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十五五”時期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戰略思考和政策選擇，CMF專題報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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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110期）于線上舉行。

本期論壇由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聯席主席楊瑞龍主持，聚焦“'十五五'時期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戰略思考和政策選擇”，來自政界、學界的知名經濟學家王金照、黃群慧、程楠、左鎧瑞、張杰聯合解析。

論壇第一單元，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張杰代表論壇發布CMF中國宏觀經濟專題報告。

報告圍繞以下四個方面展開：

一、戰略背景與核心任務：制造業是“十五五”增長根基

二、產業結構再平衡：傳統、新興與未來產業的協同路徑

三、科技自立與金融支撐：破解“卡脖子”與構建金融強國

四、區域布局與內需循環：現代化產業體系的空間與動力機制

一、戰略背景與核心任務：制造業是“十五五”增長根基

從明年起，我國將進入“十五五”這一關鍵發展階段。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2020—2035年我國經濟總量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即按 2020年不變價美元計算，人均實際GDP由1萬美元升至2萬美元以上，十五年實際GDP 需翻一番，對應年均增速不低于4.67%。基于這一目標，中央明確“十五五”期間須把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綜合測算，“十四五”（2020—2025年）我國實際GDP年均增速需高于5%；“十五五”（2026—2030年）需不低于4.8%；“十六五”（2031—2035年）需不低于4.5%。因此，“十五五”時期能否將年均增速穩定在4.8% 左右的中高速水平，關鍵在于構建具有中國特色優勢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這是支撐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首要、核心與基礎性任務。

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內涵，可追溯至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總體框架。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進一步將其確立為“十五五”規劃各重點領域的首要任務，明確把“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置于優先位置。由此可以判定，從現在起直至“十五五”乃至更長時期，現代化產業體系是我國最核心的戰略支撐，全會給出的戰略定位為現代化產業體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與技術基礎。

具體看，本次部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突出了制造業基礎性的支撐作用，文件明確“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如何理解這一以實體經濟為核心的目標強化？首當其沖的任務是統籌處理好傳統產業、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三者間的結構演進關系。

對“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的理解，可回溯《中國制造2025》的宗旨：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主體，是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強國之基。十八世紀中葉工業文明興起以來，世界強國的興衰與中華民族的奮斗歷程反復證明，沒有強大的制造業，就沒有國家和民族的強盛。

從《中國制造2025》的角度來看，我們早已從戰略層面認識到強大制造業對中國經濟的重要作用。過去40年，尤其是2000年至2020年這二十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高速期。在這二十年間，中國的名義GDP從10萬億元增長到100萬億元左右，擴張了十倍。支撐這一增長的核心力量是以制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的發展。數據顯示，2000年，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的規模為0.6萬億美元，到2020年，中國制造業的全球份額達到4.8萬億美元。由此可見，制造業是中國過去若干年經濟快速增長的最重要基礎。

具體來看，以2022年數據為例，中國制造業增加值約為4.98萬億美元，占全球比重的29.47%。對比同期，歐盟27國制造業增加值為2.43萬億美元，美國為2.81萬億美元，印度為0.48萬億美元，韓國為0.44萬億美元。中國的制造業規模不僅達到印度的10.38倍，還相當于歐美總和的95.04%。因此，中國制造業規模與歐美這兩個全球主要經濟體相當。從這一角度科學判斷，支撐中國2000年至2020年經濟快速增長的最主要動力機制是制造業部門的重大貢獻。

制造業不僅支撐了中國的經濟增長，還可從中美兩國的利潤對比中進一步體現其重要性。2022年，美國制造業總體利潤為6163億美元，利潤率為22.09%；同期，中國制造業利潤為9538億美元，利潤率為19.15%。盡管中國制造業創造的利潤總額高于美國，但在利潤率方面略低于美國。這一比較表明，制造業對中國經濟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

從1966年到2024年，中國制造業占GDP比重整體呈下降趨勢。2012年以后，中國制造業占GDP比重持續下滑，2024年該比重已降至24.6%。2004年中國加入WTO后，中國制造業占全球制造業的比重進入快速增長階段。然而，2022年至2024年期間，這一比重出現快速下降趨勢。中國制造業的合理比重應是多少？研究視角不應僅局限于制造業的合理比重，更應全面、系統地考慮制造業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長仍具有的核心支撐作用。

