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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沈從文與黃永玉在香港
文 | 李輝
1988年5月10日,沈從文先生去世。黃永玉曾在沈從文墓碑上題寫碑文:“一個士兵要不戰死沙場,便是回到故鄉。”黃永玉筆下,沈從文平常而從容,總是懷著美的情懷看待這個世界。
我接觸沈從文先生很早
我1977年考入復旦大學,1982年畢業分配到《北京晚報》擔任記者和副刊編輯,1987年調到《人民日報》。我曾寫過一篇文章《編一輩子副刊,多么美好的事情》,我這輩子沒做別的,就是編副刊。因為編副刊的關系,我得以和很多老先生交往,包括冰心、馮至、卞之琳等等,當然也包括沈從文和黃永玉先生。
我接觸沈從文先生很早。
1982年6月,中國文聯舉行四屆二次會議。我前往采訪,在一個小組會上正好遇到沈先生。小組會上,他慷慨激昂,批評外行領導內行,哪里是甘于寂寞的人!我終于見識到一個不一樣的作家。他去世之后,我在《收獲》雜志發表緬懷他的文章,題目就叫《平和,或者不安分》,這或許就是我眼中的沈從文。
1982年上半年沈先生身體很好,下半年中風半身不遂。1984年我探望他時,拍攝了一張難得的張兆和幫助他洗手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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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的沈從文
沈從文曾說“我寫小說是當音樂旋律來寫的”。看他的小說《長河》,有音樂的旋律在。1984年,我去聽音樂會,當時有錄下來,我把磁帶送給沈從文先生。他一邊聽一邊落淚,說:“唱得真好!”他想到故鄉的儺戲和民歌。他對家鄉的民歌非常喜歡。他以家鄉為背景的作品《邊城》《湘行散記》,都是中國文學的經典。
1984年,我在晚報上發了有關沈先生的文章后,有個醫生給我寫了一封三頁的信,要免費幫忙給沈從文先生檢查身體。那個時代真的和現在不太一樣。這封信我一直保留著。我在寫《平和,或者不安分》時,一開始就引用了這封信的內容。
沈從文與蕭乾
沈從文與蕭乾一直是朋友。
他們1932年就認識。1934年的時候,沈從文是《大公報》的副刊編輯。當時,蕭乾在燕京大學中文系學習,老師就是斯諾。因為和沈從文關系好,蕭乾的文章就寄給沈從文,蕭乾最早的短篇小說就發表在《大公報》的副刊上。1935年,沈從文還推薦蕭乾接替他。
他們關系本來非常好,“文革”后有了隔閡。干校期間,沈從文還和蕭乾寫過信。“文革”后,兩人就不再見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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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蕭乾、曹禺、沈從文、靳以在北平合影
1987年,《浪跡天涯——蕭乾傳》出版,這是我第一本傳記作品,我寄給沈先生一本請教。1988年4月下旬,我去看望沈先生夫婦。我去看到他身體不太好,只能簡單說些話。談到蕭乾時,我突然冒出一個念頭,勸說他和蕭乾和好。他沒有吭聲,但也沒有不讓我說下去。我接著說:“你們也老了,和好不行嗎?要是他來看你,你趕不趕他走?”
他沒有立即回答,稍稍思忖了片刻,說:“他來看我,我趕他干什么?”我當即與他商定,等我回北京后,陪蕭乾先生來看他。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他那種表情和語調,真是可愛極了。回到家里,我馬上打電話告訴蕭乾。他并沒有責怪我多管閑事,而是爽快地答應我的建議。我想到應該把這個消息告訴他們共同的好朋友巴金先生,我知道他曾關心過他們的關系,也為他們鬧矛盾而遺憾。出差之前,我給巴老寫了信。
萬萬沒有想,就在我乘坐飛機返回北京的那一天,沈先生永遠地離我們遠去了。
沈從文1988年5月10日剛剛去世,悲痛不已的蕭乾5月12日就完成《沒齒難忘——悼沈從文老師》,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這應該是最早完成的緬懷文章。該文5月15日在臺灣《中國時報》副刊發表,遠比大陸報紙反應快得多。在我看來,雖然他最后未能見到沈從文,但是,他在第一時間為關心他、幫助他的恩師獻上自己的心香一瓣。一個星期后,蕭乾來信,將這篇文章的復印件寄給我。蕭乾的文章寫得感人至深:
