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西安事變沒有發生，紅軍何去何從？毛主席和莫斯科都曾規劃過

西安事變是件改變了中國近現代史的大事，原本一心想要“剿共”的蔣介石，迫于形勢開始與我黨進行統一抗日戰線的談判，讓陜北面臨的壓力減少了許多。

此后，長達十年的土地革命戰爭，除了西路軍仍在作戰外，基本上已經停止大規模沖突。經過年余的艱難談判，國共兩黨終于再次達成合作，我黨得以迎來爆發期。

所以西安事變不僅僅是對抗日寇的關鍵轉折，也是我黨生存發展的關鍵轉折。

這里就有一個問題，在那萬分艱難的背景下，假如沒有發生西安事變，我黨該何去何從？中央是否有其他預案呢？

客觀來講，西安事變之前，我黨真的非常非常困難，就說兩個致命的問題，當時很不好解決。

一是經濟問題，西北地區土地貧瘠，糧食產量不高、貿易也不發達，本身百姓就過得比較艱難。而三大主力在陜北會師后，紅軍人數達到了七萬，基本的生存需求都成大麻煩。

舉一個很直接的例子，1936年11月，已進入寒冷時節，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抵達陜北一個月，可還是穿著長征期間的衣服，糧食也快要見底。

時任31軍軍長的蕭克眼下這樣下去會有人凍死、冷死，就跑去找彭德懷要物資。然而彭老總也只能干瞪眼，紅一方面軍自己也不夠吃。

彭老總先前打電報給中央，說部隊過冬休整，需要30萬大洋。但，中央此時連3萬都拿不出來，只能精簡人員度過難關。從上到下，都到了這個程度，著實是心酸。

二是軍事問題，當時紅軍需要面對的可不止是蔣介石的中央軍嫡系，還有東北軍、西北軍、馬步芳等各路軍閥的260個團環繞在側，將紅軍壓縮在狹小的區域內。

軍事的封鎖又連帶著物資無法進入，使得經濟進一步困難。蔣介石為徹底消滅紅軍，還制定了一個“通渭會戰”計劃。

要調30萬部隊和100架轟炸機，發動對陜北的“圍剿”，爭取將紅軍主力殲滅在黃河以東的陜甘地區。為讓各部拼命，他準備親至西安督戰。

如果該計劃真的實施，內憂外患的紅軍想立足于陜北，是千難萬難。這也就意味著，我黨必須打出去謀求生機。那么，當初中央有什么應對之策呢？

據徐向前元帥在回憶錄中所述，中央和毛主席最初的戰略目標是：

“團結內部，聯合友軍，粉碎蔣介石的計劃，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達逼蔣抗日，停止內戰，組成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一切力量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目的。”

要走到這一步，前提條件是自身強大，強大到讓蔣介石國民政府不敢輕動。具體的做法是先將與西北軍、東北軍的聯合擺到明面上來。

雖然我黨先前已與這兩軍達成秘密合作、組成“三位一體”，但只有公開才能讓老蔣忌憚。有此基礎后，紅軍再逐步消滅以馬步芳、馬鴻逵、馬鴻賓等為首的幾大西北反動勢力。

只要能拿下諸馬，紅軍就有了穩固的后方，還能直接與蘇聯接觸交流，從而獲得援助。再憑借著與東北軍、西北軍的聯合，死棋瞬間被盤活。

盡管實現起來有一定難度，但只要有了大體方向，就可以全力朝這個目標前進，一些細節，就視到時的具體情況而定。

不止我黨有計劃，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當時也給出兩個方案：一是不顧一切往北打，打到中蒙邊境，這樣就可以獲得蘇聯的援助和一定的保護；

二是全軍往西北打，將河西走廊打通，到達中蘇邊境后，獲取武器彈藥、糧食物資的補充，休整之后再打回陜北。

此時紅軍暫未與諸馬大打，并不清楚對方的實力，所以我黨和蘇聯，都比較側重于經略西北地區。

出乎意料的是，我軍還沒來得及行動，胡宗南部就于1936年10月末猛攻黃河渡口，攻占之后派重兵，將我河西與河東的部隊切為兩段。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方先前的計劃以及蘇聯的方案都難以實現。11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商議對策。

毛主席首先承認：本來打寧夏也沒有萬全把握，只是過去沒有看得這樣嚴重。如今計劃失敗了，紅軍必須改變行動方向，以求生存。

頓了頓，主席說出自己的想法：應考慮南下平涼、涇川、長武、寧縣、正寧，然后根據情況再東進山西，或南下河南和湖北，準備在外線作一年左右的長途征戰再設法返回。

政治局對于主席的提議一致通過，說到底當時中央領導們也看出形勢嚴峻，知道待國軍發動“通渭會戰”，留在陜北就是慢性死亡。

11月15日，中央正式作出決定，紅軍準備全部南下，隨即先后通知了正在前線的朱德、張國燾、彭德懷，以及早有來往的張學良等。

張學良此時內心非常矛盾，如果紅軍一走，他的處境會更加困難。因此，他力勸中共熬過一兩個月，相信西北局勢定有變化。

我黨那時跟張學良有過很多接觸，對他還比較信任，加上也沒別的什么好辦法，就暫時留了下來。結果，不到一個月，局勢真的變化，西安事變發生了。

張學良、楊虎城的舉動，真的對我黨和整個國家的幫助都太大了，蔣介石迫于壓力終于答應就統一戰線開始談判，全國的武裝力量都將重心放在抗日大業上來。

正因為如此，日寇發動全面侵華時，中國并沒有像一盤散沙，各方面都團結起來，這才死死拖住了侵略者。如果沒有西安事變，這些局面都不可能存在。

而如果沒有西安事變，國民黨中央軍還是會對陜北發起“圍剿”，雖然紅軍憑借強大的戰斗力和生命力，能夠突圍出去，但這一路必然傷亡慘重，轉到山西或陜南能否站穩腳跟，也是個未知數，歷史的走向就大不相同了。

因此，西安事變稱得上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轉折點，讓我黨少走了很多彎路、少付出了犧牲，這也就無怪我黨領導人會那么贊譽張、楊兩位將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