從這一角度出發引發了對一些問題的思考。中國制造業比重持續下降的態勢，究竟是由既有的經濟發展規律所決定，即全球普遍存在的情況，還是由中國自身經濟發展過程中積累的各種問題和風險所導致的特有現象？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引發了對新問題的思考：當前中國制造業比重的持續下滑，是否會對中國今后的經濟增長產生較為突出的負面影響。

經系統測算，即使以購買力平價衡量的人均GDP為基準，我國制造業占經濟總量的下降速度仍快于可比發達國家，呈現“過早、過快”特征。這一判斷需引起高度警覺，“十五五”規劃重提“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正是基于對當前制造業部門累積問題及其潛在風險的清醒認識。

由此帶來的思考是：到2050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本國GDP的比重能否守住20%，同時中國制造業占全球制造業增加值的份額能否守住23%，這是從中長期戰略角度評估中國制造業合理水平的關鍵門檻。

二、產業結構再平衡：傳統、新興與未來產業的協同路徑

從國家“十五五”規劃對現代化產業體系的表述看，其核心在于科學把握傳統產業、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之間的結構性變化，實現三者的動態協同與協調發展。

我國在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中強調了一個全新方向，即旗幟鮮明地提出維護中國傳統產業，特別是傳統制造業在全球的競爭優勢和市場份額。鞏固提升礦業、冶金、化工、輕工、紡織、機械、船舶、建筑等產業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的地位和競爭力。以往在許多地方的發展規劃中，紡織、輕工、機械、化工、礦業等傳統制造業常被忽視，甚至被認為對地方經濟發展和環境存在負面影響。然而，從我國當前發展實踐來看，傳統化工產品在新能源汽車鋰電池等高科技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中不可或缺。例如，調研中發現，鎢酸、磷酸、油酸等傳統化工產品是這些新興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冶金、礦業和稀土產業為例，若無多年累積的產能與技術儲備，“卡脖子”環節將顯著增多，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技術位勢亦會大幅削弱。此次規劃同時點名紡織：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越南正加速擴張紡織產能，對我國已構成直接競爭。紡織、化工、機械等被長期視為“傳統產業”的領域，被重新界定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基本盤”。發改委數據顯示，傳統產業增加值仍占制造業整體的80%，一旦這一板塊遭受沖擊，就業、稅收、地方財政乃至宏觀經濟都將面臨系統性風險。據此，國家明確提出，“十五五”期間傳統制造業仍有約10萬億元的增量空間，鞏固其全球份額既是穩增長的現實需要，也是提升整體產業韌性的長遠之策。

“十五五”時期，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被同步納入戰略部署。一方面，把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經濟等新興領域培育為支柱產業集群，通過規模化擴張使其盡快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干力量；另一方面，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氫能和核聚變能、腦機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動通信等未來產業，搶占技術制高點，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

促進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要求分領域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五篇大文章”之首的科技金融，即為我國當前急需拓展的生產性服務業空間。需要強調的是，中國金融擴張與以制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值得高度關注。自2016年以來，中央多次強調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提出“資本無序擴張”、“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等重大判斷。制造業占GDP比重持續下滑，與金融過度擴張乃至無序擴張存在內在關聯。因此，在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過程中，必須處理好金融與實體之間的功能邊界，維護二者合理關系。第六次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中明確提出了一個最基本的原則，金融要圍繞實體經濟的發展需求謀篇布局，這一重要原則的提出就是要解決打造國家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合理的成分。

中國部分產業領域存在產能過剩和同質化競爭現象，導致“內卷式”競爭模式。此次在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中，針對這些產業的“內卷式”競爭問題，提出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加以突破。顯然，當前不僅多數傳統領域面臨產能過剩和“內卷式”競爭問題，一些新興領域如光伏電池、新能源汽車、鋰動力電池也出現了類似競爭模式。因此，如何真正解決產業發展過程中體制機制的頑疾，是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過程中必須面對的重點問題。我國規模以上工業產能利用率近幾個季度均徘徊在70%左右，既低于美國、德國等發達經濟體，也低于80%—85%的合意區間，直接印證了“內卷式”競爭對現代化產業體系各環節的負面沖擊。

三、科技自立與金融支撐：破解“卡脖子”與構建金融強國

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方向是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規劃把“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列為第二大任務，要求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搶占科技制高點，持續催生新質生產力。值得高度關注的核心表述是：采取超常規措施，全鏈條推動集成電路、工業母機、高端儀器、基礎軟件、先進材料、生物制造等重點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取得決定性突破。

