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能否與“常識”相悖？

“在現代科技與常識既相互推進

又相互競爭的復雜關系中，

常識邊界不斷被重塑。”

——武飛：《論常識在司法裁判中的運用》，

《社會科學》2025年第8期，頁172-183、192。

本期評議：陳新宇 黃典林

文本摘選：羅東

在當代，書籍之外，刊于專業學術期刊上的論文是知識生產、知識積累的另一基本載體。

自今年8月起，《新京報·書評周刊》在圖書評介的基礎上拓展“學術評議和文摘”這一知識傳播工作，籌備“新京報中文學術文摘服務所”，與期刊界以及“人大復印報刊資料”《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等文摘刊物一道服務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事業。每期均由相關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擔任評議人參與推選。我們希望將近期兼具專業性和前沿性的論文傳遞給大家，我們還希望所選論文具有鮮明的本土或世界問題意識，具有中文寫作獨到的氣質。

每期摘選兩篇，此為第9期。作者武飛向我們論述了常識與司法裁判的關系。按照一般理解，常識即普通知識，是社會大多數成員（或某個專業知識內的大多數從業者）都認同的、不言自明的知識。在司法實踐中，當一個案例的判決結果明顯違背某項常識時，通常會因為不符合人們的公正期待而被質疑。常識是社會之所以能成為社會的基礎，既能輔佐司法裁判，其運用也有約束條件。作者以辯證的方法和審慎的態度論述了兩者關系。

以下內容由《社會科學》授權轉載。摘要、參考文獻及注釋等詳見原刊。

打開“新京報中文學術文摘”合集

作者｜武飛

電影《全民目擊》（2013）劇照。

常識作為日常社會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人們提供了基礎性的認知，影響著人們社會化的程度。從社會整合的角度來說，常識構成了人們在社會經驗問題上達成一致傾向的重要認知基礎，是主體間性的關鍵組成部分。在司法領域，常識也構成了社會公眾對司法穩定預期的認知和心理基礎，司法裁判總是被期待與常識認知保持一致。然而在實踐中，某些案件的裁判還是會出現與常識不一致，甚至是嚴重背離常識的情形。前有鄂爾多斯“天價羊毛衫案”、天津趙某華非法持有槍支案等備受爭議，近期則有青島市李滄區人民法院在一起行人相撞糾紛中使用“未保持安全距離”的表述引發廣泛質疑，后法院公布現場視頻并道歉才平息爭議。這類特殊情形被學者們稱為“反常識化”或者“去常識化”現象。

從案件裁判的一般社會效果角度評價，“反常識”現象的出現對司法的穩定預期形成強烈沖擊。針對這類問題，學者們進行了有針對性的反思，在如何避免常識認知偏差等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就常識在司法決策中的功能和重要價值等方面達成了共識。需要注意的是，案件受到“反常識”的質疑，并不意味著司法裁判本身就必然存在錯誤。從規范性質上來說，常識作為一種知識體系，它具有基礎性、概括性，而特定案件的事實認定必然是特定和具體的，二者之間總是存在天然的縫隙；且常識雖人人皆有，但并非天賦，需要在社會生活中進行培養，它具有可變性。因此當出現常識質疑時，單方面譴責司法裁判可能是一種過于簡單的判斷。本文旨在關注常識與司法裁判之間的互動關系，以更好地理解和運用常識，提升司法裁判的正當性。具體而言，常識看似理所當然，其在司法過程中可否接受質疑和審查？不同層次的常識如何推進司法裁判規范的形成？常識在司法裁判中的運用存在何種條件和限度？這些問題都需要進一步思考和探索。

常識的內容層次與基本特征

在司法裁判實踐中，法官經常將常識與常理、常情連用，其含義大致與“情理”概念相當。相比于常理和常情的語境依賴性，常識內容具有較強的恒定性，其在司法穩定預期方面的作用更為突出。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常識在司法實踐中的運用是容易的：在人們的經驗中，有的常識是理所當然的，有的則存在理解爭議，這使其與司法個案的對應關系進一步復雜化，圍繞常識的爭議也由此產生。常識的這些復雜性質來源于其具體內容，因此深入探究常識的內容層次和基本特征，有助于我們更加清晰地理解其在司法裁判中的獨特價值與重要性。

（一）常識的內容層次

常識作為一個概念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內涵。中國古典文獻中有“常識”的表述，基本意思為平凡的見識。一般認為，現代意義上的“常識”一詞是明治日本創制的譯詞新詞，在19世紀末傳入中國并為漢語所吸收。根據《漢語大詞典》的界定，常識是指普通知識。中文中使用的“一般生活經驗”“經驗法則”“公序良俗”等概念中也都包含常識的內容。英文中表示常識的概念是commonsense，它來自共通感sensuscommunis，最初主要是指一種基于感官所形成的共通的感覺和意識，現代則發展為一個指稱人類認知能力的概念，幾乎等同于智慧、明智、理性與務實。陳嘉映教授認為，漢語的常識一詞偏重于明面上的事實，英語的commonsense一詞則偏重于事實里所包含的道理。常識整體上與了解不尋常的事實、懂得高深道理相對而言，尤其是與理論知識、理論體系相對而言。

《比較法視野中的證據制度》

作者：[美]米爾吉安·R·達馬斯卡

譯者：吳宏耀 魏曉娜 等

版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2006年1月

根據常識內容被習得、加工和內化的程度，常識可以進行多層次的劃分。第一層次，也是淺層次的常識表現為知識，尤其是一些關于事實的知識，它們來自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屬于“經驗知識”。第二層次的常識，表現為基于前述知識總結出的一些道理和判斷，這些判斷是以對常見和普通事實的理解為基礎的，如果是高度專業性和精深的判斷則不屬于一般常識的范圍。第三層次，可以理解為基于常識形成的一些思想和理念，以及由此延伸出的“良知”等意義。在這一意義上，常識為社會成員個體與外在世界的精神交流和價值共識提供了條件。當然，常識的這種層次之分是相對而言的，“對于人類生活事實，本來就很難有單純的事實，社會事實與觀點是分不開的，因為生活事實本來就是由人們根據觀念做成的”。

