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第二章 加入“游戲”

本書是一部關于平臺勞動的人類學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討了中國平臺經濟背景下外賣騎手的勞動形態及其社會意義。通過在19個城市歷時7年的田野調查，作者帶著行動主義的熱情，記錄下騎手懸浮于正式與非正式勞動之間的真實狀態，關注到平臺從對勞動者本身的控制轉向對勞動過程的精細控制的關鍵轉變，提出了“過渡勞動”這一頗具解釋力的勞動概念，反映出勞動者對未來職業發展的關切。書中深入探討了算法技術對騎手勞動的影響，特別關注了女騎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雙重挑戰，并為此提供了豐富的田野數據和新的研究視角。
如今，平臺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會關系。外賣、家政、物流、打車等數字平臺方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此同時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臺的零工勞動者。本書在對騎手零工進行記錄反思的同時，相信個體在不確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經驗和勇氣，憧憬一種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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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會兒，是 2016（年）吧。在老家做水泥工。人家欠我二十多萬，要不上來。沒有活兒了，也不能在家閑著。就來北京。一個老鄉說讓我來北京跑外賣。坐夜車，第二天四五點鐘到北京站。那天早上下大雨。天冷。老鄉把我領到一個站點。我沒地方住，人家那站長就把辦公室那床給我，讓我在上面睡一覺。…… 那人真是好，也不催你。我去了看人家跑外賣，不知道怎么跑，不會用智能機，所以不太想干。他（指站長）也不催我，每天笑瞇瞇，人也平和。讓我在那兒睡了三個晚上。我覺得不好意思，決定學著跑外賣。

高喆是美團眾包的一名騎手。2017 年我在北京潘家園的一家粥鋪做田野時認識了他。他三十歲左右，高高瘦瘦，長臉，黝黑，略顯蒼老。跟他一起的騎手都叫他老高，我也索性這么稱呼他。高喆是山西襄汾人，說話慢條斯理。他已經結婚，老家有一個六歲的女兒。一個傍晚，我倆約在潘家園粥鋪，他慢慢地給我講自己加入外賣的經歷。一路聽下來，我很難想象，眼前這個不停地刷手機、挑單子、能夠熟練瀏覽各種 App 的漢子，竟然曾經完全不會使用智能手機，甚至十分害怕使用智能手機。老高打開手機地圖，指著上面的定位箭頭，說：

剛開始，不會看地圖。那些箭頭怎么指，不清晰。不知道它是往哪里指。帶我的師父發現了，說你怎么老瞎跑。

在后續的田野中，我發現老高所描述的現象并不少見。對于長期在農村或工廠做工的勞動者來說，智能技術離他們始終太遠。這種距離不僅是技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在老家襄汾做水泥工的時候，老高也是有手機的。只是，他的手機是一部老舊的、只能打電話和發短信的 “磚頭機”。正如邱林川在《信息時代的世界工廠》里所描述的那樣，手機和互聯網技術的擴散從來不是信息擁有者（information haves）和信息無產者（information have-nots）的絕對分野。恰恰相反，這里存在著一個廣大的 “灰色地帶”，即信息中下階層。他們能夠接觸到一些信息傳播技術，也能利用自己所接觸到的互聯網技術幫助自己進行社會生產和勞作，但接觸到的卻不是最先進和最前沿的。而千千萬萬如老高一樣的農民工，就落在了這個灰色地帶里。在智能機普及并逐漸下沉的年代，他們接觸到智能手機，卻懂得不多。更多的時候，他們在等待一種外來力量，一種可以突然將其拽入更先進的技術世界的外來力量。

對于老高來說，這種力量就是 “跑外賣”。

老高用 “學著跑” 來形容自己的外賣勞動，這也是很多剛入門的勞動者的現實寫照。數字化程度的不斷加深，使外賣經濟的用工模式與傳統工廠制呈現出鮮明的分野。大規模使用信息化、無人化招工正在成為一種常態。平臺不再需要像傳統工廠招工那樣 “挨個看人”，而是全部轉由線上接入。這個過程大幅提升了招工效率，但與此同時，它也把諸多風險成本轉嫁給了個體參與者。還是拿老高來說，為了送外賣，他花了一千多買了人生第一部智能手機，同時在站長的帶領下連續學習使用了兩個星期，才初步知道了什么是 App、如何下載，以及如何登錄或退出系統。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那段時間，“學了忘，忘了學” 成為他的生活常態。有時候，他會深更半夜跑去站點找站長，只因為自己點進一個手機 App 無法退出，或者忘記了下一步如何操作。

在站長的悉心教導下，老高進步很快。他感覺自己 “一下子進入了一個智能化的世界”，很多事情也變得清晰起來。大約半個月之后，他熟悉了 App 下載、注冊、線上培訓、告知通過等流程，正式成為潘家園站點的一名騎手。學習的過程雖然艱難，但老高挺高興。不僅因為自己第一個月來北京就賺到了錢，更是因為老高覺得自己 “掌握了一門技術”，這門技術可以幫助他在大城市更好地生活：

手機這東西，難者不會，會者不難。學會了最好，年輕人學起來也沒有那么難，一旦會了，哪個平臺都可以去。以后我不在這兒（指美團專送）干了，還可以去別的平臺嘛。

學會了使用智能手機讓老高信心大增。后來站點里每當有新人進來，遇到不會使用智能機的情況，老高都會熱情地跑上前去分享自己用手機的心得。老高也很有耐心，甚至在下午沒單的時候，會主動提出幫助新來的騎手 “用手機”。一天下午，老高又在教新來的騎手下載 App，旁邊經過的騎手看到了，笑著嚷嚷道：“老高教得好！但是他只會用安卓，不會用蘋果！” 老高聽到了，笑瞇瞇地抬起頭說：“咱不用蘋果，用蘋果干啥！”

老高與智能技術的初次交鋒以他的勝利過關圓滿結束。在站長的幫助下，他順利地跨越了技術障礙，加入到外賣勞動的大軍中。隨著數字勞動研究的興起，學者傾向于將 “騎手” 定義為低準入門檻的職業，但是，諸如老高這類騎手的存在也時時提醒著我，零工就業人群的數字素養依舊是影響他們就業、生活的重要面向。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報告，截止到 2023 年 6 月，中國的網民規模已達 10.79 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 76.4%。毫無疑問，這些數據展現了中國在數字化的過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一個不能忽視的事實是，相較于 14.55 億的總人口，中國依舊有近 4 億人口未能接入互聯網，其中包括老人、小孩，以及諸多像老高一樣的努力掙扎著的人。

我想起了有一次采訪 “UU 跑腿” 一個業務大區的負責人，在提到關于手機的使用問題時，他不無感慨地回憶：

最開始的時候，2016 年，很多人沒有智能機。想跑單的大叔、大哥都用諾基亞，沒辦法接單。那時候最大（的）困難不是說服他們來這個平臺，而是在他們還沒有充分對平臺信任的前提下，勸說他們投入 1000 塊錢，買一個新手機，把諾基亞換成智能機。因為人家沒干過這個，不知道掙不掙錢，很不確定。

在這個世界上，有些人活在未來，過著充滿科技感的生活，但也總有一些人，活在當下甚至過去，對于互聯網和技術一無所知。騎手們在熟悉算法之前，需要先熟練掌握手機的使用。對于千千萬萬像老高這樣來自媒介并不發達地區的農村騎手來說，這并不容易。走到這里，騎手們與算法的故事，才算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