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畢正明的證明》。
一,片名成敗論
這部國慶檔遺珠、黑馬,在網播分賬之后、票房表現有起色,但依舊讓人有幾分意難平。
都說這個片名讓人一頭霧水,太小眾文藝片,所以沒能吸引觀眾入場。
起初我也這么覺得,但仔細一想,這個片名,更像用已知情況下的最優(yōu)解,去張羅未知情況下的觀眾。
與其說是類型的錯位,不如說是“技法被封印”的時態(tài)不匹配。
在已知全片內容的已知時態(tài)下,這個片名一點沒毛病,點題、點人、朗朗上口,甚至還挺好記。
但問題是,片名要面向的是尚未看片的觀眾,未知時態(tài)下,情況就變成了:誰是畢正明?不知道。證明什么?不感興趣。不知道要說啥,算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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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火車神探》《貓鼠游戲》《綠皮驚魂》這類高度套路化但類型風格粘連性明顯的片名,就會給觀眾比較具象的暗示,會在無形中傳遞有類別指向性的有效潛臺詞。
但畢正明票房配不上品相,命門當真只在片名嗎?
或許未必。
叫好不叫座,痛因大概是多方面的。
這一篇我們不做專門的票房分析,依舊是展開講講影片。

《畢正明的證明》讓人眼花繚亂的“偷術”,無奇幻之名、有奇異之實。
大白桃?guī)е值芑飩兺担魉膭幼鳌⑸鷦拥钠嬗^。
畢正明臥底跟著學偷,不是功夫、卻也肖似拳腳,張弛間大開大闔,細膩處螺絲殼里有道場。
咔咔咔一頓,很成熟的類型片。
扒手和反扒,動作節(jié)奏都很有看點。

同樣是偷盜團伙,《文雀》中任達華幾人,冷雨夜撐傘,于黑暗街頭幽幽而來,那是江湖道義、黑白碰撞、兩性情感的復雜混合體。
那一場面對面的口中吐小刀、傘下偷錢包,被處理得很寫意,像某種風格化的舞曲。著墨不被形役所拘,落筆不被實體所困。
《驚天魔盜團》魔術“偷”的炫目技法,結構中規(guī)中矩、而呈現可圈可點。
《畢正明的證明》某種程度上,似乎介于兩種風格之間,又或者說,有自己的風格和節(jié)奏均衡點,本該被更多人看到。

二,反派榮門:前現代的江湖語境
《畢正明的證明》拍的是九十年代的綠皮火車,很有意思的一點,是在真實復刻九十年代氛圍的同時,又營造了一個前現代的江湖反派體系。
這當然是警察抓賊的故事,但某種意義上,或許也是當代文明法制,和前現代“反派江湖法則”之間的角力。
畢正明和他的警方同事們,很標準的九十年代模樣,火車上的乘客也同樣如此,而賊組織榮門,是一個隱秘的,躲藏的,小規(guī)模的,活躍于彼時浪潮中、又仿佛龜縮于時空之外的前現代江湖。

三橫五縱,根據鐵路干線劃分勢力范圍,四爺之下有師爺和二爺三爺,繼承人是少爺,此外還有一支專門干臟活的鬼隊。
想上火車,得先上英雄會,既是比拼手藝,也是人情利益博弈的一張大網。所謂榮門的規(guī)矩,有某種古老的江湖氣息。
當這種前現代的江湖架構、江湖規(guī)矩、江湖氛圍,遇上火車軌道、遇到現代生活,陡然生出幾分都市奇譚般的奇異感。
而這種新奇張力,又能嚴絲合縫落在落地生活感的鋪面中,里外里,很有意思。

你看,故事中陣營的劃分,表面上當然是職業(yè)身份,警察抓小偷,但往下滲透一筆,或許也是不同時期文明法則的分野。
最惡毒的花手,少年時代殺追自己的警察,后來殺自己的師父,殺“盜亦有道”的江米條、殺完人甚至用桔子來洗刀上的血,甚至不在乎自己手上的血。
一路血債累累的罪人花手,是一種前文明時代的生存驅動,是前江湖時代的邪惡生物本能。
精于算計、工于心計,但他的道德體系、共情體系,通通排在“寧可我殺所有人”之后,排在怨恨和惡毒之后。