《論可能生活》

作者：趙汀陽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4年9月

一個社會中人們所普遍理解認可的道理本身便是在掌握了一些基本常識的認知基礎上培養起來的，常識中已經包含的一些判斷本身也是常理的內容。從司法實踐中法官對語詞的具體運用來看，常識和常理在裁判文書中指代意義通常不作區分，但二者用于行為評價時仍有不同，常理側重于從道理上評價人的行為，常識側重于從認知上評價人的行為，常識的評價更具基礎性。

在一般意義上，淺層次的常識構成了人們知識體系的基礎內容，而判斷意義上的常識在約束和調整人們行為方面的功能更為突出。常識為人們設定了基礎的行為規范，即人們不僅自己遵守常識，也期待他人遵守常識，換言之，違反常識被認為是一種錯誤的行為，需要進行糾正。深層次的常識，即理念或良知意義上的常識則可作為司法裁判整體的價值引導。我們通常所說的常識，包括為特定社會所接受的一系列信念，該社會的成員假定這些信念由所有理性人共享。這些不同層次的知識和道理構成了人們行為的根本法則，體現了人類的共同智慧，是社會大眾形成的最普遍的經驗，也是一切文化中最共同、最穩定、最通行的因素。

除了內容方面的層次性，常識還存在范圍的限定。我們一般所說的常識都是指生活常識，在某個行業內人所共知的常識是行業常識，在某個專業領域內人所共知的常識是專業常識。例如，吸食毒品會上癮，這是一般人都掌握的生活常識；美沙酮藥物維持治療主要適用于吸食、注射海洛因的吸毒人員，這是禁毒領域的專業常識。常識范圍的限定不僅體現了其在不同層面的應用價值，也反映了知識的分層與專業化趨勢。在司法裁判中，準確區分和運用不同范圍的常識，對于確保裁判符合常識具有重要意義。

（二）常識的自明性與可辯駁性

整體而言，常識兼有自明性（self-evidence）與可辯駁性（refutability）。常識的自明性來自人類感知經驗的普遍性和直接性。

《說理》

作者：陳嘉映

版本：華夏出版社 2011年5月

“常識所關的既然是簡單而基本的事實和道理，所以通常無需證明，也不用解釋。常識是說：事情就是這樣。”在一項內容從普通知識成為常識的過程之中，已經經過了諸多討論、爭議并完成了其正當性證成。從社會制度來說，常識為人們提供理解社會、遵循秩序的認知模式和規范基礎，它是社會成員共享的認知框架，常識的自明性使這一過程變得經濟、便捷。在社會交往中，作為一種簡化社會復雜性的重要機制，常識提高了公共說理的可理解性程度，是推動社會“有機團結”的實踐智慧。從社會成員的行為而言，常識的自明性意味著社會成員學習既有常識、遵循常識是理所當然的，即符合常識的行為是常規行為，無需對自己行為的正當性進行反思。

由此，常識的自明性還與常識的直覺反應密切相關，一個人如果不能辨別自己的常識，也不能解釋它是如何產生的，甚至不能判斷一個行為背后的常識性因素，并不是一種奇怪的現象，因為基于長期形成的常識自覺，人們通常無需細究常識的具體作用機制。常識的這種無爭議狀態進入司法過程，便看似具有天然的正當性，似乎無需進行討論和證明。

然而，常識的自明性以其可靠性為基礎，而社會中總是存在一些非常之事與非常之理。“常識有錯的概率其實很高，不僅因為時代的變遷，也因為認識的局限。”在現代科技迅猛發展的推動下，虛擬技術、“元宇宙”等改變了人們對空間的常識性感知；全球首例AI機器人致人死亡案中聊天機器人的誘導性言辭更是極大沖擊了人們關于人機關系的常識性認識。多年前人們外出要特別注意保管現金以防被盜，這是常識，移動支付的出現使我們改變了這種認識。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環境、法律制度等變動等都會使人們形成新的常識以替代舊的常識；知識層面的常識也可能發展成為經驗、判斷層面的常識；行業常識、專業常識與生活常識之間存在動態輸送關系，行業常識、專業常識變得廣為人知時就成為生活常識。常識的這種變動狀態可能對其自明性產生消解作用，即某一內容的常識在特定時間和場景下具有了可質疑性，人們可能因為接受了新的信息而使原有常識產生動搖，這就是常識的可辯駁性。

電影《秋菊打官司》（1992）劇照。

如果在常識體系內部進一步細分，一項特定的常識具有何種程度的可辯駁性是可以進行判定的。如前所述，常識從內容層次來說具有知識、判斷、理念等不同形式，其背后凝結了人們不同程度的共識，相應地其在可辯駁性方面也存在差異。一些有關自然規律的知識或眾所周知的事實就沒有質疑的空間，其作為不可抗力不具有可辯駁性。淺層次常識中一些有關生活經驗的內容，則可能因為當事人的年齡，生活經歷、所在地域等因素而在共識強度上有所差異。相比都市年輕人，年長的農民擁有更加豐富的農業勞作和氣象常識；華北地區人們對“頂盆”“摔盆”等喪葬義務的理解也可能與其他地區有所不同。