以“如何體現高水平自立自強”為例，文件把原始創新與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并列，并給出政策抓手——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鼓勵企業加大基礎研究投入。這就引出當前中國與全球面臨的共同命題：基礎研究究竟是公共產品還是私人產品？應由政府還是企業主導？1959年，美國學者理查德·尼爾森在《基礎科學研究的簡單經濟學》中提出“尼爾森之問”，主張政府以大規模財政投入搶占基礎研究制高點，由此奠定美國基礎研究全球領先的制度框架。然而六十余年后的今天，美國基礎研究的最大執行部門已轉向企業：企業研發預算中基礎研究占比持續提高，目的正是提前鎖定技術源頭。這一事實揭示了一條重要規律——基礎研究不再僅是政府供給的公共品，而同時成為企業乃至產業部門開展原始創新、顛覆性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的活水源頭，對上述科學認識的深化，將直接決定中國能否在“超常規”攻關中取得決定性突破。

中美企業部門在基礎研究投入上的差距依然顯著，2023年中國企業對基礎研究經費增長的貢獻率僅9.2%，2021年企業在全國基礎研究總量中的占比不足5%；反觀美國，在“尼爾森之問”驅動下，1960—1970年代聯邦政府承擔約70%的基礎研究，而進入21世紀后政府占比降至40%，60%由企業投入。這一反差在集成電路等關鍵領域表現尤為突出——集成電路既是人工智能、量子技術、新能源汽車、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的共性底座，也是原始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必須突破的樞紐。全球半導體協會2024年數據顯示，當年全球半導體銷售額6305億美元、同比增19.7%，其中美國企業占據50.4%的市場份額，中國大陸僅4.5%，差距可見一斑。

該數據表明，美國仍在全球集成電路領域的原始創新、顛覆性技術創新及關鍵核心技術創新方面保持主導。其擁有英偉達、英特爾、高通等全球領先企業，并掌握大量關鍵設備與材料的研發、生產及設計能力。中國之所以在該領域仍落后于美國，首要原因是國內集成電路企業研發投入總量不足，基礎研究環節尤為薄弱；其次，從投入強度看，美國集成電路企業研發投入強度為17.7%，居全球首位，韓國為11.8%，而中國大陸企業平均僅為9.2%，約為美國的一半。在集成電路這一競爭最激烈的領域，中國仍處落后位置，根本原因在于企業研發投入強度差距：美國17.7%、韓國11.8%、中國臺灣11.5%、歐洲10.8%，中國大陸僅9.2%，僅高于日本。由此判斷，不可高估中國在“卡脖子”環節的現有水平，必須持續加大投入、奮力攻關。

經梳理，全球集成電路產業鏈共55個環節，截至2024年底，國內實現國產替代的有 9個環節，相關企業的實地調研顯示，其技術已具備替代能力；另有26個環節技術基本達到國際一流水平，但產量尚不能滿足國內需求。以12英寸硅片為例，國內正加大投資力度，2026年前國內還將有20余座晶圓廠陸續投產，產能仍在持續擴充。以12英寸硅片為例，滬硅產業、立昂微等企業技術已與國際接軌，但產能仍不足以滿足國內需求，仍在持續擴產；另有15個環節僅能替代部分或中低端產品，技術與國外尚存在差距。以電子特種氣體為例，高純氦氣（99.999%）長期全部從中東、美國進口，直至去年陜西一家企業才實現國產突破，目前仍完全依賴國外。這類案例表明，對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不可高估，仍需持續發力。

國家發改委明確提出，當前制造業中傳統部分仍占八成，新能源汽車等高技術產業雖增速亮眼，但體量有限。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三新”經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占GDP比重為13%，2024年僅升至18.01%；若要如期完成動能轉換，2035年該占比需達到35%，對應增加值約71萬億元，相當于在2024年24.29萬億元的基礎上再增兩倍。由此可見，未來十年新舊動能轉換任務艱巨、挑戰巨大。