前任的四爺,斷手退出的曼姐,后任的四爺,想去海南養(yǎng)老、給少爺支招“花手貓毛過敏”,這倆,一個想退身江湖之外、樹欲靜而不能,一個弄潮風波中、黑吃黑翻了船。
某種意義上,他們是一種邊緣化的叢林法則,是人在江湖波譎云詭的那一面。
大白桃、江米條和二寶,盜亦有道的理想,是一種“去賊本位”的人道愿景,人在江湖、心向明月。

他們當然都是很典型的惡行圖鑒中,很有代表性的不同身位,但或許也可以理解為,他們是同一個個體中,不同的欲望層次。
花手是最底層的“惡”我,要活要殺要恨、哪怕狼心狗肺、哪怕不是個東西;
四爺和曼姐是中層的“利”我,在趨利避害和人性溫度中搖擺;
而大白桃、江米條和二寶,或許是在淤泥中、希望不同流合污的一種“超我”傾向。
當然不是什么道德完人,但愿為那一點光,喋血而去,生死以之。

三,淤泥中的良心稅
影片中一直在鋪墊,大白桃對畢正明的真實身份早有察覺。
對榮門,這是一個臥底警察搗毀窩點的故事。
對大白桃,這是一個在淤泥中、堅持交道德稅的故事,是一場“我與我周旋久”的修行。
大白桃、江米條、二寶,都在年幼之時被迫走上賊路,小小年紀就沒得選,被捆綁在一種“賊之原罪”的亞文化中。
某種意義上,這是結構性、生存性、強制性的惡,和個體良善愿望之間的沖突。

想在榮門混下去,要交的,是一種“去良心”“去道德”的冷血稅,花花綠綠鈔票快樂滿天飛,管他來路又如何。
但大白桃他們,論跡也好論心也罷,都期期艾艾交著一點人性稅、良心稅。
他們要用自己個體的道德感的“盜亦有道”,來對抗這種殘酷血色,無異于以卵擊石。惡行的執(zhí)行團隊中,偏偏是這些良心未泯的,掙扎泅渡的,不至于底色全黑的,最容易隕落在擺脫漩渦的路上。
如果說逼上梁山的故事,講的是草根的不平則鳴,那么“生于惡鬼窟”中的他們,則是被擄進黑山洞的白色種子。
內心依舊有一塊不肯同流合污,依舊在溝渠中向往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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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人的樸素正義和惻隱之心,不肯被異化、被刀化、被洗腦式鏈條式黑化。
與其說他們對抗的是具體的四爺、花手,不如說他們是以孤弱之身,對抗暈染性、蔓延式的、大家長式的“吞噬”路數。
或者說,是人在絕望中的希望,對抗賊窩亞環(huán)境、亞文化體、亞規(guī)則對人性的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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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底過程中,畢正明一度對周師父說“我看到傷我手的人了,我可以報仇了”,后來他變了,拘泥的不再是報仇。
私仇被高度淡化,或者說格式化進了法律秩序的框架之內。
而導致他變化的,與其說只是聶遠耳提面命一通罵,不如說是他在大白桃他們“人情式道義念想”中看見的局限性和悲劇。

江米條最后的結局,是死在為可憐老頭鳴不平的路上。
大白桃最后的結局,是死在將功贖罪的路上。
她和畢正明一起抓花手、為二寶掙一點可以減刑的功勞。
她死前最后的表情是釋然的,甚至是愉悅的。她早已認出畢正明,她苦苦在地獄中支撐“盜亦有道”的門楣,她終于可以卸下重擔,去往另一片不必有原罪的彼岸。
她偷來的每一分錢,某種意義上,最后都血染生命還了回去,那是她下地獄的罪行之跡,也是她回人間的溫暖贖罪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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