判斷意義上的常識，與司法裁判具有同質性，都是能夠約束和調整人們行為的規范，其可辯駁性對司法裁判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例如，在一起職務侵占案中，針對被告人是否具有職務上的便利，檢察機關認為托運人對貨物的封存是宣示其仍享有控制權，因此作為滬深航公司駕駛員的李某沒有職務侵占的故意。但法院認為，根據一般生活常識，用膠帶封裝紙箱僅是用于對貨物進行包裝以防止貨物散落，不可能達到封閉防盜的目的。李某在履行職務的過程中實際控制該貨物，具有職務上的便利。這里檢察機關提出的判斷是“貨物封存意味著仍掌握控制權”，而法院提出的判斷則是“貨物封存僅是防止貨物散落，不具有防盜意義”，這里控審雙方對于貨物封存的常識意義形成不同理解，而這種分歧又對于被告人主觀意圖的識別具有關鍵意義。在一般情形下，常識是以不言自明的狀態存儲于人們的知識結構和意識之中，對人們社會行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但在該案件中常識被提起討論，意味著各方主體在一些基礎性內容的判斷上產生了分歧，也體現出作為判斷意義上的常識的可辯駁性。至于理念、價值層面的常識的可辯駁性自不待言，價值之間的權衡一直是司法上的經典難題。

電視劇《底線》（2022）劇照。

一般來說，常識內容的可辯駁性與其所凝聚的共識強度密切相關，常識之“常”代表了社會基礎共識，是具有自明性的部分，而常識之“識”則是凝聚了不同程度共識的知識體系，是其可辯駁性的來源。常識的可辯駁性意味著常識的運用不是理所當然的，它帶來常識推理的可廢止性（defeasible）和與之附隨的論證義務。總言之，常識的自明性使常識具有了初始意義上的正當性，在司法裁判中一旦產生爭議，則其可辯駁性必然要求論證的介入與展開。

常識在司法裁判中的運用方式

作為法官重要的前見，常識在司法裁判中的作用是普遍性的，有著廣泛的作用空間。如果從法律方法論的角度將司法過程描述為法律發現、法律解釋、法律推理、法律論證以及法律修辭等環節，常識幾乎在司法的全過程皆有運用價值。例如，“所有民事法官都會遇到的‘表見代理’判斷難題……法官常見的做法還是根據自己的經驗常識，以涉案場景中應該由誰承擔責任來決定是否引用表見代理制度”。

《法治的追問：基層司法觀察筆記》

作者：趙耀彤

版本：中國法制出版社 2020年12月

常識構成了司法中的平義解釋、一般人標準的重要識別依據，促進了法律規范與人們日常生活世界的良性互動。如果將司法裁判的形成過程簡化為三段論推理，由案件事實構成推理小前提，針對案件事實所適用的法律規范作為大前提，最終的裁判作為推理結論，可以發現，常識的作用主要集中于案件事實認定環節。司法過程中的案件事實既是被發現的，也是被建構的，在這一意義上也可以說，常識運用的效果體現于事實形成過程還是事實論證過程，其實無需區分。

（一）常識作為免證事實

《疑難案件裁判的理論與方法：我國法理學的司法應用》

作者：資琳

版本：法律出版社 2018年9月

“在案件事實的認定中，社會常識會對判斷案件事實的真偽起到很大的作用，因而法律上也會明確地規定，生活經驗對于事實認定的作用與規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基于常識而對事實形成的判斷可以在法律制度中得以固定和規范化。這類常識通常是常識體系中的淺層次內容，同時又是最具客觀性的部分。基于對這類常識客觀性的信賴，立法者通過立法等程序將其無需質疑的自明性特征通過法律規范的形式呈現出來，其構成現代司法認知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法釋〔2022〕11號）第93條規定了免證事實，其中“自然規律以及定理、定律”“眾所周知的事實”以及“根據已知的事實和日常生活經驗法則推定出的另一事實”都具有常識的性質。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檢察機關根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高檢發釋字〔2019〕4號）第401條將“為一般人共同知曉的常識性事實”及“自然規律或者定律”作為免證事實，這一司法認知規則得到司法程序的認可。

除了在一般意義上規定免證事實之外，在特定案件中，法官可以根據案情進一步細化免證事實的范圍。例如，在一起容留他人吸毒案件中，針對吸食甲基苯丙胺后的癥狀認定，二審法官認為，我國醫藥學研究人員及公安、司法等有關部門工作人員已對各類毒品的成分、性狀、濫用方式、癥狀及對人體的危害等進行了深入、權威的研究，并以書籍、網站、新聞等多種方式向社會公眾作廣泛的禁毒宣傳，故法院可通過查閱上述常識性資料，認定吸食甲基苯丙胺后的癥狀，無需再舉證證明。在知識產權類案件中，“公知常識”（commonknowledge）可以作為免證事實。公知常識是一種專業常識，它是特定領域專業人員掌握的本領域的普通技術知識，通常可以在該領域的教科書或技術詞典、技術手冊等工具書中獲得。有學者將這類“依附于常識、建立在常識基礎上的證據”稱作常識證據，與科學證據相對。

常識通過司法認知作為免證事實使舉證變得更為經濟，但僅憑司法認知通常無法完成一個案件全部事實的認定，且常識中的事實部分本質上仍然是人們對事實的認識而不是事實本身，其與自然定律等在客觀性方面存在差異。一方面，這些事實內容并不因為其不具有絕對客觀性而喪失作為免證事實的可能，畢竟事實的客觀性程度只要不違背司法證明的要求便可以作為免證事實。另一方面，當常識性事實是否能夠作為免證事實存在爭議時，應允許質疑方進行舉證。需要注意的是，“司法認知的理念不應當與背景知識或‘常識概括’相混淆”。常識性事實本身或許可以作為免證事實，但根據常識或其他生活經驗推論形成的事實不能當然作為免證事項，在有著嚴格證明標準的刑事司法領域更是如此。

