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關系“鐘擺效應”下的跨大西洋關系

美俄對話中日益明顯的搖擺態勢，同樣給跨大西洋關系投下了濃重的陰影。這加劇了人們關于“西方聯盟面臨關鍵時刻”的感受。在此背景下，美國與歐洲盟友的關系中，新因素與長期存在的常量相互交織。

在過去一周半的時間里，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的對話“鐘擺”以僅六天之隔，擺向了兩個極端振幅。10月16日，當突然傳出計劃在布達佩斯舉行新一輪美俄峰會的消息時，全球媒體幾乎將其視為轟動新聞。然而到了10月22日，美國不僅暫停了峰會籌備工作，還宣布對俄羅斯兩家最大的石油公司實施制裁——這一舉動在俄羅斯看來是蓄意的敵對行為。

如此劇烈的振幅促使我們反思幾個問題。首要的當然是美俄關系本身的動態與前景、俄烏戰爭未來發展的可能情景，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俄羅斯-西方軸心對抗。這也引發了對唐納德·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手法的質疑——即其對談判中“胡蘿卜與大棒”的理解，以及運用這兩種工具達成戰術和長期目標的邏輯。

這種振幅也為分析跨大西洋關系——即華盛頓與歐洲各國首都之間的關系——提供了一個有用的快照。歐洲各方正積極嘗試影響美俄對話以及特朗普政府在此背景下做出的決策。這并不令人意外，因為這些決策對大多數歐洲國家有直接影響，包括它們未來與美國的合作。

“西方聯盟嚴峻的關鍵時刻”

即便在今年2月28日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與唐納德·特朗普在橢圓形辦公室舉行那場頗具爭議的會晤之后，慕尼黑安全會議前主席沃爾夫岡·伊辛格仍撰文指出，該事件反映出“西方聯盟面臨一個嚴峻的關鍵時刻”。很難不同意這一評估。

實際上，跨大西洋關系的“關鍵時刻”可能到來得更早。其時間線可以有多種解讀方式。至少，美國副總統 J.D. 萬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的極其強硬的講話——就在橢圓形辦公室風波前兩周——已清晰表明了跨大西洋危機。正如我們當時所指出的，這標志著華盛頓與歐洲盟友關系的歷史性轉折點，并預示著新的“集體西方”的出現。

無論起點何在，顯而易見的是，俄烏戰爭的整個進程以及現任美國政府在此背景下的政策，都直接影響著跨大西洋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過去八個月發生的一切——莫斯科-華盛頓對話的振幅擺動，以及美國為推進和平進程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在持續照亮著“西方聯盟嚴峻的關鍵時刻”。正如伊辛格所強調的，這些事態確實“對自二戰以來支撐跨大西洋關系的一些根本信念提出了質疑”。

與今年二三月份大西洋兩岸仍在適應特朗普重返白宮這一想法時相比，如今各方已普遍接受了這一現實。同樣，關于“跨大西洋信任已出現巨大裂痕”且這“對跨大西洋凝聚力和北約活力具有潛在災難性”的觀察，如今聽起來也更像是既成事實。

然而，每當美國總統宣布他最近與俄羅斯總統的通話進展順利時，歐洲各國首都的焦慮水平就會顯著上升。計劃舉行面對面會晤的消息則會產生更強烈的沖擊波，回蕩在歐洲許多最安全的政府大樓里。北約盟國往往是通過媒體，或僅在消息公布前不久才得知此類新聞——而肯定不是通過事先與華盛頓磋商，這傳統上被視為盟國之間的標準做法。

類似的沖擊曾在八月份發生過，當時歐洲領導人突然得知特朗普和普京決定在阿拉斯加會晤。計劃在布達佩斯舉行下一輪美俄峰會的消息宣布后，類似的波瀾再次席卷歐洲大陸。

事實上，在安克雷奇峰會之后，以及在布達佩斯峰會消息宣布僅幾天后，幾乎相反的情緒席卷了大多數歐洲政府。隨著特朗普對俄羅斯語氣的轉變，歐洲各地的震驚——甚至屈辱——感讓位于寬慰和滿意。換言之，鐘擺繼續搖擺。

就“西方聯盟的關鍵時刻”而言，重要的不是歐洲領導人對每一條美俄談判消息的情緒反應。重要的是一個清晰的事實：盡管討論的議題主要關乎歐洲及其成員國的利益，但歐洲因素在這些談判中很大程度上扮演著次要角色。歐盟或個別歐洲國家的代表不僅被排除在談判進程之外（盡管他們從一開始就堅持參與），而且在某些情況下，華盛頓甚至未能將已做出的決定告知北約盟友——顯然認為這樣做沒有多少實際意義。這在拜登政府時期——或者過去幾十年里除特朗普本人外的任何一位美國總統任期內——是難以想象的。

盟友交響樂不再和諧

但是，美俄關系的這些搖擺及其對歐洲投下的陰影，是否標志著跨大西洋關系出現了根本性的新現實？這是否表明華盛頓的歐洲盟友如今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地緣政治條件？答案是既肯定又否定。

