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陽節生活傳統、文化旨歸與品牌建設路徑》
作者
林繼富
文章來源
《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1年3月第44卷第2期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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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陽節是民眾生活實踐和文化創造智慧的結晶,呈現出以線性為核心的生活傳統的累層,以及多民族、多地域不同身份民眾的多元共生、共享的生活。重陽節核心要素是其意義表達、功能實現的主要方式。新時代,以重陽節核心傳統為中心的品牌塑造,成為當代人生活的表現。重陽節品牌建設表達者、組織者,成為重陽節重構的推動者、實施者。各地利用重陽節品牌增強區域性凝聚力和擴散力,重陽節品牌建設成為區域社會發展的強大文化力量。
關鍵詞:重陽節;生活傳統;文化旨歸;品牌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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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每個華夏子民來說,重陽節在他們的記憶里永遠讓人魂牽夢繞,在實踐中總是韻味無窮。歷代文人以重陽題創作了許多不朽的名篇佳句,如孟浩然“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王維“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李清照“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毛澤東“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這些詩句記錄了作者創作時的生活境遇和社會現實,包含了集體生活、民族傳統共有的重陽節生活習俗。
重陽節起源于何時,沒有確切時間記載,大多是民眾的傳說和學者的推測。有的學者提出重陽節源于先秦或戰國時代,但沒有直接證據。從筆者見到的文獻看,重陽節在東漢已經被文人提及,魏晉以后各種野史筆記對重陽節的記載相當豐富,說明重陽節在此時已經十分盛行。重陽節風俗因時代變化而不斷發生改變,一些節俗消解在傳統中,一些新的節俗又在豐富著重陽節傳統。至于重陽節發展歷史的每個時段曾經包含多少習俗,顯然難以弄清楚。但是,維系重陽節向前發展的核心傳統是可以把握的,這些核心傳統不僅成為重陽節意義彰顯的要素,而且維系著重陽節獨立的文化品格、道德情感和生活慣制。目前,我國許多地方非常重視重陽節,并且以重陽節蘊含的中華文化基因、普遍價值、地方稟賦實施文化品牌建設,探索出有益的傳承實踐經驗和可持續發展的行動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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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累層:重陽節起源的基本面相
重陽節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同時代生活中逐漸累積、完善,其傳統成了穩定要素。具體來講,重陽節生活傳統包括登高、賞菊、飲菊花酒、佩戴茱萸、食重陽糕等內容。重陽節生活傳統蘊含了民眾辟邪祛災、祝壽敬老、思鄉憶友等文化意義,其中,尊老、敬老和孝老等道德傳統成為重陽節傳承、弘揚的主旋律,在此基礎上,建構了具有嚴密文化邏輯、地方語法的重陽節知識譜系和生活體系。
屈原《楚辭?遠游》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這是我國最早出現“重陽”的記載,但是,屈原所說的重陽并非重陽節,而是“九重天”,與先秦時期“天有九重,地有九州”的宇宙觀念有關,其意義指向是級數,也是具有巫術功能的奇妙數字,賦予了“重陽”特殊的意義。盡管《楚辭》中“重陽”與重陽節沒有直接淵源關系,但是“重陽”與九的關系是一脈相承的。