《證據分析》

作者：[美] 特倫斯·安德森 等

譯者：張保生 朱婷 張月渡

版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2年6月

（二）常識作為證據評價依據

“法官如何能知道某項證據是否能合理地影響到對推斷的事實存在的可能性的估量呢？……通常情況下，答案必須依賴于法官個人的經驗、常識以及對人的行為和動機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法釋〔2021〕1號）第139條規定，對證據的真實性，應當綜合全案證據進行審查。對證據的證明力，應當根據具體情況，從證據與案件事實的關聯程度、證據之間的聯系等方面進行審查判斷。上述證據的真實性、證據與案件事實的關聯程度、證據之間的聯系等內容的判斷，都可能需要借助常識。

在司法實踐中，常識經常用于評價證人證言的可信性，尤其是當事人主觀意識的判斷。龍宗智教授曾論及，即使是一個普通人，但只要具備正常的思維能力，具有必要的生活經驗，依靠常識、常理、常情而產生的證據判斷，就可能是合理的判斷，包括合理懷疑。這是一種刪繁就簡的合理懷疑原則的應用方法。常識作為證據評價依據，更多的情形不是用于強化證據，而是排除不符合常識的證據，這種情形被稱為“常識質疑”。

《刑事案件事實認定過程研究：基于法官審判實踐視角》

作者：李世鋒

版本：法律出版社 2020年7月

在一起物權糾紛中，針對案件一關鍵事實，某公司在案件重審期間（2015年）提交了落款日期為2001年11月1日的《房屋租賃協議》，法院對該項證據未予采信。法院認為，從一般常識出發，如果兩公司確實簽訂了《房屋租賃協議》，則兩公司理應及時向案涉房屋新的所有權人出示該協議，但是在發生本案訴訟直到重審開庭長達四年的時間里都未曾提及，且該協議中使用的公章與該公司在工商登記備案資料中使用的公章存在明顯差異，并無其他證據證明該公司還曾經在其他場合使用過同一枚公章。此案裁判要旨中特別陳述，對于當事人提交的證據《房屋租賃協議》能否采信，應綜合考慮案涉房屋拍賣經過、當事人主張權利方式、證據提交時間等相關事實，結合社會生活一般常識進行判斷。

與不符合日常生活經驗相比，如果證據違背自然規律常識，其得到負面評價的可能性更高。例如，在一非法開采礦案中，控方的一份實物查驗記錄記載：羊冊鎮郭明吳村委袁莊宋某沙場，河沙南北長45m×高14m×東西42m。這一記錄數據顯示沙堆形狀為長方體，但根據當時拍攝的現場照片顯示，沙堆形狀并非長方體。根據生活經驗和物理知識，河沙在戶外堆積形成的沙堆一般情況下不可能為長方體，尤其是在長度和寬度達40多米的情況下，其形狀更不可能是標準的長方體。從司法實踐來看，常識用于證據評價時，既可用于證據能力的評價，也可以用于證據證明力的評價。證據符合常識是一種正常狀態，當證據不符合常識時便凸顯出常識對證據的質疑和排除作用。

（三）常識作為事實推論大前提

在一個復雜案件中，尤其是當缺少充足的直接證據時，可能需要利用有限的間接證據進行事實推論。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法釋〔2021〕1號）第140條規定了間接證據推論的具體規則，沒有直接證據，但間接證據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一）證據已經查證屬實；（二）證據之間相互印證，不存在無法排除的矛盾和無法解釋的疑問；（三）全案證據形成完整的證據鏈；（四）根據證據認定案件事實足以排除合理懷疑，結論具有唯一性；（五）運用證據進行的推理符合邏輯和經驗。”在需要進行案件事實間接推論的過程中，通常需要從我們的知識庫中汲取部分內容作為推論的大前提，與作為小前提的證據事實一起完成推論過程。其中的大前提通常被稱為“概稱陳述”，它是關于我們認為周圍世界如何運作、關于人類行為以及意圖、關于環境以及人類與其環境互動的概括性的陳述，在特定情境下則表現為關于人的行為以及與行為相關的客觀事物更為具體的總結評估。概稱陳述的可靠性存在差異，“從無可爭議的科學真理，經過基于或多或少具有專家意見確定形式的‘知識’，到基本上無爭議的一般知識，到缺少確定性的‘常識’概括，再到基于有限經驗、信任、推測、神話或偏見的信念”，其可靠性逐級遞減。在事實推論大前提的諸多資源之中，常識是一種常見且重要的推論資源。

在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41號支某等訴北京市永定河管理處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糾紛案中，針對支某對于自己的溺亡是否存在過失，法院認為，永定河道并非正常的活動、通行場所，依據一般常識即可知無論是進入河道或進入冰面的行為，均容易發生危及人身的危險，此類對危險后果的預見性，不需要專業知識就可知曉。與一般常識相比，專業常識有助于特定領域案件事實的認定。在一起交通行政強制糾紛中，針對缺失車架號碼首位是否影響車輛唯一性認定，法院認為，車架號碼，即車輛識別代號，由字母和數字共17位字符組成，是車輛的重要身份證明。第一個字符是國家或者地區代碼，中國的代碼是“L”，第10位至第17位字符代表車輛的生產年份、生產工廠、生產下線順序號等信息。對于特定汽車生產廠家生產的特定汽車而言，車架號碼第10位至第17位字符組成的字符串具有唯一性。因此在車架號碼缺失首位的情況下不影響車輛身份認定，交通行政管理部門顯然應具備這一常識。在這起案件中，法院基于行政機關在其專業領域應具有的常識而推定其存在違法行政行為的事實。

常識推理的合理性在于常識的普遍性而非特殊性提供了事實推論的基本出發點。“人的行為之了解，原則上不得以行為人或其相對人分別具有之獨特的經驗，為其了解基礎，而應以社會上之共同經驗，或以其相互間所共同理解者，為其了解基礎。”常識作為概稱陳述或經驗法則中蓋然性較高的部分，是其具有可靠性和普適性的基礎條件。

