首先是資源的過度消耗。稀土是不可再生的，開采一點就少一點。由于長期粗放式開發，到2005年，中國稀土儲量在全球的占比已從20世紀70年代的50%大幅滑落至40%。

其次是環境的嚴重破壞。稀土開采要剝離大量地表土，冶煉分離環節還要借助強酸進行萃取，整個過程會產生大量高濃度的廢液。白云鄂博礦區的稀土儲量占全國的90%，但實際利用率只有10%。礦石剝離與酸性萃取產生了上億噸尾礦廢漿，日積月累之下，竟形成了一座占地11平方公里的“黑色礦湖”，其中積聚的放射性元素與重金屬總量超過數萬噸。2011年，江西稀土企業 年利潤總和不過64億元，而礦山環境修復的成本竟高達380億元——賺的是蠅頭小利，毀的卻是子孫后代的未來。

這時，已經80歲高齡的稀土化學泰斗徐光憲，心中滿是憂慮。他深知，技術突破雖然讓中國站上了稀土工業的世界之巔，但靠“賣土換錢”的老路終究難以為繼。稀土，理應成為一項有戰略縱深、有國家意志的產業。于是，他決定站出來，為推動中國稀土產業的健康發展，再出一份力。

2005年，徐光憲與師昌緒、何祚庥等15位院士，聯名向國務院上書，毫不避諱地揭露了稀土行業存在的諸多亂象，并急切呼吁：“中國稀土產業，不能再無序發展下去了。”

老科學家的憂慮驚動了高層，溫家寶總理親自批示，國家發改委隨即會同國土資源部、工信部、環保部等部門趕赴包頭調研，僅用三個月便拿出了《稀土工業產業發展政策征求意見稿》。由此開始，中國稀土產業正式踏上了由亂到治、由[發音san3]散[/]到合的崛起之路。

2006年，中國首次將稀土礦開采總量納入國家指令性計劃，將年產量壓縮至8萬噸，低于國際需求的10萬噸。2007年暫停了新礦許可證的發放，并對冶煉分離企業實行生產計劃管理；2008年啟動全國環保核查，兩年內關停并轉污染企業90余家。幾年內，一套組合拳打下來，昔日的“稀土淘金熱”被徹底冷卻，無序開采的局面初步得到了遏制。

與此同時，通過“價格杠桿”推動結構調整的工作也見到了成效。從2006年起，國家對部分稀土產品征收最高25%的出口稅，2010年又增設稀土資源稅。這些措施抬高了出口成本，也為行業積累了發展資金。隨之而來的是稀土價格的飆升：2010年7月，氧化鑭每公斤僅7.4美元，一個月后就漲到17.87美元，次年更是突破了100美元。直到這時，人們才意識到，中國的稀土價格曾被壓得多么離譜。

然而，這場整頓在西方眼中卻成了“威脅”。

2010年8月，日本率先指責中國“限制稀土出口”，要求放寬配額。同年“撞船事件”爆發，稀土話題迅速成為國際焦點。西方媒體趁機造勢，炒作“中國禁止對日出口稀土”的謠言，甚至美國總統奧巴馬也親自出面為日本站臺。事實上，中國并未禁運，只是出于環保考慮減少了出口總量。日本因為高度依賴中國稀土，采購受阻有些慌了，才血口噴人。但西方國家長期享受中國低價稀土的紅利，自然不肯善罷甘休，于是故意混淆視聽，借機把一個資源政策問題炒成了地緣政治事件。

2012年，美國、歐盟、日本聯手將“中國稀土出口政策”告上WTO，指責中方“違反自由貿易規則”。中國則強調措施完全符合《關貿總協定》的例外條款，是出于環境與資源保護的考慮。但2014年，WTO仍判中國敗訴。面對一邊倒的結果，中國選擇了遵守。2015年，中國正式取消自1998年以來實行的稀土出口配額制度。這一輪稀土較量，歐美日贏下了一局，但也使中國認清了一個現實：WTO并不是一個公正的裁決機構，而只是美國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

但中國并沒有妥協，畢竟保護環境是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中國絕不能以此為代價，為別人做嫁衣。于是，中國調整策略：不再以配額為手段，而是建立了稀土出口許可審批制度，以合法、合規的形式重新掌握了斗爭的主動權。盡管如此，直到此時，中國也沒有把稀土作為武器，仍在極力保障正常的稀土供應。

而此后西方不斷炒作稀土“斷供”話題，實際上也并不是我們封鎖了資源，而是恐慌于中國也學會了用他們所說的“規則”進行博弈。當然，如果說他們感覺到自己被“卡脖子”了，也是咎由自取。

2018年，特朗普政府悍然挑起貿易戰。2019年5月，新華社刊發了一篇題為《美國別忘了中國還有稀土》的文章，首次指出，如果美國不斷加碼對中國的打壓，中國拿起稀土這個武器將是遲早的事。現在來看，這算是一種善意的提醒。

然而，華盛頓卻不以為然。2020年，美國啟用了一項名為“外國直接產品規則”的冷門條款，規定 全球任何企業若其產品包含美國零部件或使用美國設備及軟件制造，均不得向華為提供產品。這就是美國的“長臂管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開始醞釀實際措施，并很快通過了《出口管制法》，將稀土等戰略物資納入廣義的管控清單，為稀土管制奠定了法律基礎。

此后，美國不斷升級對華科技封鎖，中國則進行有針對性的反擊。2023年上半年，美國繼續追加實體清單，并醞釀進一步限制中國AI、超級計算機芯片供應鏈。隨后，中國宣布對鎵、鍺兩種半導體關鍵原料實施出口管制。雖然鎵和鍺并不是稀土元素，但也是具有戰略價值的“稀散金屬”材料。因此，這也被看作是中國的又一次提醒和警告。

