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不是鬧著玩的

眼下玩書法成風。君不見某些所謂的書法中人，大筆一揮，橫涂豎抹，墨點四濺，筆走龍蛇之間，接下來就是大言不慚地吐沫星子四濺、大講特講：書法就是玩出來的。甚至擴而大之，一言以蔽之曰：藝術(shù)都是玩出來的！

書法真是玩出來的嗎？這個時候，我們?nèi)菀紫氲揭粋€一直被藝術(shù)界所探討的話題：搞書法創(chuàng)作，有時需要有一種玩的心態(tài)。但此“玩”非彼“玩”也，巴金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也曾提到過：“我主張文學的最高技巧是無技巧，不要靠外加技巧來吸引人。”魯迅先生早年也提過：“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的文學主張，追求天然不修飾、隨心不編排之境。“文學的最高技巧是無技巧”，其本意自然是指文學創(chuàng)作的最高境界，就是不要為技巧而技巧，更不要單純的炫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一向被世人奉為文學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圭臬。盡管有“文無定法”、“書無定法”這一說，但并不等于說文學創(chuàng)作就不要技巧與規(guī)則。

同樣，書法創(chuàng)作也是如此，“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獻之；筆禿千管，墨磨萬錠，不作張芝作索靖。”（見蘇軾的《題二王書》），東坡居士的“習書心得”就非常中肯地說明了書法還是要下苦功夫、笨功夫甚至是死功夫的。如果沒有最起碼的從結(jié)體到點畫等用筆技巧的基礎(chǔ)訓練，如果一點法度都不講究，怎么可以想象能寫出一手漂亮的漢字來？更遑論成名成家？晉衛(wèi)恒《四體書勢》云：“弘農(nóng)張伯英者，因而轉(zhuǎn)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后練之。

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宋代曾鞏的《墨池記》里也有記載：“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試想，如果沒有“臨池學書，池水盡墨”的張芝、“揮毫書蕉，禿筆成冢”的懷素上人，能有傳誦千古迄今仍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書壇佳話嗎？如果沒有“臨池學書的王右軍”，能有今天為后世習書者所景仰的“書圣”嗎？古人尚且如此，何況吾輩乎？即便有天縱之才的蘇軾，雖自謙“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筆煩推求”，但也一再強調(diào)習書為文要刻苦磨練，狠下功夫。前面的《題二王書》說的是學書，也同樣適用于作文，并說“此技雖高才，非甚習不能工也”。他認為要作好詩文、寫好字，平時必須多訓練多積累多觀察，“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fā)”，“勤讀書，多為之自工”。這些見解都是非常可貴的經(jīng)驗之談。

李白有詩《送賀賓客歸越》：“鏡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yīng)寫黃庭換白鵝。”“以鵝換書”不過是一則書壇佳話和文人軼事而已。此舉好玩，書法并非一個“玩”字可以道盡。

其實“羲之愛鵝”也好，“米癲拜石”也罷，其“玩”非在“玩”也，而是在悟道書法天然之妙！其實在浮躁日甚一日的年頭，各行各業(yè)的人士都想附庸風雅一把。玩票成風，書法界的票友洋洋可觀大有人在。農(nóng)民企業(yè)家在腰包鼓起來以后要玩玩筆桿子，某些“精力旺盛”的政府官員也想“儒雅”一下玩玩書法，軍界的許多人士也想通過書法展示一下自己的“儒將”風范。玩玩本無可非議，書法又不是書法家的專利。但真要在書法殿堂有所建樹，僅憑一個“玩”字是遠遠不夠的。而名人政客，如瞎玩亂玩，借名炒作，混淆大眾審美，對于書法的發(fā)展，害大過利。

在“盛世藏寶，亂世藏金”的幌子和“書法熱”的推波助瀾下，怎一個“玩”字了得？如果全民皆玩，玩字、玩畫、玩藝術(shù)，對傳統(tǒng)文化缺少必要和應(yīng)有的敬畏與虔誠，最終玩的恐怕不只是書法藝術(shù)，而且還會玩物喪志！某些夢想混跡于書法界的人士更是企盼自己“朝臨帖夕成名”，哪有閑工夫去讀帖臨帖、重溫經(jīng)典，更談不上什么從古人留下的優(yōu)秀書法遺產(chǎn)中去汲取營養(yǎng)為我所用。如大家都抱此心態(tài)，能玩出什么名堂來？只能建立起一座座毫無根基的、飄渺虛無的“空中閣樓”。

當然，如果作為業(yè)余愛好的“閑情逸致”不妨玩玩，不過須記住一點：真正的書法藝術(shù)從古到今都不是靠玩出來的，更沒有憑空自創(chuàng)速成的，書法真不是鬧著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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