不過，作為情理推斷的概稱陳述和作為免證事實的常識陳述有所不同。作為免證事實的常識本身就可以直接作為案件事實來認定，但常識等作為概稱陳述的內容只能成為事實推斷的大前提，其必須和作為推理小前提的證據事實一起完成推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法釋〔2018〕1號）第47條第三款規定，當事人的損失因客觀原因無法鑒定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當事人的主張和在案證據，遵循法官職業道德，運用邏輯推理和生活經驗、生活常識等，酌情確定賠償數額。在房屋強制拆除引發的行政賠償案件中，因行政機關的原因導致原告無法對房屋內物品損失舉證，行政機關亦因未依法進行財產登記、公證等措施而無法對房屋內物品損失舉證時，房屋原有狀態、當地居民以及原告家庭的生活水平、生活習慣等，都構成常識推論的限制。對于沒有確鑿證據又遠超當事人生活水平的貴重物品的賠償主張，法院通常難以支持。

現代司法要求案件事實認定必須以證據為根據，這些證據既包括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也包括實質證據與輔助證據。常識事實推論經常借助的是間接證據和輔助證據，這些證據構成常識推論的必要小前提，是常識推論結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缺失證據的情況下，僅依據常識是無法直接形成案件事實的。

電影《十二怒漢》（

Angry Men

（四）常識作為案件事實校正依據

裁判結論的形成是建立在法律推理的基礎之上的，而抽象的法律規范與具體的案件事實之間存在天然的縫隙，法律推理大小前提之間的邏輯關聯的建立，既可能需要對法律規范進行解釋，也可能需要基于既定規范對案件事實進行解釋，以完成大小前提之間的邏輯適配，實現案件事實的歸屬認定。在這一過程中，常識可以作為案件事實后果考量的重要依據。

例如，在教輔材料中引用他人作品但未明確標注，是否違背著作權法“適當引用”的規定？從常識角度來看，教輔材料是配套教科書使用的，即便被控侵權作品未明確標注作者姓名，讀者在使用該圖書時必然要結合課本原文一起使用，而課本原文已經明確指明作者信息，讀者在使用時勢必會知曉，因此被控侵權作品的相應行為并未違反著作權法的相關規定。而且，基于教輔材料的功能，被控侵權作品不僅不會產生替代效應，導致教師、學生等主要讀者從權利作品轉而選擇被控侵權作品，相反會對讀者加深課文理解有所助益。

在一起發生在地下車庫的致人死亡案件中，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存在疏忽大意的過失。法院認為，按一般常識分析，駕駛人員無法預見僅供單位內部使用的地下車庫車行道會有躺臥的行人，且根據案發現場地形位置，車輛下坡進行過程中駕駛人員會有一定的視線盲區，根據一般人的認知能力和當時的情況，行為人對損害結果的發生不應當預見，因此對于本案的危害結果不能苛責于被告人。“以生活常識和經驗為依據的事實認知，有時比循用法律程序的推定和判斷更為恰切，更貼近生活的原生狀態和社會行為的應有機理。”在這類案件中，常識具有了價值導向的意義，司法必須通過特定認知框架來評價人的行為，作為司法認知的重要范疇，常識與“經驗法則”“良知”等概念共同建構了司法的一般人立場，并由此形成司法判斷中不可或缺的生活理性維度。

常識不僅將符合一般人標準的評價引入司法過程，也將不符合一般人標準的評價排除于司法過程。例如，當兩名兒童在滑冰場發生碰撞時，討論年僅6歲的兒童對于碰撞及損害后果的發生是否存在過錯，沒有一般常識上的價值和意義。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40號孫立興訴天津新技術產業園區勞動人事局工傷認定案中，針對園區勞動局的主張，法院認為，其將完成工作任務的合理路線排除在工作場所之外，既不符合立法本意，也有悖于生活常識。從上述案件可以看出，當關于某種事實的解釋或評價沒有明確的法律規范支持時，只要任何一個具備一般常識的人在面臨這種情形時都會承認這種事實，或者意識到他應該采取某種行為，那么這種事實或者關系就可以產生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常識就具有了作為后果考量依據的必要性。

電視劇《大宋提刑官》（2005）劇照。

價值導向層面的常識要求司法者時時審視自己的判斷，不忘社會之中一般人的必需良知。“悖反常識——無論是作為情理的常識、還是作為物理的常識，都是有違德性要求的。”如果法律人用高度專業化的概念將司法塑造成一個獨立的世界，甚至基于作為正義代言人的優越感而無視一般人的常識判斷，那么顯然是無助于真正的司法公正的實現的。反之，如果將常識作為一種無可置疑的判斷，有意或無意掩飾背后的真實決策，將是一種更糟糕的情形。從這一意義上說，司法裁判中常識應用的首要目標在于排除專斷，而不是簡單地形成對于事實的認識。基于司法裁判對普通人社會常識認知和價值判斷的需求，陪審制度得到許多學者的推崇，也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廣泛推行。在事實認定環節，陪審員可以提供來自法律外行人的一般的常識性意見，以調節法官所代表的專業精英的知識和價值傾向。然而，陪審制度面臨的陪審員與職業法官之間的權力劃分難題，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常識權威與規范權威之間的復雜關系。

常識在司法裁判中的運用條件

雖然常識在司法裁判的全過程幾乎都有發揮作用的空間，然而一項內容能否稱得上是常識，司法對常識性內容作出何種評價，以及司法如何依據常識作出裁判，這些都必須結合待決案件的特殊情況進行判斷。不同層次的常識可能具有不同功能，加之個案條件設定的特定場景，常識對司法裁判的意義便有所差異，因此法官不僅需要對常識本身進行審查，還需對常識與待決案件的契合關系進行必要判斷。這些內容構成了常識運用的條件，同時也意味著對常識的運用有所限制。