曹丕《九日與鐘繇書》日:“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陽數,而日月并應,俗嘉其名,以宜于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群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至于芳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飧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曹丕在詩中針對九月草木凋枯景象,產生人生蒼涼的感慨,記錄了九月九日宴飲的生活習俗,以秋菊獨榮寄寓延年益壽的祝愿,這些與重陽節的生活文化緊密聯系。
《藝文類聚》卷4引周處《風土記》:“九月九日,律中無射而數九,俗尚此月,折菜萸房以插頭,言辟除惡氣而御初寒。”周處是西晉初期人,西晉建于公元265年,這就可以判斷,早在公元265年就有九月初九人們頭插茱萸的習俗,并賦予其“除惡氣”的功能。
東晉葛洪《西京雜記》卷3記載的九月九的風俗更為詳細、完整,成為后世重陽節傳統的定型文本。“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后出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見戚夫人侍高帝,嘗以趙王如意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日不言,嘆息凄愴,而未知其術,輒使夫人擊筑,高祖歌《大風詩》以和之。……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華酒,令人長壽。菊華舒時,并采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華酒。”東晉干寶《搜神記》記載:“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后出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嘗以弦管歌舞相歡娛,競為妖服,以趨良時。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為節,歌《赤鳳皇來》。乃巫俗也。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之相連綬。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棋,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九月,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華酒,令人長命。菊華舒時,并采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華酒。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于流水。如此終歲焉。”干寶是河南上蔡人,上蔡被譽為重陽節的起源地,至今保留著豐富的重陽節傳統生活習俗,并與上蔡的地方歷史、地名景觀聯系緊密。干寶這篇文字記錄了賈佩蘭一年中不同時間的活動,其在“九月,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華酒”,顯然,九月九日的民俗意義在于“長命”“長壽”。該文詳細記錄了菊花酒釀制細節,即,經過一年菊花莖葉與“雜黍米釀之”,到“九月九日始熟”,這種釀造菊花酒的方法能夠發揮“令人長命”的特殊功效。九月九釀造菊花酒,后來演化成釀酒人遵循的傳統,并且在九月九祭拜酒神杜康。葛洪與干寶為同時代人,記載流傳在九月九的傳說、生活習慣,彼此之間有借鑒,也有影響。這解釋了九月九的風俗起源不足以確認其歷史始點,只能說在西漢時期九月九的生活實踐構成了穩定的傳統知識譜系,其具有“長命”的習俗功能,得到民眾的普遍接受。
