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di Slimane是塊磚，哪里空缺哪里搬？

雖然四大時裝周結束已經一個月有余，但由此引發的討論和話題依然沒有休止的跡象，從剛官宣的Olivier Rousteing將離任效力14年的Balmain，Hedi Slimane將要入主Armani的傳言，到Jean Paul Gaultier親自下場為Duran Lantink“證明”，以及Marina Yee的突然離世，諸多行業動態的碎片聚集在一起，拼湊出了當下時尚圈的一連串“癥候群”，背后所折射的深層問題，遠非表象上的“新老交替”那么簡單。

光陰十四載，Olivier Rousteing卸任Balmain創意總監。

Balmain剛剛正式宣布，Olivier Rousteing在擔任品牌創意總監14年后正式離任。這位21世紀以來任期最長的創意總監，也到了和品牌說再見的時刻。

在官方聲明中，Rousteing坦露了誠懇而謙和的心聲：“由衷感謝我在Balmain的杰出團隊，他們就像我的家人一樣，這里是我過去14年來的家。”而實際上，Balmain也更應該感謝Rousteing過去14年來為品牌做出的突出貢獻。從一位臨危受命的設計副手到執掌品牌的創意總監，彼時年僅26歲的Rousteing幾乎是在一瞬間完成了角色轉換，以超乎年齡的成熟和果敢，為Balmain走出了扎實穩健的創意步調。

據不完全統計，從Rousteing上任的第一個完整年2012年算起，到去年（2024年）為止，他在12年間將Balmain的營收翻了近十倍。在此期間，Rousteing讓“Balmain Army”強勢自我的形象深入人心，順應了女性意識的崛起與社交媒體興起的大勢所趨，招攬到以Kim Kardashian和Rihanna為首的品牌朋友圈，讓Balmain在流行文化領域樹立起空前影響力，與快時尚品牌的聯名合作引發現象級搶購狂潮。同時他也嘗試著為品牌開辟出高級定制和高級珠寶系列，努力實現了流量和商業的兩手抓。

近年來，在Balmain越發游刃有余的Rousteing逐漸開始強調個人敘事，通過紀錄片、系列創作和專題采訪，向大家分享自己不為人知的真實一面，他被收養的經歷、意外的燒傷事故，都讓我們看到他在時裝世界外的脆弱和坎坷，也在無形中為Balmain注入了人文性。

雖然Rousteing一貫給人留下張揚不羈的印象，但他對于品牌創始人Pierre Balmain的設計遺產充滿敬意。在近期于北京舉辦的Balmain 80周年回顧展上，當Rousteing的作品被置于品牌歷史發展的時間軸上，我們會驚訝地發現，其中一直存在著某種傳承性，只是Rousteing以更加現代化的方式進行表達，反而沒有讓人立刻認識到其中與檔案的關聯。

2026春夏巴黎時裝周期間，Rousteing將Balmain的秀場帶回了他首秀的同一場地，并向外界堅定地表達了將持續挑戰自我的態度和決心。而如今，Rousteing和Balmain的告別，也意味著又一次新的開始，我們祝愿無論是設計師，還是時裝屋，都能繼續昂揚向前。

Hedi Slimane是塊磚，哪里空缺哪里搬？

上個月底，Armani集團否認了Hedi Slimane將接替已故的Giorgio Armani先生，主導品牌創意大權的傳聞。這幾乎讓所有人都松了口氣，我們無從得知早先的消息源來自哪里，但有一點卻值得思考，為什么每每提到Hedi Slimane可能的新動向時，我們總會如此恐慌？

“Slimane和Armani的風格完全不搭”當然是最主流的論調。從1996年擔任Yves Saint Laurent男裝設計總監開始，極致修身的男士西裝就成為了他此后近30年來的風格核心，無論是在Dior Homme將這種超窄版型發揚光大，還是在重回Saint Laurent后延續這種審美偏好， Slimane給人們留下的時裝形象都如出一轍，這與Giorgio Armani曾經主張的寬松剪裁和高級優雅的時裝態度顯然背道而馳。

當然，我們也不是不能接受品牌風格發生變化，畢竟順應時代的發展才能生存，這一點對于Armani集團來說也不例外。可是為什么我們并不期待Slimane成為那個時尚新神話中的“救世主”呢？關鍵在于他的“新”，其實是在不斷重復自我的審美標準，從大眾的視角來看，不過是又多了一個被“Slimane化”的雷同品牌。換言之，他能為時裝品牌帶來的邊際效益，如今已不再可觀。

