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和劉道玉，兩位“永遠的校長”都離我們而去了

劉道玉先生和江平先生（2011）

2025年11月7日，武漢大學原校長劉道玉先生辭世，享年92歲。這個消息像一記重錘，敲擊在每一個曾受益于他的改革恩澤、沐浴過他之人格光輝的人的心上。余生也晚，未曾親歷1980那個“激情燃燒的理想主義歲月”，對于“道聽途說”的劉道玉先生的種種，或許僅存有一份后生晚輩的欽敬；作為法大校友，在慨嘆之余，我腦海中第一時間浮現的卻是另一位已在2023年12月離我們而去的大先生——法大老校長江平先生的身影。

劉道玉和江平，他們同在1980年代出任兩所著名學府的校長，一位是珞珈山下的改革先鋒，一位是薊門橋畔的法治良心，他們猶如兩顆璀璨的星辰，在20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高等教育的夜空中交相輝映，用各自的方式照亮了一個時代，也定義了何謂真正的大學校長。如今星辰隕落，留下的不僅是無盡的追思，更是對當下的一記辛辣叩問——當這兩位世紀老人的背影漸行漸遠，他們所代表的那種改革進取的精神、那種堅貞不渝的氣節、那種獨立傲岸的風骨，是否也一并消失在了時代的煙塵里？

劉道玉的離去，讓珞珈山失去了一位永遠的守護者。這位1933年出生于湖北棗陽的化學家，自1957年從武漢大學畢業后便與這座學府結下了不解之緣。1981年，當他以48歲的年紀重返母校擔任校長時，沒有人會想到，這位正當盛年的學者將在接下來的七年里，掀起一場足以載入史冊的高等教育改革風暴。那是一個百廢待興的年代，僵化的體制如同枷鎖，束縛著大學的活力。而劉道玉，就是那個敢于舉起錘子的人。他推行的學分制，讓學生第一次擁有了選擇課程的自由；他廢除輔導員制度，代之以導師制，將教育的重心從管控轉向引領；他開創插班生制度，為那些錯過高考的人才打開了一扇窗；他設立貸學金制度，讓貧困學子不再因經濟困頓而折翼。這些改革今天看來或許平常，但在當時，每一項都堪稱驚世駭俗，每一項都需要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勇氣。他因此被免職，在1988年那個春寒料峭的季節，改革戛然而止。但劉道玉的風骨恰恰在此后數十年間愈發彰顯——卸任后的他，沒有沉溺于個人得失，而是化身為一支"沒有權力卻最有影響力的"教育投槍“，持續批判積弊，呼喚創造型人才的培養。他親自回復每一封學生來信，將一位教育家的溫度傳遞給了無數普通的年輕人。這種對理想的執著，對個體的尊重，對體制的批判，構成了他作為"永遠的校長"最深沉的注腳。

江平先生的離去，則讓法大乃至整個中國法學界失去了一座精神燈塔。這位1930年生于寧波的法學泰斗，人生軌跡本身就是一部法治中國的悲壯史詩。1956年從莫斯科大學學成歸國，正值學術生涯起步之際，卻被錯劃為右派，經歷了長達22年的磨難。然而，這段非人的折磨非但沒有摧折他的信念，反而淬煉出一種"只向真理低頭"的鋼鐵意志。1988年至1990年擔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期間，江平并未留下多少轟轟烈烈的改革舉措，但他以另一種方式重塑了這所政法院校的靈魂——他將法治精神注入法學教育的血脈，強調培養具有現代法治思維和自由思想、獨立人格的法律人。他參與起草《民法通則》《公司法》《信托法》等基石性法律，為新中國的民商法體系奠基；他主編的教材成為幾代法學學子的入門必讀……在那個權力依然傲慢、法治尚未扎根的年代，江平的吶喊如同曠野中的鐘聲，喚醒了無數法律人對正義的堅守。他也因此被譽為"法學界的良心"，這個稱號背后，是一個歷經苦難卻從未妥協的知識分子最珍貴的風骨。