陶淵明在《九日閑居》序中說:“余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于言。”這里提到秋菊和酒,與同時代有關“重九”飲酒和賞菊習俗的記錄一脈相承。《陶淵明傳》記載:“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南朝梁宗懔《荊楚歲時記》記載:“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飲宴。”也就是說,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九月九日賞菊、飲宴等生活習俗,已經得到民眾的普遍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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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國到魏晉文獻記錄來看,九月九作為特殊時間被賦予重要意義的記錄,應該比曹丕的詩文要早。這種推測在吳均《續齊諧記》中得到了佐證。“汝南桓景隨費長房游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時厄,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從系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山,夕還家,見雞狗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于此。”吳均為南朝梁人,費長房與桓景是東漢末期人,他們又是汝南的鄉黨,因此,九月九風俗來歷與桓景連起來,似乎包含了鄉黨的感情因素。但是,拋除這種因素,這段記錄意味著漢代有九月九日的習俗,文中談到九月九“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于此”,有一定道理。北宋高承認為:“九日登高,始于桓景。”也就是說,九月九習俗在漢代以前已有流傳,但是,細究起來,九月九作為特殊時間的傳統可以追溯更遠。
甲骨卜辭記載:“戊,貞其告秋口于高祖。”《禮記?月令》載:“(孟秋之月),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甲骨卜辭與《禮記》記載了“秋”“孟秋”時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也就是說,秋天豐收,要祭祀先祖。《詩經?周頌?豐年》云:“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孔穎達疏解云:“《豐年》詩者,秋冬報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致太平而大豐熟,秋冬嘗、烝,報祭宗廟。”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秋祭習俗,即秋天豐收祭祀先祖神靈。唐德宗李適曾在九月九日賜宴曲江亭,作重陽六韻詩:“乾坤爽氣滿,臺殿秋光清。朝野慶豐年,高會多歡聲”。唐代九月九的生活習俗與秋天慶祝豐收聯系在一起,重陽節期間呈現出“朝野慶豐年”的景象。今天,重陽節秋祭傳統在許多地方被保留下來了。比如,深圳《寶安縣志》記載:“農歷九月初九頭陽,九月十九二陽,九月二十九三陽。重陽在寶安為秋祭日,主要是全族公祭祖先,費用由族中公償田產所得支出。族長及輩分高的老人可乘轎,其余的人步行跟隨至墓地。祭品豐盛,祭儀隆重,規矩講究。祭儀由族長或輩分高的老者主持,眾人肅立于墓地堂前,拜祭分三獻三跪九叩首。拜祭完后將祭品帶回祠堂拜祭祖宗靈位,然后分‘丁肉’,男人每人可分得豬肉一份。”從這些記載來看,秋祭屬于重陽節的重要來源。
