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自己的錢還要“自證清白”？反詐不該是便民的“攔路虎”

“取1萬元現金隨禮，要先說清錢從哪來、花去哪？不配合就聯系反詐中心”——山東一位律師的取款遭遇，最近戳中了不少人的“痛點”。

明明是自己卡里的合法收入，正常的人情往來開支，卻要在銀行柜臺接受“連環追問”，不積極配合還得驚動反詐部門，這樣的操作讓很多人費解：反詐的初衷是護民，怎么反倒給正常辦事添了堵？

平心而論，銀行繃緊反詐弦的初衷沒人會反對。畢竟近年來電信詐騙、養老詐騙等案件頻發，多少家庭因為騙子的套路血本無歸，銀行作為資金流動的關鍵環節，做好風險防控是職責所在。

可“防控”不等于“一刀切”，“盡職調查”更不該變成“過度盤問”——當取1萬元現金都要被刨根問底隱私信息，當正常用款需求要先闖過“自證清白”的關卡，這樣的反詐已經偏離了便民的底色。

更值得深思的是，這樣的“加碼操作”并非個例。此前江西南昌、九江就出現過類似情況：外地身份證辦理電話卡，想存高額話費不僅要提供工作證明，甚至被要求出具“無犯罪記錄證明”，理由同樣是“反詐需要”。

最終這些讓群眾“跑腿又鬧心”的做法，被當地通信管理局叫停整改。這說明一個關鍵問題：反詐和便民從來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題，可為何到了實際操作中，總有機構把“防風險”做成了“攔路人”？

國家層面其實早已釋放出“精準反詐”的明確導向。

今年8月，央行等三部門聯合出臺的相關征求意見稿中，特意提出要取消個人單筆5萬元以上現金存取需登記資金來源或用途的硬性要求。

這個調整的核心邏輯很清晰：給正常資金流動“松綁”，把防控重心放在真正的可疑交易上，而非對所有用戶“一視同仁”地拔高門檻。

可涉事銀行卻直言“不管1萬還是5萬，都要核實用途來源”，理由是“當地反詐需求”——地方防控需求再迫切，難道就能與國家監管的整體導向相悖？

老百姓的期待其實簡單又實在：既要錢袋子安全，也要辦事順暢。想要實現這個目標，關鍵不在“層層加碼”，而在“精準施策”。

銀行與其對每一筆現金存取都“草木皆兵”，不如深耕異常賬戶和可疑交易監測機制——比如通過大數據識別頻繁大額轉賬、跨區域異常流水等真正的風險信號，對重點風險對象精準排查，對普通用戶的正常需求則開綠燈。

這樣既能守住反詐底線，又能減少對群眾生活的干擾，遠比“一刀切”的盤問高效得多。

說到底，反詐的終極目的是守護群眾利益，而不是給群眾添堵；山東律師的取款遭遇、江西電話卡的整改案例，都該成為反思的樣本。

希望相關部門能從這些個案中深挖“層層加碼”的根源，出臺更明確的操作規范，劃清“風險防控”和“過度干預”的邊界。當反詐能精準落地，便民能落到實處，群眾才能真正既安心又省心。

（圖片來源于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