“聽到從文先生的噩耗,我萬分悲痛。這不僅是中國文學界的損失,早在五十年代初期,他就被迫結束創作生涯。然而無論在織錦、陶瓷還是古代服裝的研究方面,他都做出了輝煌的成績。他做什么都出色,首先是由于他具有一種可貴的獻身精神,一顆忠誠的心。他是我的恩師之一,是最早(1930年)把我引上文藝道路的人。我最初的幾篇習作上,都有他修改的筆跡,我進《大公報》,是他和楊振聲老師介紹的。在我失業八個月的時間(1937-1938年),他同楊老師收容了我,這些都是我沒齒難忘的。”
有時候,我覺得老先生之間的矛盾,就是一層窗戶紙捅破的事情。歲月悠長,多年之間沈從文與蕭乾的友誼未曾改變。
他做什么都好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與陳思和主編“火鳳凰文庫”,請張兆和、沈虎雛母子二人,編選《從文家書》,人們在書簡中認識另一個文學家沈從文。隨后,出版臺灣繁體字版。
大家知道《湘行散記》,是沿途寫給張兆和的信,其實沈從文的家書,包括1949年后給家人、朋友的信,都寫得非常好。
不寫小說后,沈從文做古代服飾研究。他能夠撰寫《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是有深厚文化根底的。他喜歡收藏各種瓷器、少數民族服飾等,彼此之間是有密切關聯。汪曾祺說,沈從文在西南聯大時期,就經常在街頭買各種各樣的瓷器、少數民族服飾。
他的隸書寫的也很好,沈從文的章草被廣為贊許。
黃苗子先生是著名書法家,他對沈從文書法藝術做出高度評價:
“七八十年代,沈從文先生經常寫古詩十九首以贈親友,其書法功力至深,予曾獲觀其早年在行伍時所書某軍校碑,豪健瀟灑,近李北海。晚年參以章草,自成一家,而益縱肆;其書順筆所之,有時且加以涂抹勾改,如顏真(卿)祭侄稿,一掃常規而純任天然,為歷代書法所未見。此幅乃一九七五年十月六日贈予及郁風者。其跋云‘有意使筆放縱,仍處處見拘持’等語,蓋謙辭也。”
我認識黃永玉其實與沈從文有關。1982年,在采訪全國文聯大會時我認識了沈從文,隨后去他家看他,在他那里第一次讀到黃永玉寫他的那篇長文《太陽下的風景》。看得出來,沈從文很欣賞黃永玉。
我的筆記本上有一段他的談話記錄,他這樣說:“黃永玉這個人很聰明,畫畫寫文章靠的是自學,他的風格很獨特,變化也多。”當時,我主要研究現代文學,對沈從文、蕭乾有很大興趣。這樣,我也就從沈從文那里要到了黃永玉的地址。由此相識,已有三十多年。
沈從文小學畢業,黃永玉中學沒有畢業。民國時代的教育是放開式的教育,我們當今的教育是應試教育。當時不要求每一門都好,你有一門好就是好。
我覺得所有寫沈從文的文章,寫得最好的是這篇《太陽下的風景》,寫于一九七九年歲末,這篇作品標志著黃永玉在擁有文學自覺之后,其散文寫作一下子就達到很高的起點。《太陽下的風景》以寫表叔沈從文為主,勾勒與渲染出大時代里一個小人物的坎坷命運,頑強生命力之中含蘊著浪漫、柔情、憂郁、感傷與悲愴。這篇散文,其實也是寫故鄉鳳凰城的文化風情、歷史變遷,寫父母一輩的命運與時代的對應關系,寫作者本人的漂泊人生。
作者具有畫家的眼睛與調度能力,善于描繪出一個個生動的、色彩斑斕的生活場景;他如創作小說一樣,靈活而恰到好處地運用對話,使散文的敘述頓時具有活力與動感;當他以畫家與小說家的綜合才能寫作這篇散文時,筆下緩緩流淌而出的,恰恰是中國當代散文久違的也頗為缺乏的真摯情感、個性化語言、不拘一格的起承轉合。當以下面的文字結束全文時,黃永玉帶給我們一種強烈的、漫溢詩意的歷史感——這正是他的散文藝術的魅力所在。最后這段話寫得多美:
“我們那個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們產生奔赴他鄉的獻身的幻想。從歷史角度看來,這既不協調且充滿悲涼,以致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歲時背著小小包袱,順著小河,穿過洞庭去‘翻閱另一本大書’的。”(《太陽下的風景》)
黃永玉筆下的沈從文
沈從文是黃永玉寫得最多、寫得最豐富生動的一個人物。他欽佩表叔精神層面的堅韌,欣賞表叔那份從容不迫的人生姿態。他寫表叔,不愿意用溢美之詞,更不愿意將其拔高至如偉人一般高聳入云。《太陽下的風景》《這些憂郁的碎屑》《平常的沈從文》……他以這樣的標題,多層面地寫活了一個真實、立體的沈從文。
在黃永玉筆下,沈從文平常而從容,總是懷著美的情懷看待這個世界。因熱愛美,沈從文才執著于對美的研究。過去,他傾心于文學創作,在《邊城》和《湘行散記》等一系列作品中,升華生活之美,渲染或營造心中向往之美;如今,在遠離文學創作之后,他又將古代服飾研究轉化為對美的發掘。擁有此種情懷的沈從文,與黃永玉有另外一種與眾不同的交流。
