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帝國主義的邊界控制：19世紀后期英屬南非公司的限制與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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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世紀末期，英國政府試圖限制和控制英屬南非公司BSAC作為次帝國行為者的權利，盡管次帝國行為者在面對敵對的殖民勢力時，可以宣稱為殖民腹地的重要工具，但它們也成為限制和控制次帝國主義行為并將其轉化為政府地緣政治利益的重要借口。

今天我將深入研究這一時期的英國政府與BSAC之間的互動，以揭示背后的復雜動機和利益沖突。

一、人道主義觀念與帝國

二十世紀初帝國的一個關鍵意識形態是反奴隸制和人道主義的普遍觀，如果我們要確定它在次帝國行為體的控制中的作用，就必須強調它的重要性和模糊性。

毫無疑問19世紀末期，反奴隸制的言論對帝國的道德權威至關重要，而且是英國首先堅持在1885年的《柏林條約》中插入簽署國承諾制止非洲的奴隸貿易和奴隸制的法律條規，英國社會和政府中的最高領導層均將人道主義視為一種重要的意識形態，并堅持把這一理念融入國內和帝國政策中。

但人道主義并不僅僅局限于特定的游說團體或少數信奉者，它是塑造政治行政機構和語言的重要話語之一，并且影響力不僅限于游說團體的觀點。

更別提它對英國公眾造成的重大情感波動，直接激發了人們對反奴隸制的狂熱，這種情感通常爆發并主導公共話語，例如剛果危機，揭示了英國公眾對利奧波德二世國王的“紅色橡膠”政權的關注，從而影響了英國的外交和帝國政策。

當然，這并沒有阻止殖民列強在非洲引入其他形式的強迫勞動，人們對人道主義原則適用于誰，以及如何最好地傳播這些原則的看法并沒有達成一致。

帝國主義和帝國擴張提供了一個自然的平臺，但人道主義原則的適用性仍然存在不確定性，脅迫方法可以與人道主義原則并存，這在殖民世界中是常見的現象。

從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人道主義成為一種核心意識形態，一方面批評殖民主義的過度行為，另一方面又以“保護”和“文明”的名義為帝國擴張辯護，但歸根到底人道主義還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殖民統治，因為任何違反這些規范的行為都可能受到嚴厲批評，并引發公眾的譴責。

基于這一點人道主義在合法化了帝國擴張，并推動其進一步發展，同時也對殖民統治和行為產生了制約和約束的作用。

換一個角度來看，人道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對也于控制次帝國行為體具有潛在的制約作用，如果次帝國行為體違反了殖民統治的道德原則，將破壞其合法性，并可能引發政府的干預。

正如英國政府直接負責的殖民地財產受到這些情緒的影響一樣，由 BSAC等次帝國行為體管理的殖民地財產也是如此，也就是說如果 BSAC 違反了殖民統治的道德原則，它就會破壞其合法性，并至少在公眾看來會促使帝國政府對其進行某種干預。

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道主義就具有雙重性，既可以被有意地用來支持深思熟慮的政治和帝國議程，又可以用來制約次帝國行為者。

二、影響英國政府限制英屬南非公司的因素

在我看來，內部政治壓力是限制英屬南非公司的重要因素之一，19世紀下半葉，英國政府面臨著來自不同政治派別和利益集團的壓力，這些派別和利益集團對英屬南非公司的行為持不同立場。

一方面，一派政治家和議會成員擔心公司的權力過于集中，可能導致濫用和腐敗，損害英國的聲譽和利益，另一方面，剩余政治家則支持公司的行動，因為它可以為英國帶來經濟和戰略利益。

1895年的詹姆森襲擊丑聞就是內部政治壓力的完全體現，當時英屬南非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詹姆森試圖通過武力推翻布爾人政府，但這一行動被揭露并引發了丑聞，這導致了廣泛的輿論譴責和政治壓力，迫使英國政府采取行動限制公司的權力。

作為一國根基，經濟利益當然也對英國政府限制英屬南非公司有所干預，英國帝國主義擴張的一個重要動力就是經濟利益的追求，但是隨著BSAC在南非地區的活動逐漸擴大，一些經濟利益被認為受到了損害。

部分英國商人和投資者抱怨說，BSAC的壟斷地位限制了他們在南非地區的商業機會和利潤，這些經濟利益的關切引發了一些政治壓力，促使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公司的權力，以保護更廣泛的經濟利益。

而南非地區在19世紀下半葉對英國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包括與其他帝國主義勢力的競爭、領土擴張和戰略控制，英國政府需要維護其在該地區的利益和影響力，并避免與其他勢力發生沖突。

那么當BSAC的行動被認為可能威脅到英國的地緣政治利益時，政府采取了限制和控制的行動，所以地緣政治考量也在影響英國政府限制英屬南非公司方面發揮了作用。

我總結了內部政治壓力、經濟利益和地緣政治考量這幾點關鍵因素，并結合詹姆森襲擊丑聞、商業利益受損和地緣政治競爭多方面考量。

確定英國政府通過以上限制和控制英屬南非公司，試圖平衡不同利益和維護自身的地緣政治利益，這一時期的互動反映了英國帝國主義在邊界控制和次帝國行為者管理方面的復雜挑戰。

二、BSAC的應對與轉變

英屬南非公司在面對英國政府的限制和控制時，通過一系列改革、外交和轉變等方式進行了應對和調整。

BSAC進行了內部改革，以滿足政府對公司權力和管理的要求，公司實施了更加透明和規范的財務和行政管理制度，以避免腐敗和濫用權力的指責。

并且BSAC還加強了對公司內部行為的監管和控制，確保其行動符合政府的指導方針和要求，這些內部改革措施旨在回應政府對公司權力集中和濫用的擔憂，以重新獲得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對內改革的同時，BSAC也沒忽視外部因素，它積極展開外交努力，尋求與政府和其他利益相關方的合作和共識，公司派遣代表與政府官員進行協商，以解決政府對其行為的關切和要求。