（一）常識內容的規范性需滿足司法裁判的規范性需求

所謂規范性，是指給人設定行為規范。不是描述人們做了什么，而是告訴人們有權做什么，應當做什么或可以做什么。一般來說，自然科學知識以及關于人們日常生活的基礎事實不具有嚴格意義上的規范性，無法對裁判結果形成直接影響，這類常識可以與法律規范形成協同作用，對司法裁判提供輔助性的理解。

《合法性》

作者：[美] 斯科特·夏皮羅

譯者：鄭玉雙 劉葉深

版本：中國法制出版社 2016年12月

例如，當有人說一件事情的發生時間是在7日夜間，那么這里的“夜間”按照常識，就是指“從天黑到天亮的時間”，即這一夜間包含了7日的夜晚和8日的凌晨，在法律上對應的是兩個自然天數。在司法過程中，對裁判結果更具實質意義的是來自社會生活經驗且包含有規范性指向的常識。如人們關于合同的常識，包含了合同至少由雙方當事人簽訂，協議各方應履行合同等認知。有學者將這類常識稱為“關于規范性事實的常識”以及“關于制度性事實的常識”。

《論法律作為常識的制度化》

作者：葉一舟

版本：中國法制出版社 2020年6月

當我們識別一個事物是“合同”時，就不僅包含了對合同相關規范和制度的基礎性認識，還內含了人們應遵守這類規范的判斷，此時的常識便不再是個人自身的事情，而是涉及不同主體間的社會關系，其對維護社會整合具有重要意義。在司法實踐中，當一方當事人主張某一事物是“常識”時，通常就包含了人們應遵守其背后的規范的意思。

對于涉及人際關系或行為內容的常識，還需進一步識別其是否符合法律體系的規范性要求，尤其是否存在隱含的偏見和歧視。從個體的角度來看，人們對常識的獲得，既可能是通過系統的知識學習，也可能是由日常生活經驗、自我反思、文化傳承形成歸納性結論，它是自發、自然形成的。經驗意義上的常識經常是可靠的，但又不總是可靠的，一些偏見、刻板印象等可能會被偽裝成經驗常識的模樣而存在于人們的頭腦之中。

以常識之名進入司法過程的這些內容可能本身并不構成常識，或者，即便其可被理解為常識，但其規范性程度無法為司法裁判提供實質性的認知貢獻。因此，當任何一方當事人提出某項常識作為訴求理由時，法官便需對其進行規范性的判斷。例如，在張某與路某（夫妻）被控共同詐騙案中，路某的辯護人提出，路某的行為系受其夫張某指使，其對于張某是否對收糧款具有詐騙故意根本不知情，其聽張某指揮的行為是符合中國的家庭倫理和經驗常識的。這里所提及的經驗常識既非自然規律，也不是社會公認的道理與良知，至多只是當事人自己的經驗感受和對社會的認知，不能稱之為常識，更無法達到司法裁判的規范性要求。在此基礎上，即便一些內容看似構成“常識”，也還需要接受法律體系的價值評判。例如我國一些地方的房屋征收補償安置方案中，對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與男性區別對待。這種做法確實可能在一定群體或地域內構成一種“經驗性共識”，但其中存在的歧視性因素與法律秩序相矛盾，便不能作為常識引入司法過程。

（二）常識之“常”需與司法個案之“異”適配

有學者研究發現，在法律實踐中，出現“常識”判斷會有兩個前提條件：其一是與具體執法司法實踐的關系距離較遠，其二是獲得具體執法司法實踐的信息不是十分豐富。

這兩個條件我們可以從另外的方面進行解讀。

其一，常識與法律實踐的關系距離較遠，通常意味著常識本身并非案件的關鍵事實。一起詐騙案件中，被告人宣稱某塊石頭具有神奇的功能和價值。根據常識，可知世界上并不存在如被告人所說的神奇石頭，這部分可以免予舉證。但即便如此，被告人是否構成詐騙罪，更重要是要判斷被告人在虛構事實的同時，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以及騙取他人欠款的行為。

二是案件缺少充足的直接證據，且現行法律規定為常識的運用留有空間。例如，在故意殺人案件中，法官經常需要結合犯罪工具來判斷被告人在對待死亡后果上的主觀狀態，這是因為犯罪工具上凝結了基本的常識，即時致命的刀具、槍械等，漸進致命的毒藥等，都能體現出被告人對傷害程度的預期。某一案件中，被告人使用的魚叉、砍刀與受害人身上的多處裂創和貫通挫裂創形成吻合關系，便可明確認定主觀故意。在這類案件中，魚叉、砍刀以及受害人身上的多處裂創和貫通挫裂創是重要證據，法官將常識與這些重要證據相結合，推論形成對于犯罪主觀故意的認定。

當直接證據確鑿無疑時，或者當常識的內容與案件關鍵事實本身重合，且推論結果符合一般社會認知時，常識的作用便顯得不突出。“飲酒過量有害身體健康”，這是一項普通的生活常識，通常難以對案件事實認定有實質性貢獻。在一起案件中，當事人主張過量飲酒致死屬于意外傷害，由此要求保險公司理賠，法院通過論述過量飲酒有害身體健康屬生活常識，喝酒行為本身不符合意外傷害中所包含的外來的、突發的和非本意的因素，認定不屬于意外傷害。此案常識內容的普遍性與案件事實的特殊性達成適配狀態，正是因為飲酒有害健康是人的生活常識，即飲酒的后果應在當事人的認知范圍之內，由此就可以識別意外傷害的邊界。