與其說Slimane的角色是創意總監，不如說更像是公司聘請的職業經理人。從十幾年前將Yves Saint Laurent更名為Saint Laurent，全面顛覆品牌原有的視覺形象開始，他的創作和革新方法早已不再神秘，尤其是在Celine任期的尾聲，他為品牌所推出的一系列被外界認定為向Chanel風格示好的作品，更加重了人們對其“經理人式”做派的印象。在過去十年中，時尚行業的爆發式增長或許掩蓋了這種行事方法背后的弊端，但在進入下行周期，市場逐漸冷靜，我們必須重新思考這種模式的長遠損益，就像《紐約時報》時裝評論人Vanessa Friedman曾說的，“但除非這些品牌真正尋求一位能全盤掌控業務、根據個人審美進行顛覆革新（它們確實都需要些變革），并在數年后抽身離去的設計師，否則Slimane絕非合適人選。”

而實際上，當我們討論Slimane時，所聚焦的絕對不只是他本人的行事作風，更重要的是他對整個時尚行業帶來的影響，甚至可以說是某種PTSD：當某位新任創意總監上任，清空已有的品牌社交媒體內容、更新視覺形象，抹去前任的印記，似乎已經成為了一種開啟新篇章的共識。然而長此以往，當快速即時的視覺注意力取代了品牌內核中恒久的精神性，短期的盈利目標建立在損耗長期口碑的基礎之上時，看似以創新為名的“狂歡”，實則是在試圖清空時尚行業的某些集體記憶，也有意識地關閉了年輕一代去了解品牌淵源的便捷通路。這對于以文化價值來夯實品牌溢價的時尚和奢侈品牌來說無異于自廢武功。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2026春夏時裝周上亮相的首秀中，大多數品牌和新創意總監都意識到了回歸品牌本源的重要性。而更戲劇性的是，在Pierpaolo Piccioli力圖重申Cristóbal Balenciaga的制衣傳統時，社交媒體上所基于Demna十年功績所發出“哀嚎”，亦或是“Piccioli背刺Demna”的言論，已然顯露出Slimane式革新所帶來的弊端。

我們已經失去Armani先生了，不能再失去Giorgio Armani了。

Marina Yee去世，“安特衛普六君子”烏托邦的幻滅

11月伊始，安特衛普六君子中的“獨狼”Marina Yee因癌癥離世，享年67歲。

當有人將安特衛普六君子的名字作為考題時，Marina Yee可能總是會被忽略，或是最后才能想起來的成員。這完全無可厚非，她的職業生涯始終處在一種半隱退的狀態下。這位擁有中國血統的佛蘭德時裝設計師，在和六君子一起展示了個人的設計后，先是選擇在比利時本土品牌中磨練技藝，而后在1986至1990年間創立個人品牌，但一直堅持以較小的規模運營業務。

在淡出主流時尚界的日子里，Yee還先后在比利時圖爾奈圣呂克學院、根特皇家美術學院及荷蘭海牙皇家藝術學院任教。在21世紀初，她曾短暫回到安特衛普創立自己的工作室，專注于對舊衣的升級和改造。2018年，應日本古著精品店Laila的邀請，Yee小規模地舉辦了自己的作品回顧展，并以“MY Project”的名義推出了五款全新設計。這次成功的試水促使她在2021年創立M.Y. Collection。今年，比利時安特衛普時尚博物館（MoMu）將舉辦關于“安特衛普六君子”大型展覽的消息不脛而走，但Yee并沒有堅持到展覽正式開幕的那天。

如Yee生前所言，她的設計和本人的行事特征一樣低調，“我的衣服在某種程度上非常實用。它們的特別之處在于細節，一些隱藏的亮點。乍一看并不那么引人注目。我希望人們能夠欣賞這些細節之美，或許也能理解并參與到這種慢時尚——更確切地說，是更安靜的時尚——的理念中來。”

Yee的職業生涯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安特衛普六君子，甚至可以說是整個安特衛普皇家藝術學院時裝設計系學生的共同點，有非常強烈的創作意識和熱情，擅長動手解構和再創造，但缺乏商業模式的認知和實踐，她曾不止一次地在采訪中談論到規模化和商業運作給她帶來的困擾。

回看六君子中，相對在商業上較為成功的Ann Demeulemeester和Dries Van Noten也已經退居幕后，如今只剩Walter Van Beirendonck依然活躍在行業一線，保持著較小規模的持續創作。Yee的離開，其實是在傳奇的六君子故事中畫下了一個分割線，從此刻開始，我們需要學著和他們每一個人道別了，這也是為什么，當我們緬懷Yee的時候，還是會不由自主地提到他們一起前往倫敦發跡時的細節。對于我們來說，六君子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他們構成了一個烏托邦式的時裝世界，象征著以國家或地域為名義的時裝創造力集體崛起的理想和可能性。但時至今日，看向眼下的創意和商業環境，我們必須承認的是，那個時代真的結束了，而且再也不會有了。

