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香港邁向國際教育樞紐新高地———專訪立法會議員、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教聯會副會長鄧飛

立法會議員、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教聯會副會長鄧飛表示，教育自古被視為立國之本，《禮記·學記》有言：“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香港作為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新一份《施政報告》再度把教育置于戰略高度，特別提出為北部都會區“提速提效”，勾畫出“北都大學城”與“國際教育樞紐”的藍圖。這既呼應二十屆三中全會所定下“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的方向，也是香港能否吸引與留住人才的關鍵一步。

立法會議員、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教聯會副會長鄧飛

推動“留學香港”成重要策略

他指出，國際人才競爭日趨激烈，新加坡、深圳等地以優惠政策積極爭奪學生與科研人員，使到香港有龐大壓力。考慮到本地出生人口持續下降，專上教育若只依靠本地生源，難免面對收生不足與學科發展受限。推動“留學香港”、擴大非本地生比例，已成為維持教育與城市競爭力的必然選擇。

他強調，今次《施政報告》的突破之一，是把資助專上院校的非本地生自費比例上限由40%增至50%，研究院課程自資超額上限亦由100%升至120%。不但能吸引更多內地及海外優秀學子來港，也在不影響15,000個本地學額的前提下，為院校帶來更多彈性，補充多元文化與科研動能，化解社會對本地生利益受損的疑慮。然而，單純“開門迎客”并不足以令香港成為真正的國際教育樞紐，最大挑戰仍在于配套是否到位。學生宿舍長期供不應求，外地生來港首要顧慮往往是住宿問題。雖然政府推出“城中學舍計劃”，容許商廈或酒店改裝為宿舍，甚至保留過剩地積比以鼓勵興建，但政策能否快速落實并提供足夠床位，仍有待觀察。若住宿問題無法解決，招生額再多也可能淪為“紙上談兵”。

他又說，推廣“留學香港”品牌同樣需要整體戰略。香港政府建議成立“留學香港專班”，并預留4,000萬元資助八大加強海外招生，方向無疑正確。不過，高等教育不僅限于八大，自資院校同樣承擔培養人才的重要責任。若推廣只集中于八大，難免削弱香港教育的多元形象。政府應讓自資院校一同參與，并檢視現行招生限制，讓應科大等具潛力的院校在拓展內地與海外市場時能更有作為。

DSE國際化 需跨越4個關卡

他繼續說，課程認受性方面亦是關鍵，政府提出推廣香港中學文憑試（DSE）的國際認可，目前已獲全球逾1,100所高校承認。然而，部分海外高校雖接受DSE，卻未有清晰的分數要求，令學生難以掌握升學門檻。若能提升信息透明度，凸顯DSE的價值，香港不僅能吸引更多非本地學生，亦能進一步鞏固作為海外升學“跳板”的地位。

他指，教育國際化更需“引進來”與“走出去”并重。直資學校獲允許增加非本地生比例，方向值得肯定，但國際招生成本高昂，學校難以單打獨斗。政府若能在教育展、文化交流活動中設立“香港專區”，協助學校共同推廣，便能在中小學階段提前建立“留學香港”品牌，提升香港教育的能見度，并讓更多海外學生認識香港教育的特色與優勢。

記者問政府早前收緊“高才通”子女申請本地資助學位的居留條件，意在遏止所謂的“考試移民”。然而政策未落地，便連番爆出內地機構與本港學校違規“合辦”DSE（中學文憑試）課程，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他認為，應該將DSE進一步國際化，促進香港成為國際教育樞紐。他說，“早在2018年，我便提出香港教育必須國際化，以保持香港的國際地位和競爭力。這一構思也成為我于2021年競選立法會時的主要政綱之一。不過，要把DSE推出去，至少有4個關卡需要跨越。

（1）考試行政后勤，是集中在港還是分散全球。DSE國際化不外乎兩種途徑：一是全部考生來香港考試；二是像IB、A-Level等考試一樣，開放給考生在當地應考。現時，DSE主要服務本地學生。考評局資料顯示，2025年有約5.5萬名DSE考生，其中約4.5萬人是學校考生；非本地生則僅占1000人左右。這1000人對于每年相對平穩的本地考生數目來說，一切尚屬可控，包括考場安排、考卷印刷量、監考人員和閱卷員數目。