重陽節與秋祭有關,佩戴茱萸、登高等習俗是九月九日生活實踐在發展過程中不斷累加、豐富的結果。《舊唐書》記載:“漢崇上巳,晉紀重陽。”漢代人重視三月三(上),晉代人重視九月九(重陽),九月九日增加了“登高、宴會、祝壽”等內容。如《晉書》卷 29《禮志》記載:“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九月九日,馬射。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像立秋之禮也’。” 《南齊書》卷9記載:“九月九日馬射,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像漢立秋之禮。史臣曰:‘案晉中朝元會,設臥騎、倒騎、顛騎,自東華門馳往神虎門,此亦角抵雜戲之流也。宋武為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舊準。’”九月九日增加了騎射傳統,是當時盛行鄉射禮俗生活的再現。重陽節騎射傳統在唐代盛行,尤其在朝廷,皇上親自參與。據《唐會要》卷 26記載,唐太宗曾賜文武五品以上官員在玄武門騎射,“貞觀十六年九月九日,賜文武五品以上射于玄武門”。唐太宗有一年重陽賜射,蕭璃射出多支箭,均沒射中。歐陽詢即興作詩取笑:“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反復下,應西還更東。十回俱著地,兩手并擎空。借問誰為此,乃應是宋公。”重陽節的騎射傳統在宋代得到延續,宋仁宗慶歷四年,“以重陽曲宴近臣、宗室于太清樓,遂射苑中”。
敬老、尊老是重陽節的重要傳統。東晉寧康三年(公元375年)九月九日,“孝武帝嘗講《孝經》,仆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楊尹王混摘句,時論榮之”。這與《西京雜記》中有關九月九日“敬老”“孝老”的記載是一致的。
通過上面的梳理,筆者以為,盡管《續齊諧記》中記錄的漢代桓景時期九月九習俗包含今天重陽節的核心傳統,但是吳均記錄的是傳說故事,所以,筆者更愿意相信九月九生活習俗在晉朝已經成熟,并且形成了重陽節傳統的基本結構模式。
重陽節起源與秋祭有關,與時令有關。同時,每個地域和民族的重陽節在起源問題上也會出現不一樣的面相,有的可能是傳播的,有時是以漢人社會為主的重陽節的起源,但是,有的地區或者民族,重陽節起源的地區性或民族性強些,有的則表現多民族生活習俗的交流交融。據《金史 ?禮志》記載:“金因遼舊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禮。”當契丹入主中原,“重九日”祭天習俗逐漸融入中原重陽節習俗,構成此時契丹人重陽生活傳統。“九月九日,國主打團斗射虎,少者輸重九一筵席。射罷,于高地處卓帳,與番漢臣登高,飲菊花酒。出兔肝切生,以鹿舌醬拌食之。北呼此節為‘必里遲離’,漢人譯云‘九月九日也’,又以茱萸研酒,灑門戶間辟惡。亦有人鹽少許而飲之者。又云男摘二九粒,女一九粒,以酒咽者,大能辟惡。”顯然,對于進入中原的契丹人來說,其重陽節習俗已經有登高、飲菊花酒、用茱萸避邪了。同時,還保留了契丹人原有的“重九日”騎射和以酒咽鹽粒辟惡的生活傳統。中原人在重陽節將茱萸佩戴在身上,或系在手臂上,或插在頭上辟邪,契丹人則將用菜萸研制的酒灑在門戶間辟邪驅災,這些足以顯見我國重陽節在多民族融合中的傳承發展,其起源也表現出多種文化適應、接受和融合的特征。在貴州仁懷縣茅臺鎮,每年農歷九月九日,眾人登高時,酒房就開始投料,這是茅臺鎮的傳統。據說九月九陽氣旺盛,能夠釀出好酒。以前每當釀出頭道酒,酒肆老板就要在酒房設置“杜康先師之神位”,擺上祭品,焚香點燭,祭品有一只公雞、一塊豬肉,以祈禱這一年釀酒順利。九月九釀酒的傳統在茅臺鎮至今猶存。陜北地區,“九月九重陽節,俗謂‘九月九,家家有’,是日,家家吃蕎麥圪凸或蕎面烙餅,也有以煎餅、蒸饃過節者”。
我國重陽節地方性和民族性鮮明,其起源存在多樣化特點,但是,無論呈現怎樣的差異,重陽節的核心傳統在多民族、多地域中保留下來,圍繞重陽節核心傳統構成的重陽節文化譜系,具有開放性、包容性和多樣性,也體現了以重陽節中心,多民族交融的文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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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義指向:重陽節的核心要素
