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鄭智化就等于“不善良”嗎？

非非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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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智化批判深圳機場事件的輿論一再發酵，已經有越來越多人用“文明和人性的照妖鏡”來形容這件事，并以此來“鑒定”一個人的良善程度。

那么，批判鄭智化，就等于“不善良”么？

鄭智化事件的傳播軌跡，并不令人陌生：

最初，是迅速集中的同情與憤慨——一個殘障者遭遇冷漠，點燃了社交媒體上的怒火。

此后深圳機場公布視頻，畫面顯示鄭智化并非“孤立無援”，輿論迅速反轉，相當一部分人由同情變為質疑，甚至是批判。

再然后，又相當一部分人站出來，批判“批判/網暴受害弱勢群體”，甚至將“鄭智化機場事件”上升為檢驗人性良善與否的照妖鏡、試金石。

而更理性的聲音，則是撥開吵鬧聲，指出鄭智化為殘障群體發聲的公共價值。

在這場輿論風波中，我最很想聊聊那些由同情鄭智化轉向批判他的人——他們，真如另一些聲音所說的那樣，“不善良”嗎？

我個人倒是更愿意從“好的方面”去理解這種心理反應。

首先，當他們在事件第一階段去同情鄭智化時，這其實已經說明了他們的道德立場與選擇，同情關懷弱者，譴責強勢方。

那么，為什么當他們在看了深圳機場發布的視頻后，會變得如此憤怒？可能是因為，他們覺得鄭智化的言辭就算不是“撒謊”，也是對重要關鍵事實的“夸大”。他指控深圳機場“沒人性”，一個核心依據是工作人員很冷漠，以至于他“連滾帶爬”地進了機艙。但深圳機場放出來的視頻卻顯示，他是在四個工作人員協助下進入機艙的。那么，由此可見，深圳機場殘障設施不到位的確屬實，但“沒人性”的指控，就有待商榷。

而互聯網的習慣，素來喜歡將之處理為“反轉”。從平臺、熱搜榜到網民，都是。

于是，鄭智化就從“受害者”變成了“操弄輿論者”。

當一部分人覺得自己之前“冤枉”了“被告”深圳機場，令其“不當受過”之后，這部分人于是產生了一種糾錯和補償心理，轉而去指責“原告”鄭智化。他們需要通過“譴責”來維護他們所認為的網絡秩序，代表他們所認為的網絡公平與正義。

出語惡劣的人，當然是網暴。這個無從辯解了，我從來不為網暴者辯護，無論他們的理由聽起來有多“高尚”。但我也確實見到很多理性克制的表達，他們就是認為鄭智化的表達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也濫用了自己的公共影響力，過度指責了深圳機場。

那這樣的一些人，算“不善良”么？

我覺得，我們的互聯網還是太喜歡做非黑即白的判斷了。

一個公共事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認知和視角，這很正常。所以公共溝通才有必要性。大家互相補足視角與觀點。

比如，我就欣賞有觀點認為：鄭智化的表達確實帶有強烈的情緒，但那是他作為身體殘障人士在當時情境下的真實感受。所以可以被理解。

但是否有必要再去激烈批判那些“批判鄭智化”的人，甚至定性為，他們不善良、他們冷漠？我認為這可能也陷入了一種當事人自己都可能沒意識到的“道德優越感”。

在我看來，那些撤回共情的人，也不過就是一群在互聯網的混亂信息中尋求某種“秩序”的普通人。公眾在多次被反轉事件“傷過”之后，也會有PTSD反應。他們一邊渴望真實，渴望發出正義之聲，另一邊又害怕反轉，怕自己之前的發聲“錯了”。于是他們的態度會很容易就轉向。這是一種應激反應。

社交媒體讓每一次事件都成為情緒與立場表達的“舞臺”。點贊、轉發、評論，不僅是輿論市場上的意見表達，更是一種社交平臺上的自我定位和自我展現。

每一個點贊、每一個發言，背后都是有意義指向的。

你覺得，那些批判鄭智化的人是想要在社交平臺上傳遞“我不善良”的信號？

正常的社會人，恐怕都不會如此。

正常的社會人，會希望他人更多看到自己的良善與正義感。他們的自我認同，也來自于他們相信自己的道德感。否則豈不會認知失調？

所以，我更愿意理解為：只是他們對這場事件中的正義和公平，理解有所不同而已。

最后，我想說：在這場所謂的“反轉”事件中，其實大家并不一定非要重新選擇立場——我們都太過于依賴“立場”去做非黑即白的表態了，好像一出戲里，必須有正派和反派角色。可現實人間不是“樣板戲”，哪有那么多的“好人”“壞人”。理解灰度，接受灰度。對鄭智化，也對自己。

鄭智化的表達是有主觀性，但這并不能抹去他提出的問題的價值——無障礙出行依然不夠便利，公共服務仍存在盲區。

他個人的用詞，也許激烈，卻讓一個長期被忽視的群體重新進入公共討論的視野。單就這一點，就功德無量啊~如果想到這一點，也許有些人就不必急于去批判他。

畢竟，大家發聲，為的不都是一個更好更和諧的社會么？在反轉的時代，真正的善良，也需是在混亂中仍然選擇理解和包容。共勉。

謝謝閱讀。也歡迎文末留言交流你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