常識與待決案件適配性的識別，關鍵在于在現行法律規范體系之內，常識內容是否有助于直接解答特定案件的事實爭議。例如，我國《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對醉酒造成的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進行了規定，在這種情況下，類似“飲酒過量有害身體健康”這類常識對于解答責任爭議便并無發揮作用的空間。

在一起搶劫案中，法院認定，偵查機關是根據戚某林指認的拋尸位置進行偵查實驗，辯護人亦是根據戚某林指認的拋尸位置分析尸塊漂流軌跡。根據富陽氣象局的分析意見，在富春江東吳大橋靠近南岸一側尤其相當接近南岸一側拋棄物體，存在著被拋棄物體在距離大橋較近的南岸擱淺的可能，這一分析意見符合常識。法院采納氣象局的意見無可厚非，但氣象局的分析是專業意見，常識則是一種普遍性認識，氣象局的分析是否可以被采納不能簡單通過與常識的對比來進行判斷，況且法院并未言明此處的常識內容，換言之，借助常識來解釋氣象局專業意見的可采性是欠缺說服力的。此外，眾所周知，“保持安全距離”是道路交通領域對機動車行駛的要求，也是一種行車常識，這種要求主要是為了預防事故發生，通常包含己方尚無實質性影響他方行車行為的前提條件。在前述青島行人相撞案件中，案發現場視頻顯示，行人雙方皆未注意觀察，都存在實質性影響他人的行為，且未涉及行車場景，可見法官所表述的常識內容與證據事實不具有適配性。

司法個案中可能存在多個事實爭議點，常識內容能夠回應其中一個爭議點，即便這種事實爭議不是關鍵事實，在特定范圍內常識與司法個案也是具有適配性的。有實務專家指出，常識常理類證據所能證明的事實具有前提性、片段性的特點，與證明犯罪構成要件的證據相比，其在案件證據體系中占比較小，處于非核心的位置，僅有常識常理類證據幾乎不可能完成案件事實的證明。

電影《第二十條》（2024）劇照。

在一起強奸案中，上訴人提出雙方是自愿發生性關系，不構成強奸罪。法院認為，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微信聊天記錄、監控視頻資料、檢驗報告等證據相互印證，足以證實。法院同時查明，被害人的性取向為女同性戀，由此認為辯護意見中所說的“自愿”的意見不能作出合理解釋，不符合常識、常理、常情，不能自圓其說。在這一案件中，相關證據已經形成完整證據鏈，排除合理懷疑，圍繞“被害人為女同性戀”所形成的常識性判斷是作為實質性、補充性理由，強化了證明效果。總之，常識之“常”，決定了它只是社會關系的一些共性的內容，而每個案件都是特殊的，常識通常與具體案件的待證事實保持了相當的距離，只有當司法明確了常識與待證事實二者的關系之后，才能對常識進行準確運用。

（三）常識存在爭議時需進行必要論證

在司法程序之內，面對作為常態存在的分歧和爭議，一般認為，給出理由的論證比沒有給出理由的結論更為可靠。它至少使法官設置了承諾，即自己相信論證理由，這也減少了法官在未來案件中的決定自由。在司法程序外部，論證體現了司法權威對聽眾的尊重，可以在更廣泛的范圍內實現共識，提升司法公信力。在司法程序內部，論證根本上要解決的是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特殊關系問題。無論是法律適用還是案件事實認定，法官都需要進行證成，即給出理由以支撐裁斷結論，這已經成為共識。劉星教授曾指出，運用“經驗常識”論證，在日常生活中或許可以成功，但在法律過程中則注定步履艱難。這主要是因為，法律論證比日常生活的論證更凸顯利益及是非立場的糾葛，參與者及旁觀者對法律程序中的論證，審視、期待、要求顯然會高于日常生活。

《司法的邏輯：實踐中的方法與公正》

作者：劉星

版本：中國法制出版社 2015年11月

如前所述，常識的自明性為其在司法過程中的運用提供了初步的正當性，如果司法過程中的各方主體以及潛在關注者，對常識內容及其運用情況都不存在爭議，那么此時便無需進一步論證。但正如常識內容存在層次差異，常識的自明性也存在程度區分，常識的運用并不能完全免除司法的論證義務，在常識運用存疑的案件中理由論證是必需的。有學者指出，“審判評議只要在依賴‘常識’——即非專家的、理性的推理和普遍知識——的范圍內，它就是自由的”。這句話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即常識構成了衡量法官論證義務的重要標準。

一般而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經驗，法官的常識儲備與裁判受眾不盡相同，當關于常識的分歧呈現于司法過程之中時，便存在論證的必要。論證的直接目的在于回應當事人的常識質疑，實現司法裁判的決疑目的，繼而通過論證在法律職業群體內部實現共識。盡管常識對司法裁判的貢獻并非始終處于核心地位，但一旦司法裁判偏離常識，便可能對社會公眾對司法的穩定預期形成強烈沖擊，因此法官還需要關注社會公眾的可能反應。相較于專業的法律判斷，常識問題不存在專業壁壘，更容易引發社會公眾的關注和討論。當論證以社會公眾作為其目標受眾時，法官所使用的論證資源和策略也應區別于專業問題的論證，其中最有效的論證策略便是使用一種常識來解釋另一種看似不合理的事實，即把反常的事情轉歸到另一種常識之下。倘若法官的判斷與一般常識相悖，即便法官對其判斷懷有確信，仍需承擔更重的論證義務。

在一起盜竊案件中，被告人辯解其前往某早市想要購買紅箭魚，法官指出，紅箭魚適宜生長溫度在20—26度之間，在案發時間3月13日8時左右，溫度不適合紅箭魚生長，所以不會有人賣紅箭魚，這是生活常識。然而紅箭魚屬觀賞魚類而非食用魚類，其適宜生長溫度不是一般人都掌握的生活常識，只有經常養魚的人或養魚的專業人士才會了解，法官將這類普遍性程度不高的知識稱為“常識”時也不能避免進一步解釋的必要。