更不忘與其他利益相關方，如當地部落領袖、商人和其他外國勢力進行接觸和合作，以確保其在地區的合法地位和利益得到認可和保護，發展外交旨在改善公司與政府和當地社區之間的關系，尋求共同的利益和解決方案。

BSAC深刻了解塑造公司形象的重要性，過往的行為已經不適合延續，它便逐漸轉變其行為和形象，以應對政府的限制和控制，公司將重點從直接的行政和軍事控制轉向經濟開發和合作。

積極推動礦業、農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等經濟活動，以證明其對地區發展和繁榮的貢獻，還鼓勵外來移民和投資，以增加地區的人口和經濟活力。

BSAC試圖通過這一系列行為轉變，改變其在政府眼中的形象，從一個具有政治野心和控制欲望的行為者，轉變為一個為地區發展和經濟繁榮做出貢獻的合作伙伴。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當時BSAC在羅得西亞（今津巴布韋）地區開展了大規模的農業和礦業開發，公司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和投資，推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同時協商與周邊部落領袖進行了合作，共同管理和開發土地資源，以確保當地居民從經濟活動中受益，通過實際的行動和合作舉措，體現了BSAC對政府限制的回應，以及轉向經濟開發和合作的努力。

后期公司經過改善內部管理、與政府和利益相關方進行協商，以及轉向經濟開發和合作，試圖滿足政府的要求，同時維護自身的利益和地位。我們不難看出這些措施和轉變體現了BSAC在復雜的政治和地緣政治環境中的靈活性和適應能力。

而帝國政府也在逐漸對類似BSAC這樣的次帝國行為體施加控制，盡管具體情況有所不同，但特許公司等次帝國行為者的模式仍存在，并可以在政府沒有政治或金融資本的地區自由地建立和實施殖民統治，但它們仍然具有強大的利益。

可隨著次帝國勢力制定自己獨特議程并干預更廣泛的地緣政治和帝國政策，它們的獨立行動變得越來越令人擔憂，需要加以約束。

所以盡管在1880年代，BSAC是確保北部腹地安全的有用手段，羅茲和詹姆森反復無常的行為挑戰了英國在該地區的戰略，并需要更進一步的政府控制。

只是帝國政府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證明和實施這種控制，詹姆森突襲和隨之而來的恩德貝勒和紹納叛亂，成為政府干預和控制BSAC的借口，雖然這些事件是政府不得不處理的困難和不受歡迎的情況。

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可以分為兩個主要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889年特許狀的授予，允許BSAC作為次級帝國行為者根據自身利益自由行動，無需政府監督。

1894年這一階段得到擴展，BSAC在馬塔貝萊蘭得到全權委托，第二個階段的特點是來自倫敦的帝國控制增加：BSAC的次帝國野心成為問題，需要加以限制。

為了確保帝國政策和擴張主義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以詹姆森突襲丑聞和1896-1897年羅得西亞對非洲人的虐待揭露為借口進行干預，以控制BSAC。

而其他情況下，特許公司作為次級帝國行為者需要克制，英國政府接管了他們的領土管理，例如印度在1858年印度大起義后成為直轄殖民地，其領土財產成為英國的保護國。

反觀在羅得西亞，雖然發生了詹姆森突襲和對非洲人的指控，但政府沒有完全接管BSAC的財產，因為財政負擔和擔心激怒羅茲的政治后果，使政府無法采取這樣的行動。

但顯然1896年叛亂之后，政府渴望鞏固和加強其在南羅得西亞的地位，并監督公司的事務，除了詹姆森突襲丑聞之外，馬丁在1896年恩德貝勒叛亂期間揭露了對恩德貝勒人的虐待行為，這也成為政府進一步控制該公司的借口。

政府訴諸英國普遍存在的人道主義，通過指出虐待和強迫勞動制度，破壞了南羅得西亞公司統治的道德權威，人道主義游說團體如APS迅速加入，并要求政府進一步加強控制。

他們稱馬塔貝萊蘭的公司統治是“隨意的”，由“業余愛好者、奸商和貪婪的人”實施，故此政府有責任通過加強政府控制來干預并保障土著人民的未來福祉。

人道主義觀點和對虐待非洲人的指控被用來約束羅茲和BSAC的行動，其在政府的帝國利益事業中發揮作用，以遏制次帝國主義。

在我看來，盡管公眾和政府表達的人道主義關切通常是真實的，但利用人道主義情緒不一定是一種刻意的手段，而是在審查公司統治時自然而然地產生的結果，但無論是否有意，人道主義觀點和虐待指控都成為限制羅茲和BSAC的借口。

作者觀點

我對19世紀后期英屬南非公司，作為英國帝國主義邊界控制工具的限制和轉化過程進行了以上討論，發現政府對BSAC的限制主要受到利益沖突和公司行為問題的影響。

應對這些限制時，BSAC一般通過內部改革、外交努力和行為轉變等方式進行了調整，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使得公司重新獲得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并將其轉化為政府的地緣政治利益的工具，但同時使得帝國政府產生忌憚，是英國帝國主義邊界控制的復雜性和挑戰。

我在探討中強調了英國政府限制和控制BSAC的背后動機，即政府試圖通過限制BSAC的權力和特權，將其轉變為政府的工具，并確保其行為符合英國的利益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