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三資”改革推開，資本市場作用凸顯

四中全會公報10月23日下午發布，提出“十五五（2026年至2030年）”時期主要目標，到2035年人均GDP達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公報強調了“科技+內需”。

地方政府化債重壓之下，中部省份湖北高調推進國有“三資”改革，提出“一切國有資產盡可能證券化”。這一提法引發改革會否在全國推廣的猜測，也讓人聯想起國企整體上市的已有做法。

無獨有偶，10月22日A股盤后，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等多部門印發《深圳市推動并購重組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2025—2027年）》，發布支持企業并購重組的重磅政策。

這些都意味著證券市場將發揮更大作用。

在資本市場上，湖北國資概念10月22日集體大漲，湖北廣電、東湖高新、中百集團等多只股漲停。到10月23日，深圳國資概念股掀起漲停潮，建科院20CM漲停，深水規院漲超14%，廣田集團、深賽格、特發信息、深物業A、特力A等多股漲停。

根據湖北政府官網，湖北省長李殿勛10月16日在武漢市調研國有“三資”管理改革，并召開推進會部署安排重點任務。

李殿勛在推進會上指出，要更加深刻把握三項原則，“一切國有資源盡可能資產化、一切國有資產盡可能證券化、一切國有資金盡可能杠桿化”。他也提出更科學運用“能用則用、不用則售、不售則租、能融則融”四種方式，推動全省國有“三資”改革取得更大成效。

“三資”涵蓋金（礦產）、木（林業）、水（水利）、火（能源）、土（土地）、數（數據）等六類資源，實物、債權、股權、特許經營權、未來收益權等五類國有資產，閑置資金和低效資金等兩類國有資金。

隨著過去幾年樓市下行、土地財政遇冷，地方債務風險自2022年起集中暴露。當年，中央政府要求地方自行化債，并將“盤活存量資產”列為化債方式之一。

李殿勛2023年在湖南擔任常務副省長時，就曾提出“三個盡可能”化債原則；2024年調任湖北后，他繼續推動化債改革。今年5月，湖北省辦公廳印發國有“三資”改革工作方案，在全省推開。

《湖北日報》10月18日報道稱，這項改革“如同給沉睡的資源施行‘煉金術’”。截至9月底，僅武漢一地就累計盤活資產人民幣2061.52億元，實現盤活收入1110.47億元。

有專家認為，在土地財政難以為繼的情況下，通過證券化盤活國有資產，不失為緩解地方財政壓力的一種方式，不排除四中全會后在全國范圍推開。不過，全國推廣后，不一定會達到預期效果。他指出，湖北能推進“三資”改革，既有當地較強的工商業基礎，也受益于冠病疫情后的政策傾斜，加上當地官員出于個人仕途上的考慮，改革動力更強。

在執行過程中，國有資產證券化還面臨“誰來承接”的問題。優質的國有資產一般來說已完成證券化，剩下的要到市場上套現，“問題是誰會來接盤呢？如果要用市場化的手段解決問題，官員的思路也要跟著市場化，不能按照指令式的方法解決市場的問題。”

國泰海通固定收益投資部副總經理劉春雷受訪時指出，國有資金“杠桿化”還可能帶來安全問題。他說，國有資金比一般資本更注重安全性，不能過于強調收益性和流動性。盲目加杠桿，很可能出現無效投資。

劉春雷認為，一個地區的“三資”改革試點，并不意味著可以在全國推廣。“如果全國都照搬，可能會產生‘合成謬誤’。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國有資產未來現金流貼現是不可想象的，那樣反而讓國有資產被低價處理，造成國家損失。”

國有“三資”改革，也讓人產生過去國企整體上市擴大化的遐想。

整體上市始于世紀之初。隨著股權分置改革和發行保薦人制度的建立，證監會和包括國資委在內的其他政府部門開始大力宣傳和推動企業整體上市。2006 年 12 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國資委制定的《關于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文件明確提出，“積極推進具備條件的中央企業母公司整體改制上市或主營業務整體上市，鼓勵支持不具備整體上市條件的中央企業把優良主營業務資產逐步注入上市公司，做優做強上市公司”。2011 年，國資委把工作重點放在了推進央企集團整體上市上，對于主業資產已經整體上市的央企，支持通過多種途徑實施集團層面整體上市。“十二五”期間（2011–2015年），整體上市成為央企改革的核心任務之一，目標是打造30–50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一流企業集團；2020–2022年國企改革三年行動中，地方國資（如上海）也明確提出要實現市場競爭類、金融服務類企業集團整體上市或核心業務資產上市。

根據過往表現，國有資產整體上市在提升資產證券化率、優化治理結構、推動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方面取得了實質性成效。同時，這一操作既為市場帶來題材炒作，也需要證券市場要較好的承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