重陽節文化譜系構成是多元性的,也是長期性的,是基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生活需要建立起來的。在重陽節文化譜系構成及其意義指向中,核心傳統要素顯得特別重要。
九月九是重陽節的時間傳統,這個時間具有文化意義。西周初年,人們認九陽數,《周易》即以陽爻九。同時,九月九日是二九相重,因此,人們稱“重陽”。南宋吳自牧在《夢粱錄》里說:“日月梭飛,轉瞬重九。蓋九陽數,其日與月并應,故號曰‘重陽’。”九是最大的數字,將九月九日作為重陽節,飽含人們祈愿生命健康、去掉災禍的民俗心理,也傳遞了對于精致生活的向往。
登高是重陽節富有生命實踐和情懷的內容,有人將重陽節稱為“登高節”。以重陽節登高為題的詩文在中國文學中有許多名篇。杜甫《登高》:“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這首詩是杜甫大歷二年(公元767年)重陽節登高時創作,詩歌描寫自然秋色,融入詩人感時傷世以及寄寓異鄉的悲苦。吳均《續齊諧記》記載九月“九日登高飲酒”。登高避禍是重陽節的核心要義。晉朝周處《風土記》將重陽節譽為登高會,“以重陽相會,登山飲菊花酒,謂之登高會,又云茱萸會”。南朝劉宋孫詵《臨海記》記載:“郡北四十步有湖山,山甚平正,可數百人坐,民俗極重,每九日菊酒之辰,宴會于此山者,常至三四百人。”《南齊書》卷9說劉裕在彭城,九月九日游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舊準”。唐代孫思邈《千金方?月令》日:“重陽之日,必以肴酒登高眺遠。力時宴之游賞,以暢秋志。”重陽節登高除了登山之外,還有登塔、登臺、登崗以及登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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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陽時節,天朗氣清,是登高望遠、飽覽秋色的大好時機。各地均有登高的固定場域,此時,人們紛紛外出登臨這些高地。河南上蔡縣城西南蘆崗有蔡侯玩河樓,該樓高踞蔡國古城之上。登上樓臺遠眺,西面嵖岈翠峰插云,東面洪河蜿蜒若帶,周圍數十里村落、田畝、丘陵、林木、道路、溝渠,均歷歷在目。明清以來,經常有人到此登高賦詩。清人李士英就有《重陽偕友登玩河樓》:“擬準重陽結隊游,攜樽同陟玩河樓。千林落葉隨風走,萬里長江貼地流。林圃雨余鴨噪晚,關山霜冷雁鳴秋。茱囊菊甕年年有,催得詩人盡白頭。”
重陽節放風箏傳統在我國一些地方盛行。河南《清豐縣志》記載“重陽士大夫仿古遺事,率登高飲菊花酒,兒童放紙鳶為戲”;陜西《城固縣志》記載“九月兒童登高,競放風箏,曰迎寒”;廣東《平遠縣志》記載“北地清明放風箏,南方重陽風力始遒上,以此日放紙鷂”。人們將各種動植物造型放飛天空,祈愿身體健康、生活平安。
重陽節期間可以通過多種方式避免災禍。在人們的觀念里,人有災禍,牲畜也有災禍,于是,人們開始放養牲畜,讓其避開災禍。在我國一些地方,九月九日要將牲畜散放野外。安徽《懷寧縣志》記載:“九月九日鄉俗多以糖飴巨勝雜黏米為糕糍餉食,且以飼牛而放牧之。諺云:‘九月重陽,散放牛羊。’自后弛牲畜之禁,聽逐水草焉。”廣西《隆安縣志》曰:“九月九日,牛羊放縱。”吉林《樺甸縣志》記載:“初九日,鄉間多于是日祀胡、黃二仙。家畜牛馬各牲,此后可以任便放野,俗謂‘撒群’。”牲畜放野習俗的來源與《續齊諧記》有直接關系。家畜關在欄里暴死,民眾將牲畜放于野外,能使其免于災禍。
重陽糕是重陽節傳統食品,其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名稱和制作方法。漢朝叫蓬餌。《玉燭寶典》曰:“九日食餌,飲菊花酒者,其時黍秫并收,因以黏米嘉味,觸類嘗新,遂成積習。”《太平御覽》引《齊人月令》:“重陽之日,必以糕酒眺迥,為時宴之游賞,以暢秋志。酒必采菜萸、甘菊以泛之,既醉而還。”這里的“糕”就是重陽糕。《唐六典》和《食譜》記載唐朝重陽節食麻葛糕和米錦糕。明清時期人們在重陽節吃花糕,《帝京歲時紀勝》說,“京師重陽節花糕極勝。有油糖果爐作者,有發面壘果蒸成者,有江米黃米搗成者,皆剪五色旗以為標幟。市人爭買,供家堂,饋親友。小兒輩又以酸棗搗糕,火炙脆棗,糖拌干果,線穿山楂,繞街賣之。有女兒之家,饋酒禮,歸寧父母,又次‘女兒節’云”。重陽糕是重陽節的主要食品,重陽節時女兒要回娘家食用重陽糕。無論翻新花樣有多少種,重陽糕總少不了一個“糕”字,這個“糕”字很重要,它在這里已經具有了巫術的象征意義了。按民眾的說法,重陽糕與重陽節登高習俗有關,人們用“糕”與“高”的諧音表達他們驅邪逐疫的心理訴求。誠如明高濂《遵生八箋》卷5引《呂公記》云:“九日天明時,以片糕搭兒女頭額,更祝曰:‘愿兒百事俱高’,此古人九日作糕之意。作三聲。”