電視劇《勝者即是正義》（2012）劇照。

在一起外觀設計專利權糾紛中，某公司認為其手持淋浴噴頭產品的外觀設計專利受到侵犯。一審法院認為，根據一般消費者的知識水平和認知能力，淋浴噴頭產品應包括頭部和手柄兩個主要部分，兩者各自的設計特征在使用時均容易被直接觀察到，是構成淋浴噴頭產品整體視覺效果的基礎，賦予了該類產品設計美感，由此認定兩種產品在整體視覺效果上存在實質性差異，并不構成近似。二審法院審查后認為推鈕固然可有不同的形狀設計，但其在手柄上設置主要仍系基于功能性的設計，對產品的整體視覺效果并未產生顯著影響。再審判決認為，對于一般消費者而言，噴頭、手柄及其連接處均是容易被直接觀察到的部位。推鈕的功能是控制水流開關。當一般消費者看到淋浴噴頭手柄上的推鈕時，自然會關注其裝飾性，考慮該推鈕設計是否美觀，而不是僅僅考慮該推鈕是否能實現控制水流開關的功能。

在這一案件中，三級法院皆是從一般消費者的使用體驗出發，但結論和理由并不相同，其中二審判決被當事人質疑“違反常識”。究竟哪一種判斷是“違反常識”的，必須經由審慎的論證才能得出恰當結論，此案經過三級法院不同角度的論證之后，雖不能在絕對意義上說已經確證了結論的唯一正確性，但經過對前兩審判決的反思，再審判決通過論證過程展現的常識判斷顯然更具可信度。

余論：

常識的輔助定位與理性運用

常識是一套動態演進的認知體系，作為社會經驗的結晶，常識的內容極為豐富，它們在司法裁判過程中發揮著基礎性和導向性的作用。常識的運用必須堅持事實認定輔助性的定位，在個案意義上，常識作用的發揮需結合證據實現。

《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

編著：王亞新 梁治平 趙晶

版本：法律出版社 2022年5月

如果將事實分為作為直接對象的事實和作為背景的事實，在大多數情形下，對于司法裁判來說，圍繞常識所進行的事實認知都是作為背景性事實發揮作用的。即便在常識作為免證事實的情形下，這類事實通常也不構成案件的關鍵事實。在其他情形中，常識作為證據評價依據和事實推論依據，其主要作用在于推進證據事實向最終裁判事實的轉化，在沒有相關證據的情形下，常識自身是無法單獨完成案件事實認定這一任務的。在個體層面上，出于常識的判斷經常是以直覺的形式出現的，這種綜合的直覺作用機制非常復雜，包括法官在內的直覺主體也不一定對這種直覺的性質、正確與否有準確的把握。因此無論是案件事實認定還是法律適用環節，其可靠性皆不能建立在個體常識直覺的基礎之上，法律、證據及相應的規則等都構成對常識判斷的實質性約束。

從司法論證角度來說，司法裁判解決爭議的目標是特殊和具體的，常識的概括性和普遍性等特征使其多作為論證的基礎共識，而難以作為目標共識。在專業性較強的領域，常識的作用空間進一步限縮，一些案件事實必須通過專業鑒定等特殊程序才能得以確認。在這類案件中，當法律和一般常識無法得出結論時，司法便只能選擇接受技術權威的觀點。專業性程度越高，往往常識的作用空間越有限。“不知在何時，我們走過了頭”，在專業知識的擠壓下，司法實踐中又出現另一種傾向，即司法過度依賴鑒定等專業判斷而放棄常識判斷，“常識判斷功能漸微”。

電視劇《以法之名》（2025）劇照。

在現代科技與常識既相互推進又相互競爭的復雜關系中，常識邊界不斷被重塑，專業判斷與常識推理的張力日漸凸顯。一方面，司法若過度依賴技術權威而忽視常識的普遍性，恐將削弱裁判的社會認同，陷入“司法的貧瘠”的困境；反之，若僵化固守傳統常識，則可能阻礙事實認定的精確性，無助于實現裁判目標。在傳統的常識主義司法觀不斷遭受沖擊的背景下，個案中常識精準運用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簡言之，常識運用必須在規范性審查、個案適配與論證義務的平衡中積極且謹慎展開，尤其在涉及價值沖突的案件中，常識應服務于法律體系的整體目標，而非凌駕于法律秩序之上。

當然，常識之于司法的意義遠非技術層面所能涵蓋，蘊藏在日常生活土壤之中的常識理性永遠是司法裁判正當性的基礎。作為人類知識體系的基石，常識不僅提供了基本的行為指導，其所持的一般人立場也代表了社會公眾的樸素智慧、信念與良知。在常識與法律規范及技術權威之間的復雜關系之中，常識使社會基礎信念與個體偏好、任性臆斷之間的識別和區分成為可能，防止司法決策的無端偏離。常識理性時時督促我們進行實踐反思，在紛繁復雜的社會理念之中，“什么是我們共同持有的，以及什么是我們應當共同持有的”？這是常識之于司法乃至整個法律制度更為重要的意義所在。有了常識理性的基礎，司法與法律職業群體以及社會公眾之間才能夠建立信任和良性互動，只有植根于日常生活并能夠保護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珍視的價值和意義，法律才能夠擁有持久的生命力。

【文獻出處】 武飛：《論常識在司法裁判中的運用》，《社會科學》2025年第8期，頁172-183、192 。

本文內容由新京報中文學術文摘服務所摘選。作者：武飛（山東大學紀檢監察學院教授）；本期評議：陳新宇（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黃典林（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教授）；文本摘選：羅東；編輯：西西；導語校對：薛京寧。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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