很明顯，跨大西洋關系的這種新局面，尤其反映了現任美國政府獨特的行事風格。唐納德·特朗普的第一個總統任期表明，無論是在競選活動中還是作為國家元首，他都不受禮儀、公認的政治正確規范或既定的國際交往慣例的約束。顯然，他也對其內閣成員抱有同樣期望。這種行事方式同樣適用于對待外國對手和盟友——當然也延伸至歐洲，這位美國第45任兼第47任總統對歐洲向來缺乏好感。

然而，若將一切僅僅歸咎于現任白宮主人的風格，那就錯了。顯而易見的是，美國-北約關系的新動態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特朗普個人或其團隊的古怪或偏好。再次強調，關鍵的驅動因素是歐洲大陸在美國戰略考量中不斷變化的戰略意義。這種轉變并非關乎特朗普或個人，或是不同共和黨派系的外交政策觀點，而是反映了美中地緣政治對抗加劇以及整個國際體系圍繞此對抗進行重構的客觀進程。

在很大程度上，這正是美俄談判搖擺給跨大西洋關系投下新陰影的原因。

美國確實正在不再是一個“歐洲大國”——至少不再是20世紀中期以來那種反映歐洲大陸對美國國家利益核心重要性的狀態了，按照美國高級外交官理查德·霍爾布魯克在1990年代中期所理解的那個意義上。

因此，大西洋兩岸盟友之間的統一性日益磨損也就不足為奇了——無論是在世界觀及由此衍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目標上，還是在西方文明使命的規范性概念上。傳教士般的理想仍然深植于歐洲和北美的基因中。然而在日常政治中，在特朗普主義的旗幟下，以及在日益激烈的全球地緣政治競爭中，這些理想對華盛頓而言已變得純粹工具化。首要的是切實的美國利益，以及不惜一切必要手段、以最小成本堅定追求這些利益。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甚至不做絲毫表面文章，來顯示歐洲盟友的意見和利益對華盛頓很重要——無論是在與俄羅斯談判的背景下，還是在任何其他問題上。這顯然不是美國前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在1960年代初所描繪的跨大西洋團結景象。當時，他將盟國政策比作管弦樂表演，其中多種樂器“交織成交響樂的所有元素”。

跨大西洋關系的核心特征未變

不出所料，這導致歐洲政界人士開始質疑美國作為關鍵盟友和安全保障者的可靠性。全歐洲的外交官和專家現在經常指出，跨大西洋關系中的信任問題從未像今天這樣緊迫和令人擔憂。

與此同時，華盛頓方面似乎對此并不太擔憂。當然，一些政治人物和專家界成員——特別是那些親近民主黨的——繼續堅持認為，美國全球實力的主要來源在于其獨特廣泛且具有協同效應的聯盟網絡。

北約一直是這個網絡的核心要素。因此，他們認為現任政府對歐洲盟友的苛刻和公開蔑視態度是極其錯誤且損害美國長期利益的。他們希望，在特朗普總統任期結束后，下一任美國領導人將再次向北約盟友伸出橄欖枝，并承諾重新致力于歐洲。

然而，首先，世界已經改變——并且將繼續改變。這些轉變決定了美國在歐洲的需求和利益。很有可能，下一任白宮主人，即使是民主黨人，也會私下感謝特朗普在跨大西洋關系中做出的那些痛苦且不受歡迎的調整，盡管民主黨的代表們在公開場合仍會繼續批評共和黨人粗暴對待歐洲盟友。

其次，盡管國際體系發生了種種全球性轉變，但北約內部關系的主要特征依然未變。歐洲仍然像過去七十年一樣依賴美國。這并不意味著歐洲在此期間在國際政治中毫無作為——它顯然有，并且仍在繼續發揮作用。然而在某個時刻，歐洲人自身和一些外部觀察家產生了一種誤導性的印象，即認為歐洲大陸的全球影響力遠大于其實際地緣政治實力所允許的范圍。

權力政治方式回歸的最初跡象迅速提醒了所有人：沒有獨立的軍事力量，就難以聲稱擁有超級大國地位。并且，根據定義，在跨大關系中不可能——也從未存在過——兩個平等的參與者。

從理論上講，歐盟本有潛力在所謂“戰略自主性”方面采取重大步驟。但實現這一點不僅需要政治意愿、領導力以及基于此的決策，還需要克服眾多結構性的挑戰與矛盾——既存在于大西洋兩岸，也存在于歐洲內部。即使事后回顧，也很難想象近期的歷史會以不同的方式展開，從而使戰略自主的情景成為現實的可能性。

純粹假設而言，引導歐洲政治路線走向戰略自主的能力今天依然存在。況且，鑒于華盛頓對其歐洲盟友日益強硬的立場，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甚至可能更高。但這仍然高度理論化。實際上，仍然難以想象，歐洲各國首都眾說紛紜的觀點和利益，如何能夠克服那些相同的結構性挑戰與矛盾——尤其是在普遍不確定性的條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