“假如開放給全球考生赴港應考，由于無法掌握考生人數，所有行政安排將無法提前規劃，其中最大挑戰是閱卷員的安排。閱卷員除了需要具備教學年資之外，在一個學科中，對于一條長題目，通常會有兩名閱卷員評閱，舉例說，中英文都是必修科目，以每年約有四五萬人參加考試計，閱卷人力需求，可以想見。”他說

（2）認證制度方面，要從零開始建立“DSE國際認證框架”。另一種情況，是仿效IB、A-Level、SAT、AP等考試，容許課程版權擁有地以外的地方舉辦考試，但這需要香港建立一套認證制度。目前只有3所內地學校（深圳培僑學校、廣州暨大學校、廣州民心學校）獲認可為內地考場，可以在當地開考。不過，考生資格受到嚴格控制，只能服務港籍考生；考卷也是由香港考評局通過保安公司運送到考場，考試結束后再全部送回香港評閱。因此，香港的DSE考試很大程度是“中央集權”制。其他國際考試則是通過認證當地機構的申請，這樣才能夠開辦相應課程或參加考試。這與我們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他說，面對內地，需要與教育部門協商合作，獲得他們的批準，才能夠開辦DSE課程及考試認證。同樣地，對于海外國家的教育機構，也必須獲得他們的批準，才能夠設立DSE課程，甚至舉行考試。這是一項龐大工程，甚至超過2000年教改時，教育局和考評局向全球游說認可DSE資格的工程量。

（3）學額分配與大學招生，必須要以公平、公信與競爭力。他說，開放考試后，考生以DSE成績申請香港的大學時，究竟是用本地生的1.5萬個名額，還是非本地生的6000個名額？這是一個相當具爭議的問題。如果是前者，本地家長和學生的利益無疑將受到損害，這是不可接受的。

他指出，目前，海外或內地的學生可以用DSE成績，循非本地生的6000個名額提出申請。不過問題在于，本地大學或許更加看重內地高考、IB、A-Level、AP、SAT等國際考試成績，這使DSE與其他考試體系形成競爭關系。加上目前每年參加DSE的考生大約只有四五萬，而內地高考則有逾1000萬人參加，A-Level（包括IGCSE和GCE A-Level）也有逾100萬人。DSE與動輒數以百萬甚至千萬考生計的考試比較，后者的競爭明顯激烈得多。能否說服本地大學接受非本地生用DSE成績報讀而占優，確實存疑。故此，將DSE國際化，無疑是把DSE置于更尖銳的國際競爭中。

（4）是否另設“IDSE”，實行兩軌還是一證多地。他指出，有觀點認為應該另設DSE國際課程，即“IDSE”。這種做法類似GCSE和IGCSE。GCSE針對的是14至16歲英國本地學生，而IGCSE則是為國際學生設計的同等級別考試。雖然這樣的設計可以劃分兩批考生，惟難免造成比較，容易引發本地考生與非本地生之間的矛盾，質疑兩個課程的考核標準不一致。因此，這個問題須仔細研究，GCSE和IGCSE在處理這個問題上相對成熟，可以參考。

他更笑說，另一個相關問題是，不少內地學生透過內地的DSE教育機構，以自修生身分報考香港DSE，但他們并不是為了進入香港的大學，而是報考那些承認DSE的海外大學，相關大學名冊全都載于考評局官網。不過，這些教育機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思路：只要有足夠數量的學生使用DSE成績報讀海外大學，同時又獲得取錄，尤其是知名大學，那么這對香港DSE的國際化將大有裨益。

他又對記者說， 同屬國際教育樞紐建設的另一項建議，是教育局將以試點形式，容許直資學校申請上調班級數目及每班學生人數，透過學生自資入讀模式，加大錄取持學生簽證的非本地學生。然而，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這里所指的招收非本地生，只限于海外學生，而非MMT學生（內地、澳門、臺灣），事實上，海外學生與MMT生比例不對等的政策，至今未變。其次，若要直資學校獨自到海外宣傳收生，其實是比較困難的，希望當局可以在這一節點提供更多具體細節，讓直資學校能夠真正“走出去”推廣香港教育，同時把更多海外學生“引進來”，這樣將有利于拓展“留學香港”品牌至基礎教育階段，以更全面地打造香港成為國際教育樞紐。

來源：香港經濟導報

作者：本刊主筆 何潔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