結果，今年4月，特朗普政府再度挑起關稅戰。數周后，中國宣布對7類稀土及其磁體產品實施出口限制，幾乎涵蓋了所有核心重稀土。政策一出，市場劇震——歐洲氧化鏑三天暴漲210%，美國 上到國防部，下到汽車行業紛紛召開緊急會議評估影響。西方終于意識到：中國真的可以在必要時“掐斷”全球稀土供應鏈。

但這時，中國還只是對稀土產品本身進行管控。理論上歐美仍然可以通過繞道進口的方式來規避管控。然而，就在他們認為中國已經窮盡了稀土武器的時候，其實中國還留了一個大招在手里。

今年9月底到10月初，美國接連出臺政策，對中國高科技產業、造船業和遠洋運輸業進行絞殺，被逼無奈之下，中國終于使出了這個大招。新的稀土出口管制措施，涵蓋了稀土全產業鏈，而且借鑒了美國“長臂管轄”的手法，針對性更強，覆蓋范圍更廣。這意味著，中國不再只是被動防守的一方，而是變成了規則的制定者。

中國稀土能從一個無序開采、低價外銷的混亂產業，變成在關鍵時刻可控可用的“戰略王炸”，靠的并不僅僅是技術上的突破與精進，更是國家層面的戰略覺醒。

1992年初春，總設計師在江西贛州視察時，聽取了關于稀土資源的匯報。在沉思了片刻之后，他說出了一句后來被無數次引用的話：“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中國稀土……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一定要把稀土的事情辦好。”這句話，第一次把稀土提升到國家戰略資源的高度。也為之后中國稀土產業的整合、升級等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礎。

事實上，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雖然供應了全球九成以上的稀土，卻始終沒有話語權。原因就在于，稀土行業長期內耗，開采企業分散、地方各自為政，很難形成合力。

為了打破這種局面，從2008年起，國家開始著手進行稀土產業的大規模整頓與整合。2009年，國家《稀土工業發展規劃》正式出臺，提出稀土產業以大型央企為核心進行集團化重組。很快，稀土“六大集團”格局形成：北方稀土、中鋁、中鋼、廈門鎢業、南方稀土和廣東稀土六家央企，各自統籌不同區域的礦產與冶煉廠。地方小礦企要么被并購，要么被關停，產業權力終于回到了中央手中。

與此同時，政策配套也隨之收緊。2009年，《全國礦產資源規劃》首次提出對稀土實行“規劃調控、限制開采、嚴格準入”，并授權國土資源部劃定“國家規劃礦區”。隨后，南方五省中重稀土的采礦審批權也被收回中央。2011年，《稀有金屬管理條例》正式出臺，明確稀土為保護性開采資源，禁止外資進入采選環節。隨著多輪整頓推進，稀土行業終于走出了野蠻生長的年代。

在這場布局背后，中國始終把稀土視作國家安全與未來科技競爭的核心變量。2011年，稀土首次被列入“戰略性新興產業”。這意味著，稀土的開發早已不是單一的工業議題，而是一項與國防、科技、制造強國戰略緊密相連的系統工程。

與此同時，對稀土的科研也沒有停止。中科院稀土研究院、北大、中南大學等科研機構承擔起了從資源勘探到新材料研發的國家重點項目，逐步實現了全鏈條突破。另外，中國還建立了類似石油儲備體系的“國家稀土戰略儲備制度：市場低迷時收儲托底，供應緊張時拋儲穩價。

說一個冷知識，中國不僅是稀土出口大國，也是進口大國。從2015年起，中國開始從海外進口稀土原料，到2018年，首次成為了稀土原料的凈進口國 。此后進口規模逐年放大，形成了“礦石進口、國內分離、中高端產品出口”的新常態。2023年，稀土原料的進口量達到了18.9萬噸，而當年中國稀土的出口量僅僅只有5.2萬噸。作為世界上稀土資源最豐富的國家，在嚴格控制出口的同時又不斷擴大進口，這背后的戰略考量，大家自己去琢磨吧。

真正讓中國稀土產業發生脫胎換骨變化的是稀土“國家隊”的出現。

2021年底，中國五礦集團、中鋁集團和南方稀土集團三家核心企業合并，成立了新的“中國稀土集團有限公司”，由國務院國資委直接監管。這個“超級央企”一誕生，就掌握了全國70%以上的中重稀土產能；與此同時，包鋼系的北方稀土則牢牢控制著輕稀土資源。自此，中國形成了“南重北輕”的雙航母格局，稀土產業真正走上了國家化、體系化的軌道。

這場整合，讓中國在稀土領域實現了兩個質的飛躍：

第一，重新掌握了國際定價權。 過去稀土企業低價競賣，“國家隊”接手后，能統一行動，控量保價，讓中國稀土價格回到合理區間。第二，推動產業鏈向高端延伸。國企具備資金與規模優勢，得以在下游投入磁材、器件制造與新材料研發，改變了只賣原料的局面，讓中國從“賣土”走向“賣器件、賣技術”。

如今，中國稀土產業既擁有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鏈，也擁有最強的政策調控力。從資源掌控到定價權、從原料供應到高端應用，中國已經形成了稀土的體系化優勢。這不僅是一場產業升級，更是一場國家戰略的勝利。

可以說，稀土之于今日中國，早已不僅是一種資源，更是一種戰略資產——它像中東的石油一樣，既是財富的象征，也是國家權力與科技安全的底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