兩位"永遠的校長"，一位是制度創新的行動派，一位是精神引領的思想者，他們的改革路徑或許不同，但內核卻驚人地一致——那是一種將學生置于一切中心的教育情懷。

劉道玉的改革，從學分制到貸學金，從導師制到插班生，每一項制度設計的終點都是學生的發展與自由。他營造的那個"珞珈山特區"，讓一批批青年在思想解放的氛圍中自由呼吸，大膽探索，最終成就了"珞珈山奇跡"。江平對學生的關懷，則體現在對自由、民主、法治精神的傳承和對學生后輩成長發展的悉心呵護上。時至今日，那個以江平先生名字命名、被譽為”法大諾貝爾“的江平民商法獎學金已連續頒發二十余年，激勵了無數法學青年在民商法領域深耕細作。兩位老人都相信，教育的本質是喚醒人的主體性，大學的使命是培養獨立的人格。他們身上那種"以人為本"的赤誠，與當下許多將學生視為指標、數據、政績的大學管理者形成了刺眼的反差。

更深層的共通之處在于，他們都是那種敢于與時代對賭的知識分子。劉道玉的改革發生在1980年代初，那是一個思想開始松動但體制依然堅固的年代，他本可以像許多官員一樣明哲保身，安穩退休，但他選擇了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當他在1982年秋率先在武大全面推行學分制時，全國尚無先例；當他廢除輔導員制度時，挑戰的是整個高等教育管理體系的根基。這種改革勇氣，源于他對教育規律的深刻認知，更源于他對國家未來的強烈責任感。江平在擔任校長期間，正值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各種利益博弈激烈，法治建設舉步維艱。他堅持立法的科學性、民主性，反對部門利益對法律的侵蝕，在多個場合直言不諱。這種"只向真理低頭"的精神，既需要學術上的底氣，更需要人格上的勇氣。兩位校長在各自的戰場上，都用行動詮釋了何謂知識分子的擔當。

然而，當我們深情緬懷這兩位老人的同時，卻不得不面對一個異常殘酷的現實——他們所代表的那種精神、氣節和風骨，在今天的中國高等教育界，已然成為一種稀缺品，甚至近乎絕跡。當下的大學，最怕的是"出事"，最求的是"達標"，最講究的是"一致性"。校長的任期被精確計算，考核指標是論文數量、項目經費、學科排名，唯獨缺少了對"培養什么人"這個最根本問題的深入叩問。我們擁有了世界一流的大樓，卻失去了世界一流的大師；我們培養出眾多掌握知識的專業”人才“，卻鮮少培養出擁有獨立人格的畢業生。

這種稀缺性，不僅體現在制度層面，更體現在人格層面。兩位"永遠的校長"之所以讓人懷念，是因為他們身上有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孤勇。劉道玉被免職后，本可以享受副部級待遇安享晚年，但他選擇了繼續發聲，哪怕聲音微弱；江平平反后，本可以遠離政治專注學術，但他選擇了承擔，在權力的邊緣堅守法治、呵護學子。這種風骨，源于對真理的絕對信仰，源于對權力的清醒認知，源于對個體尊嚴的無限珍視。

兩位老人的離去，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終結。劉道玉和江平用他們的一生證明了，真正的大學校長，不僅是管理者，更是教育家；不僅是執行者，更是思想者；不僅是官員，更是知識分子。他們必須兼具改革的銳氣、人文的情懷和批判的勇氣。而今天，我們還有多少校長敢于在全校推行一項沒有上級文件依據的改革？還有多少校長會為了一個普通學生的來信徹夜難眠？還有多少校長能夠在退休之后依然保持對教育的批判性思考？答案不言自明，這正是我們如此悲痛的原因——我們失去的不僅是兩位老人，更是一種已然絕跡的精神物種。

珞珈山的櫻花每年依舊盛開，薊門橋的銀杏今秋依然金黃，但兩位"永遠的校長"再也不能回到他們傾注了畢生心血的校園。他們的身影已經遠去，但他們留下的精神遺產卻像一把尺子，丈量著我們這個時代與真正大學精神的距離。這個距離，遙遠得讓人絕望，卻又清晰得令人無法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