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談》的人性與教權

在這一百個故事里選擇幾個比較典型的例子。通過重述這些故事，我們或許可以更直觀地了解《十日談》的故事主要關注的是哪些層面的社會生活。
通常對《十日談》主題的分析都是從薄伽丘對天主教會的諷刺抨擊開始的，因為在第一天大家“自由發揮”的十個故事里，有一半都跟天主教以及修道院有關，其中第二個故事更是《十日談》里的名篇之一。話說巴黎商人楊諾一心想勸說猶太人亞伯拉罕放棄猶太教改信天主教，亞伯拉罕不愿順從，就想出一個借口敷衍，說不妨讓他到天主教的大本營羅馬去走一遭，看看教皇和大紅衣主教的氣派有沒有可能讓自己幡然醒悟。楊諾聞言大驚失色，因為他雖然是虔誠的天主教信徒，卻深知羅馬修道院內部的虛偽腐敗是經不起細看的，貪財好色的修道士們足以讓亞伯拉罕對天主教望而卻步。然而，亞伯拉罕并不理會楊諾含糊其詞的辯解，執意要奔赴羅馬。
不出楊諾所料，亞伯拉罕在羅馬幾乎把教會上上下下荒淫無度的情況摸得一清二楚。修道士們貪得無厭的嘴臉與天主教教義標榜的禁欲主義背道而馳，形成讓人震撼的反差。不僅如此，作為一個精明的猶太商人，亞伯拉罕還敏銳地覺察到了其中一本萬利的生意經：“不論是教堂里的職位，祭壇上的神器，都可以任意作價買賣。貿易之大、手下經紀人之多，絕不是巴黎這許多商賈或是其他行業的商人所能望其項背。修道士借著‘委任代理’的美名來盜賣圣職，拿‘保養身體’做口實，好大吃大喝；仿佛天主也跟我們凡人一樣，可以用動聽的字眼蒙蔽過去。”故事寫到這里，無論是先前楊諾的心虛，還是此刻亞伯拉罕的揭穿，都已經鋪陳了足夠的筆墨。就在我們都以為故事會像楊諾預料的那樣結束時，亞伯拉罕最終的決定卻來了一個意外的反轉，而且他的理由也是自洽的。在他看來，羅馬不是什么“神圣的京城”，而是容納一切罪惡的大熔爐。那些本該充當天主教的支柱和基礎的“牧羊者”正在夜以繼日、千方百計地好讓天主教早些垮臺。然而，即便如此，天主教還是在日益發揚光大，這只能說明“一定有圣靈在給它做支柱、做基石”，所以它當然就比其他教派更為偉大神圣。這一點讓亞伯拉罕幡然醒悟，決定馬上接受洗禮。從此以后，“再也沒有什么可以阻擋他成為天主教徒了”。