重陽節登高不僅是生活實踐,而且包含節令的預兆功能。據《宋史?河渠志》記載:“說者以黃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水勢之名:自立春之后,東風解凍,河邊入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信驗,故謂之‘信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北宋時期稱黃河九月的水勢為“登高水”,重陽登高與“紀節”相聯,拓展了登高的意義,也表現了重陽節登高的生活影響力。
賞菊、飲菊花酒是重陽節的重要生活,與人們祈愿長壽有內在聯系。《荊楚歲時記》記載:“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茱萸味辛苦,可以除風散寒,止疼;菊花有濃厚的香氣,能夠除風明目解毒,用之泡酒,可活血理氣。人們相信菊花“辟邪”“長壽”。《本草綱目》說:“菊,春生夏茂,秋花冬實,備受四氣,飽經箱露,葉枯不落,花槁不零,味兼甘苦,性稟平和。”人們在藥理特性、保健功效上賦予菊花神奇的想象,比如,《神仙傳》記載“康風子服甘菊花、柏實散,乃得仙”。唐代人有“無菊不重陽”的風習。重陽節賞菊,頭上插菊,香包藏菊,泡菊花水,做菊花糕,釀菊花酒等,菊花成長壽成仙的吉祥物,滿足人們驅邪迎吉的心理需求。王維《奉和圣制重陽節宰臣及群官上壽應制》:“四海方無事,三秋大有年。百生無此日,萬壽愿齊天。芍藥和金鼎,菜萸插玳筵。玉堂開右個,天樂動宮懸。御柳疏秋景,城鴉拂曙煙。無窮菊花節,長奉柏梁篇。”九月九被稱為“菊花節”,是唐代重陽節重視菊花的寫照。《東京夢華錄》卷8記載:“九月重陽,都下賞菊,有數種,其黃白色蕊若蓮房曰‘萬齡菊’,粉紅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黃色而圓者曰‘金鈴菊’,純白而大者曰‘喜容菊’,無處無之。酒家皆以菊花縛成洞戶。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如倉王廟、四里橋、愁臺、梁王城、硯臺、毛駝岡、獨樂岡等處宴聚。前一二日,各以粉面蒸糕遺送,上插煎彩小旗,摻仃果實,如石榴子、栗子黃、銀杏、松子肉之類。又以粉作獅子、蠻王之狀,置于糕上,謂之‘獅蠻’。諸禪寺各有齋會,惟開寶寺、仁王寺有獅子會。諸僧皆坐獅子座上,作法事講說,游人最盛。”這段文字記錄了北宋時期重陽節的生活,尤其是北宋汴京賞菊花、登高等活動。明代張岱《陶庵夢憶》記載:“兗州縉紳家風氣襲王府。賞菊之日,其桌、其炕、其燈、其爐、其盤、其盒、其盆盎、其肴器、其杯盤大觥、其壺、其幃、其褥、其酒、其面食、其衣服花樣,無不菊者。夜燒燭照之,蒸蒸烘染,較日色更浮出數層。席散,撤葦簾以受繁露。”明代兗州重陽節賞菊之日,菊花似錦,絢麗多姿。清代人們熱衷于重陽節賞菊。如《燕京歲時記》記載:“九花者,菊花也。每屆重陽,富貴之家,以九花數百盆,架皮廣廈中,前軒后輊,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四面堆積者,曰‘九花塔’。”從這些記載來看,在重陽節傳統中菊花從未缺席,并且傳達了重陽節的主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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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菊頤養性情,飲菊花酒以及登高均飽含祈愿健康長壽、消除災禍,因此,在我國許多地方,重陽節又叫“祝壽節”。壯族民間視九月九為吉日,家家給老人準備壽米。凡當年滿六十歲者,其子孫均在此日為之安排一個放糧的“壽米缸”。缸高兩尺,口小腰圓,缸蓋下壓著紅紙或紅布,平時里面總有幾斤米,不能斷,表延年益壽。此后每年此日,皆給缸添新糧,裝滿止。壽米缸放老人床腿邊或神龕里。節日的時候,晚輩都要來看望老人,選最好的白米倒入缸中。已嫁女要帶一些新米回娘家,添入缸,叫“養缸”。此缸平時不能動,僅做壽時才能掏出一些米,煮干飯敬老人。重陽節期間,家家殺雞宰鴨,兒女給老人敬酒,祝愿健康長壽。老人亦從缸里拿些米出來,連同糯米,做成粽子和糍粑,饗子孫和親友們,以與眾人共享福壽。