在此情形下，除完成上述任務外，還需回應十九大已明確的命題，現代化金融體系對現代化產業體系具有戰略性支撐作用，由此引出“如何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的新課題。若缺乏金融強國的支撐，中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及實體經濟的根基將面臨諸多問題與挑戰。其中，首要任務是大力發展科技金融，特別是要完善投資與融資相協調的資本市場功能，積極拓展股權、債權等直接融資渠道。這是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推動新舊動能轉換以及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不可或缺的基礎條件。

圍繞以制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及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培育與發展，亟需構建覆蓋全生命周期的融資鏈條，并據此布局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金融體系。個人研究表明，當前以銀行為主導的間接融資體系已難以滿足高科技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專精特新企業及創新型中小微企業等在不同發展階段對融資的多樣化需求。因此，必須依據實體經濟升級需求，重塑現代化金融機構與體系，重點打造種子基金、天使基金、風險投資基金、融資租賃與擔保保險機構、信用評級機構以及多層次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等相互銜接、貫通融合的一體化金融生態。若無這一現代化金融體系支撐，現代化產業體系將難以成形。

還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怎樣促進民營資本和民營企業部門在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中的重要支撐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培育新質生產力必須充分發揮民營企業和民營資本的支撐作用。2024年5月在重慶調研時，他進一步強調“民營企業、合資企業是構建新質生產力的主力軍”。如何激活民營企業的動力、強化其主體地位，成為當前政策的關鍵議題。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占比已降至50.1%，而2010年該指標為80%，14年間下滑逾30個百分點。民間投資比重快速收縮，直接關乎以新質生產力為核心的現代化產業體系能否獲得持續動能，亟需通過制度創新與政策托舉重新激發民營資本活力。

實地調研顯示，眾多民營企業反映其在市場準入、融資獲取、項目審批等方面仍面臨制度性不公平待遇，特別是在高技術領域遭遇隱性行政壁壘，導致難以充分參與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如何破除這些障礙、激發民營企業在破解“卡脖子”難題中的創新活力，應成為下一步重大改革和政策制定的重點方向。

四、區域布局與內需循環：現代化產業體系的空間與動力機制

在現代化產業體系與新質生產力布局中，關鍵載體何在？2023年，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東部沿海“窄帶”以67.5萬億元GDP占全國半壁江山，其余地區合計69.5萬億元，格局與十年前無異。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雖持續推進，仍未扭轉差距。調研與數據表明，七成以上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及先進制造集群誕生于沿海超大城市群，成渝、西安、武漢、長沙、鄭州等內陸極點雖快速崛起，但尚不足以改變整體梯度。發展落差的底層邏輯在于：技術、資本、人才、數據等稟賦高度集聚，使高科技產業天然傾向在沿海及少數國家中心城市孵化壯大。必須科學認識“新不平衡”背后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驅動作用，把“在哪里布局、如何布局”作為政策設計的前置議題。

科學理解加快現代化產業體系與堅持擴大內需的戰略點，堅持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促進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良性互動，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之間的獨特關系。

在中國發展格局中，新需求、新供給與投資—消費循環能否貫通，關鍵取決于現代化產業體系能否創造充足的中高收入崗位。只有高科技和新興產業部門提供的崗位占比快速升至30%以上，新需求牽引新供給、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的良性循環才具備持續動力。中國下一階段最核心的戰略取向，是加速壯大能夠持續提供中高收入崗位的高科技、新興與未來產業部門，并以此對原有中低收入崗位占主導的傳統產業形成有序替代和升級。通過釋放規模可觀的中高收入就業，實現以供給創造需求，為未來三十年經濟保持合理增速奠定內生動力。最終結論是投資與消費、新供給與新需求是經濟發展的“一體兩面”，不可孤立討論。其中最核心的支撐因素在于能否盡快構建創造中高收入就業崗位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論壇第二單元，結合CMF中國宏觀經濟專題報告，各位專家圍繞“十五五時期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戰略思考和政策選擇”展開討論。

中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常務副主任王金照指出，十年內再造一個高技術、高收入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關鍵在于同步激活三類賽道：一是新能源汽車、智能網聯、工業互聯網等已具規模效益的成熟賽道，通過體制機制改革繼續放大市場；二是人工智能、儲能、合成生物、氫能、低空經濟等技術趨于成熟、場景明確的新興賽道，以監管突破和應用示范換取五年內的爆發式增長；三是量子計算、腦機接口、超導等未來產業，提前布局技術迭代，為“十六五”儲備新引擎。