Jean Paul Gaultier現身說法，Duran Lantink到底行不行

2026春夏時裝季中最受爭議的首秀，毫無疑問是Duran Lantink的Jean Paul Gaultier，我們很久沒被那么直白的、挑釁的創意所震驚，也很少見到如此多的批評和指責聲。

在首秀結束近一個月后，Jean Paul Gaultier本人接受了美國版VOGUE的采訪，這位“老頑童”決定為Lantink這位“小頑童”現身說法，對于那些說Lantink毀了品牌的人，Gaultier也斬釘截鐵地回應道，“這種觀點是大錯特錯。”

“我對他呈現的作品非常敏感。因為這讓我仿佛注射了一劑‘初心針’，重回剛出道時的狀態。那種我曾擁有的能量，看待時裝的方式。有趣的是，如今人們大多只認識我的高級定制作品，卻不太理解當年那個時尚叛逆小子的模樣。”Gaultier毫不避諱地談到了那件處在輿論漩渦的裸體印花緊身衣，“我確實做過裸體主題，但從未使用如此濃密的毛發！他加以強調，增添了別樣的趣味。這并非簡單的復制，完全不是，但或許受到了一些我過往的啟發。”

從Gaultier的言語中，我們能感覺到他對Lantink的信心，這個系列在他看來不僅沒有顛覆品牌風格，反而正中他本人當年離經叛道的作風。而另一方面，對于該系列對更廣泛人群的冒犯，Gaultier提到了當年自己創作束身衣的時候，也一度受到法國保守時裝媒體的抗議，被批評為與“解放女性”的趨勢背道而馳。Gaultier坦言，有時候以社會主流觀點來抨擊設計師的個人表達并不公平，比如當時束身衣剛一推出，就被媒體認為有“物化女性”的嫌疑，但事實證明，最終這一設計不僅被女性們欣然接受，用以取悅自己，而且還被流行天后Madonna穿上了身。

“當年的我們不像現在人們這樣畏首畏尾——當然現在有時確實需要謹慎。我剛出道時，有一群年輕新觀眾在為我鼓掌支持，而保守派觀眾則完全避而遠之。”或許Lantink正在經歷與Gaultier創立品牌初期所相似的遭遇，區別大概在于Lantink那身裸體印花包含了更多“蓄意挑釁”的成分，但他也對晚輩表示理解，“我認為總有些設計師懷揣著要表達、要證明的東西——有時最需要證明的對象是自己。”也許Lantink的這種看似極端的做法，正是要向外界大聲疾呼自己的“存在”，不過換個角度想，作為年輕一代，敢于顛覆和挑釁，總比畏手畏腳和中規中矩要好。就像Gaultier所說的，“它讓我再次感受到自己年輕時的那部分，以及我最初的精神，也許它仍然存在于某個地方。”這應該就是Lantink被選中的原因。

2025年CFDA獲獎名單揭曉，光環下暗藏危機

紐約時間4日晚，一年一度的CFDA Fashion Award（美國時裝設計師協會大獎）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揭曉了全部懸念。

除了紐約時裝周開幕前官宣的年度國際設計師獎得主Pieter Mulier，積極變革獎（Positive Change Award）得主Donatella Versace之外，Ralph Lauren 榮獲年度女裝設計師獎，Thom Browne榮獲年度男裝設計師獎，The Row的Olsen姐妹不出意外地拿下了年度美國配飾設計師獎，Ashlynn Park則斬獲了年度新興設計師獎。

這些獎項的歸屬，既在意料之中，又進一步加劇了我們對美國乃至全球時尚界新陳代謝“停滯”的隱憂。毫無疑問，Ralph Lauren 絕對有資格把CFDA大獎拿到手軟，他從CFDA大獎設立之初就開始拿獎；當然Thom Browne在改變男裝格局中的功勞有目共睹，但問題是，對于這些業界楷模而言，他們是否真的需要再多拿一次？而CFDA大獎以年為單位設立的初衷，是否真正得到了貫徹？

這其中或許折射了美國時尚界難以言說的尷尬處境。新舊世代的接力并沒有我們想象中那般“絲滑”，年輕一代獲獎不足以服眾，前輩們瓜分現有的蛋糕又顯得格外保守，這恰恰是整個行業需要突破的癥結所在，不僅是CFDA，每一位時尚行業從業者都應該思考，究竟什么才能繼續推動著時尚行業向前走？是一場接一場的形式主義狂歡，還是一次痛下決心的內省和洗牌？或者還有第三條路可走嗎？

編輯：Tristan

撰文：Shanlai

設計：小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