重陽節騎射傳統出現在魏晉南北朝。北周時期是我國民族大融合時代,在此期間,重陽節被吸收并增加了新內容。《北周詩》卷1中王褒《九日從駕詩》日:“黃山獵地廣,青門官路長。律改三秋節,氣應九重霜。射馬垂雙帶,豐貂佩兩璜。苑寒梨樹紫,山秋菊葉黃。華露霏霏冷,輕飆颯颯涼。終慚屬車對,空假侍中郎。”黃山圍獵發生在“山秋菊葉黃”時,這是北方民族的生活傳統。《全唐詩》卷103載趙彥昭《奉和九日幸臨滑亭登高應制》曰:“秋豫凝仙覽,宸游轉翠華。呼鷹下鳥路,戲馬出龍沙。紫菊宜新壽,丹萸辟舊邪。須陪長久宴,歲歲奉吹花。”唐中宗君臣在重陽節期間登高飲菊花酒,佩戴茱萸,狩獵。《太平御覽》卷32引《豫章記》載:“龍沙在郡北帶江,沙甚潔白,高峻而陂,有龍形,俗為九日登高處。”重陽節的發展過程是多民族接受、融入生活傳統的過程,由此形成以重陽節為核心的多民族共享生活傳統。
《夢粱錄》記錄重陽時日,“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飲之,蓋茱萸名‘辟邪翁’,菊花名‘延壽翁’,故假此兩物服之,以消陽九之厄”。“陽九之厄 ”與“桓景之厄”有關,這種消除災難、規避厄運的傳說流傳廣泛。如流傳在青海祁連縣的重陽節傳說,“東漢時期,汝河有個瘟魔,只要它一出現,家家就有人生病,天天有人喪命,這一帶老百姓均受盡了瘟魔的蹂躪。一場瘟疫不僅奪走了恒(桓)景的父母,而且他自己也差點兒喪了命。恒(桓)景病愈后,辭別了妻子和鄉親,決心訪仙學藝,為民除掉瘟魔。恒(桓)景訪遍名山高士,終于打聽到東方一座最古老的山上有一個法力無邊的仙長。在仙鶴指引下,仙長終于收留了恒(桓)景。仙長除了教他降妖劍術外,又贈他一把降妖劍。恒(桓)景廢寢忘食地苦練功夫,終于練成了一身武藝。有一天,仙長把恒(桓)景叫到跟前說:‘明天九月初九,瘟魔又要出來作惡。你本領已經學成,該回去為民除害了。’仙長送了恒(桓)景一包茱萸葉、一盅菊花酒,并且密授辟邪用法,讓恒(桓)景騎著仙鶴趕回了家。九月初九早晨,他按仙長的叮囑,把鄉親們領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然后發給每人一片茱萸葉、一杯菊花酒。中午時分,隨著幾聲叫,瘟魔沖出汝河,剛剛撲到山下,突然吹來一陣陣茱萸奇香和菊花酒氣。瘟魔戛然止步,臉色突變,恒(桓)景手持降妖劍追下山來,幾個回合就把瘟魔刺死了。從此,九月初九登高避疫的風俗便年復一年地傳下來”。這個流傳在我國青海的重陽節傳說實質上是東漢桓景與重陽節關系的當代版本,故事將“桓景”說成“恒景”,像這類重陽傳說在我國內蒙也有流傳。民間口頭講述與歷史文獻記錄中的一些人名、地名因為字形或讀音相近而發生變異,這是民間口頭傳統的特點。這類重陽節來歷的解釋構成了多民族關于重陽節來歷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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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陽節核心傳統不是虛空的,而是飽含情感的生活實踐,尊老、敬老傳統,驅邪去厄習俗,祈福健康,是中華民族普遍遵守、信奉的理念,具有跨越時空的巨大力量,包含了中華民族共有的普遍價值理念,也蘊含了豐富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意識。
重陽節核心傳統因在多民族生活中的實踐而呈現出交流、交往、交融的關系,彼此借鑒、互動頻繁,在交往過程中表現為“禮”與“俗”之間的互動,不同民族、地域之間的互鑒,由此形成重陽節多元化、多層次的文化特色。
(注釋見于原刊,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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