釋放上述潛力要靠“四個同步”：一是科研與產業同步，以終端產品和市場績效為指揮棒，讓企業尤其是龍頭民企主導創新鏈條，把國家重大專項直接對準可商品化的戰略產品；二是市場與技術同步，用制度化的早期采購、場景開放和配套設施，把需求端做成技術迭代的試驗場，以“市場領先”鞏固“技術領先”；三是體制機制同步，針對電力市場、碳標識、合成生物準入等堵點實施精準改革，讓價格信號、綠色供應鏈和多元治理成為新產業爆發的“催化劑”；四是標準與生態同步，通過政府—企業—國際標準協同和“全球南方”市場布局，把規模經濟轉化為持續研發投入和迭代能力。傳統產業亦借此完成綠色化、數字化賦能，最終實現供給擴張與中等收入增長的宏觀平衡。

中國信通院政策與經濟研究所產業發展部主任左鎧瑞提到，未來產業決定未來十年能否再造一個同等規模的高技術板塊，其高創新性、戰略性和不確定性要求“預判—投入—場景”全鏈條搶先。6G、人工智能、量子信息、人形機器人、衛星互聯網、腦機接口六大領域已出現標準窗口期和爆發臨界點，必須依托中國獨有的政策前瞻、海量場景和巨量數據，把“技術領先+市場領先”雙核優勢轉化為規模經濟，在全球版圖定型前鎖定主導權。

要把潛力變現實，一方面要用長期穩定資金、中試平臺把高端芯片、基礎算法、高質量數據集等短板一次性補齊，讓原創成果不再“長在別人的根上”；另一方面以精細化政策、制造場景牽引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為支點，推動人工智能、6G、人形機器人等快速迭代并輸出標準，形成“技術—標準—市場”外循環，把未來產業打造成新質生產力的主引擎和中等收入擴容的核心來源。

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原所長黃群慧認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骨架是“先進制造業”，而非泛泛的實體經濟。傳統意義工業化已基本完成，下一步的新型工業化必須用智能化、綠色化、高端化、融合化把制造業重新鍛造成新質生產力的主干，保持其合理比重，為前沿技術提供規模化應用場景和全球競爭支點。

產業與競爭政策必須按技術成熟度動態協同，未來產業靠競爭試錯、新興產業靠政策放大、傳統產業靠標準引領；同時以統一大市場整治“內卷式”競爭，切斷地方補貼戰、平臺壓價鏈，把政府行為、要素流動、創新考核納入同一套規則，讓政策在恰當階段退出產能補貼、轉向技術補貼，為企業從紅海躍入藍海騰出利潤空間和創新動力。

工信部賽迪研究院科技與標準研究所所長程楠指出，現代化產業體系必須從“跟跑引進”升級為“原創策源”，在已領跑的移動通信等領域用領軍企業和深度綁定的上下游生態筑牢技術護城河，在并跑領域用超大場景和開放市場加速技術—產品閉環迭代，在仍跟跑的關鍵環節則以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組建任務型聯合體打“卡脖子”攻堅戰，通過差異化策略完成動力切換。

同時注重“鏈群式”協調開放式創新，點上匯聚多元主體達到臨界規模，線上打通產學研用全鏈條降低創新成本，面上以集群促進組織織網形成要素協同，把產業鏈、創新鏈、資金鏈、人才鏈融為自驅動生態；同時政策自身要完成“適數化、精準化、生態化”升級，以數據、算法、算力為政策變量，用AI工具實現滴灌式匹配，最終用“四鏈”融合的生態型政策替代傳統資源導入，為傳統、新興和未來產業提供持續進化的制度底座。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一級教授、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聯席主席楊瑞龍指出，現代化產業體系必須靠“有效市場＋有為政府”雙輪驅動。市場在所有競爭性領域起決定性作用，政府只在規劃信號、公共品供給和早期市場失靈環節精準補位，并把補貼、準入、退出規則公開透明化，讓價格真實反映稀缺性，防止過度干預扭曲信號、再造光伏式“內卷”。

結構升級的核心是統一大市場下的多元主體協同，國有經濟聚焦跨周期、跨國家風險的基礎與共性技術，民營經濟在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中唱主角。打破行政區劃壁壘，讓資金、數據、人才跨區自由流動，用市場決定區域分工，才能同步完成傳統產業升級、新興產業壯大、未來產業培育，形成動態可持續的高效產業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