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究竟要查清什么“事實”？

作者：吳單律師，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如需咨詢或轉載，請聯系作者本人（13751778109）

01

《刑事訴訟法》第六條規定，法院、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依靠群眾，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

“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有兩層意思：

一，先事實再法律，查明事實是辦案的基礎，如果案件事實無法查明，法律定性和適用問題就無從談起。

在刑事訴訟中，公安機關負責偵查取證，是“做菜”的，檢察院負責審查起訴，是“端菜”的，法院負責審理，是“嘗菜”的。

這個“菜”主要就是指“事實”，如果“菜”沒有上齊、沒有做熟，檢察院是不可能端走的，只能退回補充偵查，補偵兩次還沒搞齊、搞熟的，就應當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

如果“菜”端給了法院，但法院認為還是不齊、不熟，可以決定休庭或延期審理以補充偵查，若補偵后仍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應當依法作出無罪判決；即便案子到了二審階段，二審法院認為原判事實不清或證據不足的，往往也是撤銷原判，發回重審。

可見，無論案子走到哪個階段，承辦單位的首要任務都是查明事實。

02

而且，查明事實這一任務，必須由具體承辦案件的偵查人員、檢察官或法官來落實，不能通過所謂請示、匯報等方式把這個任務拋給上級。

比如，《人民檢察院案件請示辦理工作規定》第三條明確規定，各級檢察院依法對案件事實認定、證據采信獨立承擔辦案責任，下級檢察院不得就具體案件的事實認定問題向上級檢察院請示。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法律適用問題請示答復的規定》第三條明確要求，不得就案件的事實認定問題提出請示。

顯然，兩高的意思很明確，聽取匯報、書面審查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辦案，不得以此方式替代和轉移承辦人的責任。

為什么？

因為匯報、請示材料都是精簡的，甚至帶有主觀傾向性的，根本無法展示案件全貌，也無法還原證據細節，而事實往往就藏在這些細節中，只有自己去一頁一頁地看，一張一張地翻，才有可能發現真相。

否則，如果看看匯總材料就能搞清楚案情，何止檢察官、法官不用閱卷，律師也不用閱卷了，都去看偵查機關給的匯總材料好了，過程輕松，效率又高。

實際上，這也是刑事司法所要求的“親歷性原則”。

什么叫“親歷性”？

就是親自查閱卷宗，親自核對、審查卷宗里面的每一份證據。

就是直接與當事人面對面地接觸，耳目全開地傾聽當事人的供述和辯解。

只有這樣，承辦人才可能全面掌握案件事實，才可能對證據和爭議問題了然于胸，進而形成自由心證，并對案件實體和程序問題作出自己的判斷。

兼聽則明，才可能實現司法公正。

03

二，從定案的角度，“事實”既包括客觀事實，也包括法律事實。

客觀事實，即案件真相，是已經發生過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事實。對于辦案機關而言，案件真相無法完全還原，只能無限接近，而接近真相只能依靠證據，即那些經過法定程序、符合證據標準而認定的事實，即法律事實。

《刑事訴訟法》第55條明確要求，刑事案件的定性標準必須是“證據確實、充分，即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綜合全案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

辦案人員沒有上帝視角，只能基于法律事實作出判斷，而《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一系列程序就是為了保障用于定案的法律事實（證據）能夠盡可能與客觀事實（真相）保持一致。

在司法實務中，與當事人客觀行為有關的證據相對容易取得。

比如，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件中，有沒有開具發票、私下轉賬的行為，查查電腦的稅控系統和銀行流水就能核實。

外匯類非法經營案件中，有沒有私下交易外匯、賺匯率差價的行為，查查境內賬戶流水和聊天記錄就能印證。

傳銷案件中，有沒有真實貨物銷售，有沒有拉人頭返利機制，查查業務合同、物流系統和后臺電子數據就能發現。

但與當事人主觀目的相關的證據，往往難以直接找到證據認定。

比如，當事人有沒有騙抵國家稅款的目的，要看其與開票方或受票方是否有合謀，或看稅款損失的實際原因等。

當事人有沒有非法營利目的，要看其是否與地下錢莊有合謀，或看其是否有明顯的換匯收益。

當事人有沒有非法占有目的，要看其是否在一開始就不打算還錢，除了自認，只能通過其事前履約能力、事后還款意愿和還款行為來綜合判斷。

實務中，即便拿到了一些客觀證據，有時也很難直接證明當事人百分百符合主觀構罪要件，但案子還得辦下去。于是，只好降低證明難度，以推定的方式得出法律事實。

比如，洗錢罪、掩隱罪中的“確知”和“應知”，幫信罪中的“概知”和“應知”。

“確知”和“概知”一般是基于當事人的口供、同案的指認或聊天記錄等證據直接證明的，而“應知”一般是根據當事人的教育背景、從業經歷、認知能力、交易特征等間接證據推斷出來的。

當然，對于推定的法律事實，由于其結論往往達不到排除一切合理懷疑的程度，故我國刑事司法也允許當事人或辯護人提出反證予以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