耐人尋味的是，亞伯拉罕的這套以“圣靈”為名的邏輯看起來冠冕堂皇、不容反駁，但我們還可以多想一層：當亞伯拉罕親眼見識了羅馬教會這個罪惡的熔爐如何生財有道之后，吸引他皈依的究竟是“圣靈”的支持，還是“生意”的前景？在羅馬的修道院里，究竟是所謂的神圣性還是幾乎規避了所有約束的世俗性讓人們趨之若鶩？故事沒有給出任何直接的答案，但可供聯想的空間是多重的。在這一則精巧、幽默得如同當代脫口秀的小故事里，薄伽丘對于“神權”與“人性”之間矛盾的洞察力，不僅異常準確，而且達到了相當可觀的深度和力度。后來，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曾在著作中引用過這個聰明而深刻的故事。我們一般喜歡站在今天的視角，給薄伽丘貼上反抗天主教統治的標簽。不過，要辯證地看待這個問題，還是離不開那個時代的具體語境。當時的意大利，既是被教皇和紅衣主教牢牢控制的天主教中心，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最早興起的地區之一。封建體制、宗教信條和中世紀意識形態對于新興的商業和資產階級的約束，在十四世紀已經越來越明顯。對個性的張揚、對世俗生活的重視，以及有意無意地凸顯“人性”獨立于“神性”之外的價值，不僅呼應了在瘟疫后幸存的人們的心理需求，而且也是新興的經濟秩序倒逼意識形態的產物。在整部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出商業倫理漸漸在城鎮中占據主導地位的過程。機智、老練和所謂“以人為本”的商業及城市價值觀與保守、遲鈍和狹隘的傳統勢力形成競爭關系，并且隨著城市中心的興起和貨幣化經濟體系的發展，即將取而代之。
在那個醞釀變革的時代，處在沖突漩渦里的創作者究竟有沒有特別清醒、明確、堅定且前后一致的觀念和主張？這個問題并不存在一個標準答案。無論是但丁、彼得拉克還是薄伽丘，我們都能在他們的作品和經歷中找到彷徨、痛苦和懷疑的痕跡，薄伽丘晚年嚴重的自我否定就很能說明問題。因此，與其把薄伽丘形容成一個反封建反宗教的斗士，倒不如說《十日談》是薄伽丘觀察和記錄世俗百態的手段。他對于新興商業階層的同情，對于僵化腐敗的教會的抨擊，更多的出于直覺，而不是出于系統而自覺的批判意圖。對于人世間既有的秩序和規范，他不像但丁那樣飽含憤怒與絕望，而是更愿意用一種嬉笑怒罵的心態來看待它，玩味它。當我們考慮到這一點以后，對于薄伽丘在這些諷刺故事背后所持的作者立場，就會有更全面客觀的看法。比方說，除了第二個故事之外，《十日談》里還有大量拿教會、修道士以及修女們開刀的故事，大部分情節都是通過揭穿他們表里不一的騙局來展開的。比如在第三天的第四個故事和第八個故事里，修道士或者修道院院長為了占有信眾的妻子，都采取了虛構修行要求的辦法，達到蒙蔽虔誠丈夫的目的，甚至在地窖中虛構了地獄場景，讓丈夫以為自己已經身故，然后在妻子懷孕之后又安排了丈夫的“復活”，其套路的復雜性令人嘆為觀止。我們把這些辛辣、滑稽而又不無酸澀的故事看完以后，會發現薄伽丘的態度其實是有兩重性的：一方面，他往往會表明抨擊和諷刺的立場，以“勸喻”和“警示”的口吻引導信眾破除對教會的執念和迷信，同時也半真半假地期待教會的自我修正機制發生作用；另一方面，對于故事里涉及的人們（包括神職人員）對于欲望和享樂，尤其是對性與愛的追求，他始終抱著寬容、理解和同情的態度。薄伽丘的敘述似乎總包含著這樣的潛臺詞：教會表面上對欲望的壓制與這些從業者實際上樂此不疲的行為之間構成了巨大的反差，這既是一種反諷，又恰好有力地證明了人間欲望是正當的，也是美好的。

這樣的潛臺詞在另一部分同樣占比較大的故事里，就轉化成了更為直接而鮮明的態度。薄伽丘對于大千世界蕓蕓眾生的觀察，始終帶著珍貴的好奇心和同理心；他對于那些游離于社會規范之外的男歡女愛，常常不吝惜熱烈的贊美，而包裹在贊美之外的，常常是一襲凄美而憂傷的長袍。
典型的例子出現在《十日談》的第四天，規定大家都得講一個結局悲慘的愛情故事。第一個故事是《十日談》的名篇，講述出身高貴的郡主奇思夢達與地位卑微的紀斯卡多墜入愛河卻被父親棒打鴛鴦的故事。父親為了彰顯父權的威嚴，不僅絞死了紀斯卡多，而且把他的心臟盛在金色的杯子里給郡主送去。郡主早有了赴死的決心，拿出早已準備好的毒藥，將毒液傾注在愛人的心臟上，隨即將毒汁一飲而盡，毅然“擺脫了這苦惱的人生”。除了這極具儀式感的悲慘結局之外，這則故事令人特別難忘的是奇思夢達和紀斯卡多自始至終不卑不亢、慨然赴死的態度。尤其是奇思夢達前后幾大段與父親交鋒的臺詞，如同戲劇舞臺上的獨白一般氣勢磅礴，我們仿佛能看到薄伽丘借著這位美麗而勇敢的女性之口，吶喊出他自己的心聲：“我們人類本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區分人類的標準……所以凡是有品德的人就證明了自己的高貴，如果這樣的人被人說成卑賤，那么這不是他的錯，而是這樣看待他的人的錯。”在整體基調都偏重喜劇色彩，甚至時時流露玩世不恭傾向的《十日談》里，這一篇顯得如此嚴肅又如此動人，好像作者在這一刻終于撕開層層敘事機關，流露出某種不容戲謔的真實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