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1萬元現金隨禮,要先說清錢從哪來、花去哪?不配合就聯系反詐中心”——山東一位律師的取款遭遇,最近戳中了不少人的“痛點”。
明明是自己卡里的合法收入,正常的人情往來開支,卻要在銀行柜臺接受“連環追問”,不積極配合還得驚動反詐部門,這樣的操作讓很多人費解:反詐的初衷是護民,怎么反倒給正常辦事添了堵?
平心而論,銀行繃緊反詐弦的初衷沒人會反對。畢竟近年來電信詐騙、養老詐騙等案件頻發,多少家庭因為騙子的套路血本無歸,銀行作為資金流動的關鍵環節,做好風險防控是職責所在。
可“防控”不等于“一刀切”,“盡職調查”更不該變成“過度盤問”——當取1萬元現金都要被刨根問底隱私信息,當正常用款需求要先闖過“自證清白”的關卡,這樣的反詐已經偏離了便民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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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深思的是,這樣的“加碼操作”并非個例。此前江西南昌、九江就出現過類似情況:外地身份證辦理電話卡,想存高額話費不僅要提供工作證明,甚至被要求出具“無犯罪記錄證明”,理由同樣是“反詐需要”。
最終這些讓群眾“跑腿又鬧心”的做法,被當地通信管理局叫停整改。這說明一個關鍵問題:反詐和便民從來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題,可為何到了實際操作中,總有機構把“防風險”做成了“攔路人”?
國家層面其實早已釋放出“精準反詐”的明確導向。
今年8月,央行等三部門聯合出臺的相關征求意見稿中,特意提出要取消個人單筆5萬元以上現金存取需登記資金來源或用途的硬性要求。
這個調整的核心邏輯很清晰:給正常資金流動“松綁”,把防控重心放在真正的可疑交易上,而非對所有用戶“一視同仁”地拔高門檻。
可涉事銀行卻直言“不管1萬還是5萬,都要核實用途來源”,理由是“當地反詐需求”——地方防控需求再迫切,難道就能與國家監管的整體導向相悖?
老百姓的期待其實簡單又實在:既要錢袋子安全,也要辦事順暢。想要實現這個目標,關鍵不在“層層加碼”,而在“精準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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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與其對每一筆現金存取都“草木皆兵”,不如深耕異常賬戶和可疑交易監測機制——比如通過大數據識別頻繁大額轉賬、跨區域異常流水等真正的風險信號,對重點風險對象精準排查,對普通用戶的正常需求則開綠燈。
這樣既能守住反詐底線,又能減少對群眾生活的干擾,遠比“一刀切”的盤問高效得多。
說到底,反詐的終極目的是守護群眾利益,而不是給群眾添堵;山東律師的取款遭遇、江西電話卡的整改案例,都該成為反思的樣本。
希望相關部門能從這些個案中深挖“層層加碼”的根源,出臺更明確的操作規范,劃清“風險防控”和“過度干預”的邊界。當反詐能精準落地,便民能落到實處,群眾才能真正既安心又省心。
(圖片來源于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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