黃永玉看書很雜,九十多歲時,還看《羅馬帝國衰亡史》、丘吉爾的《二戰回憶錄》。他讀我的作品時常會來信談感想。讀《收獲》“封面中國”的《臺灣海峽,江河再延伸》,他寫來七八頁的長信談感受。他讀《胡風集團冤案始末》,做了一百多條批注,令人感動。里面有很多他的看法,包括他所認識的人的情況。
黃永玉畫他們故鄉一些景象,比如虹橋。在《從文自傳》和黃永玉的《朱雀城》里,都寫到鳳凰的虹橋這個建筑。后來,黃永玉邀我一起去鳳凰,就坐車從這個橋路過。黃永玉后來出資恢復了虹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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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間,沈從文與黃永玉在“罐齋”家中
《從文自傳》,我建議一定要看,寫透了鳳凰的美,鳳凰的野性,是個人史也是地方史,更是一部文學經典。
黃永玉說他們小時候,就在城墻外面砍頭。他們都不怕,拿著頭就玩。黃永玉說:一方水土養一幫土匪。一般看沈從文是很進步的,很溫和的,其實沈從文也很堅強。
我們以為黃永玉是畫家,設計酒鬼酒瓶和猴票。其實他早早就開始寫詩。早早就是一個文學愛好者,或是作家。他還寫了一組跟故鄉有關的詩“一路唱回故鄉”。黃永玉是個很好玩、不是那種很嚴肅的人。他說:我要是在外面不行了,就回家鄉去撿點東西。他看到《萬象》雜志的文章,介紹國外各種奇奇怪怪的廁所,他就畫了《出恭十二景》,描繪出中國鄉村民間傳統的如廁景象,特別有趣。
一個作家,一個畫家,有趣沒趣是最重要的。
真正的學問和智慧往往是黑夜里的星星
黃永玉回憶,他兒時曾在鳳凰見過沈從文一面,即沈從文1934年回故鄉探望重病中的母親,以給張兆和寫信方式創作《湘行散記》之際。
黃永玉第一次見到沈從文,當時只有十歲,匆匆一見,只問一聲“你坐過火車嗎”,聽完回答轉身跑開。
汪曾祺是沈從文的學生,沈從文寫信要在上海的汪曾祺去看望黃永玉。從此,黃裳、汪曾祺、黃永玉成為長時間的好朋友。
那種動蕩的年代,真正的學問和智慧往往是黑夜里的星星。
我認為黃永玉和沈從文一樣是天才。黃永玉1964年寫“動物短句”,是他在社教運動期間所獨創的一種體裁。每個動物只寫一句,再配一幅動物畫,圖文相映成趣,互為補充。這些短句,似格言卻非格言;是散文句式,卻又更接近于散文詩;或隱含感傷,或帶有雜文的隱晦、諷刺。坦率地講,很難將“動物短句”(包括《永玉六記》《水滸人物》、生肖畫等作品)歸為哪一類文學樣式,姑且稱之為“文與畫”,它們是作者在那個特殊年代、特殊環境中,集文學與美術于一體的一種個性表達,其才思、性情、詩意,盡在其中。有的短句,如同詩:
螢火蟲:一個提燈的遺老,在野地搜尋失落的記憶。
海星:海灘上,一個被扔棄的勛章在呻吟。
燕子:一枚遠古的鑰匙,開啟家家戶戶情感的大門。
刺猬:個人主義?那干嗎你們不來團結我?
蝸牛:小資產階級思想?笑話!你懂不懂扛一間房子的趣味?
比目魚:為了片面地看別人的問題,我干脆把眼睛長在一邊。
他因為寫這個挨批斗,挨打。
我認為沈從文先生是最好的作家。1990年,我曾經邀請汪曾祺談沈從文,他最后說:“除了魯迅先生之外,還有誰超過沈從文呢?”
沈從文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一直被諾貝爾文學獎提名,都排在前面,如果1988年5月他沒有逝世,也許那一年會當選。記得馬悅然在《南方周末》接受采訪時,說他聽說沈從文去世了,打電話去中國駐瑞典大使館,詢問消息,對方回答說:“沈從文是誰,我們不知道。”
如果你們去鳳凰,有兩個墓地一定要看,一是沈從文的,一是陳渠珍的。黃永玉在沈從文墓碑上寫的碑文是:“一個戰士要不戰死沙場,便是回到故鄉。”
2023年6月13日,黃永玉先生仙逝。沈從文與黃永玉叔侄二人,前者是“邊城浪子”,后者是“無愁河的浪蕩漢子”。他們的故事如同一部大書,仍在世間延續,我們還將繼續翻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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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玉先生為沈從文題寫碑文:一個士兵要不戰死沙場,便是回到故鄉,李輝 攝
這是六根推送的第3805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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