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大學教授鄭金雄：法度、常理、常情，一場永不停息的對話

旭日東升、水往低處，這些天地間歷久不變的規律，構成了我們理解世界最基本的坐標。這些，我們稱之為常識、常理、常情。它們是生活的底色，是思維的基石，是我們無需言說卻共享的理解。

然而，當我們從這自然而然的原野步入莊嚴肅穆的法庭，當生活的邏輯遭遇法律的邏輯，這種不言自明的和諧有時會被打破。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軍在第八次全國刑事審判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將法律的專業判斷與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認識判斷結合起來，把遵循法度、順應常理、合乎常情融合作為定罪量刑的基本考量”。這寥寥數語，觸及的正是中國法治進程中一個深沉而根本的命題：法律的精義與民眾心中的天理人情，究竟該如何相處？從傳播學的視角看，這并非一個簡單的技術性問題，而是一場關乎法治生命力的、永不停息的公共對話。

裂痕：當法律的語言遠離生活的土壤。有些案件之所以引發廣泛熱議，并非公眾刻意挑戰法律權威，而是法律的“專業判斷”與人民群眾基于“常理常情”的“認識判斷”之間，出現了一道清晰的裂痕。這道裂痕，源于法律作為一種專業化知識體系的必然命運。

法律源于生活，是對無數社會常識、習俗與糾紛解決經驗的抽象與提煉。它本是常識的結晶，但為了追求普遍性、確定性和體系上的自洽，法學家與立法者必須對這些林林總總的常識進行篩選、裁剪與邏輯重構。一些常識被賦予核心地位，另一些則被邊緣化；生活世界中連續、復雜的事件，被切割成符合法律構成要件的“法律事實”。在這個過程中，法律漸漸構建起一套屬于自己的、高度專業化的語言和邏輯體系。它像一座宏偉的城堡，內部結構嚴謹，秩序井然。然而，危險也正在于此：當這座城堡的圍墻過高，門窗緊閉，它便可能與其賴以建立的生活土壤相分離。法律的語言（法度）成了一種需要專門學習才能掌握的“方言”，而不再是生活常理的自然表達。此時，法律判決即便在城堡內部邏輯自洽，一旦傳播到城堡之外的生活世界，便可能因其“不近人情”或“違背常理”而遭遇理解障礙與認同危機。

橋梁：傳播作為法治的“存在條件”。為了彌合這道裂痕，我們必須回到一個更為根本的“原問題”：法治與傳播，究竟是何種關系？答案并非將傳播視為普法宣教的“擴音器”，而應將其認定為法治得以鮮活存在的“構成部分”。沒有傳播在“法律城堡”與“生活世界”之間穿針引線、傳遞信息，法治便如同失去土壤的大樹，根基必將枯萎。這一認知，為我們深刻理解“法度、常理、常情”何以必須融合，提供了決定性的視角。

法治，從來不是一部部靜默法典文本，而是一種“動態的治理秩序”。這個秩序的維系，光有強制力是遠遠不夠的，它更需要的是正當性，即人們內心深處的認同。而這種認同，無法通過命令來獲得，只能在持續的溝通與對話中生成。

在本體維度上，傳播是法治的血脈。法治是秩序的“骨骼”，為社會提供穩定的規范框架；傳播則是秩序的“血脈”，負責將抽象的法律規范，通過解釋、辯論、敘事，轉化為社會成員心中“活的共識”。骨骼與血脈，是一體兩面、共生共榮。剝離了傳播的血脈，法律的骨骼將是一具枯骨，毫無生機；失去了法律骨骼的支撐，傳播的血脈也可能淪為無序的喧嘩。因此，“法度”與“常理常情”的結合，并非外部強加的要求，而是法治生命體內在的、本質的需求。

在正當性維度上，傳播是轉化的樞紐?，F代法律的正當性，源于“法律系統”與“生活世界”之間的良性溝通。專業判決應能夠被公眾所理解和接受。傳播在此扮演著“轉化器”和“傳感器”的雙重角色：一方面，將專業的法言法語“翻譯”成公眾可理解的內容；另一方面，將群眾的訴求反饋給相關部門。張軍院長所強調的“結合”，正是要激活這個溝通回路，讓司法權力的“強制”通過傳播的轉化，生成為權利的“權威”。

在整合維度上，傳播是共識的土壤?，F代社會價值多元，人們對“善”的生活各有理解。法治的崇高理想，是在不取消多元性的前提下，實現社會的基本整合。這種共識的形成，絕非自動實現，它依賴于公共領域內持續的理性討論、傾聽和辯論。每一個引發社會關注的案件，都是一次公共討論的契機。當司法機關在判決中主動回應常理常情，并以清晰的法律說理展示其思考過程時，它正是在參與并引導這場對話，滋養一種尊重程序、信仰權利同時又充滿人文關懷的法治文化。這是社會整合最深厚的黏合劑。

在反思維度上，傳播是演進的動力。法治必須是一個具有學習能力和反思精神的智慧系統。司法公開、判決書上網、庭審直播，這些不僅是透明化的要求，更是一種“反思性傳播”。它將系統內部的邏輯暴露給社會審視。來自學術界、媒體和公眾的批評與質疑，正是法治系統調適、修正乃至革新的最重要動力。不少案件最終經再審改判，正是司法系統在接收到社會反饋后，進行自我反思與修正的體現。一個阻塞了傳播通道的法治系統，將因無法感知時代的脈搏而逐漸僵化，最終脫離現實，喪失生命力。

回歸：在言說中完成的正義。“遵循法度、順應常理、合乎常情”，其深意遠不止于一種司法技藝，它更是一種法治哲學，一種關于法治如何“存在”的智慧。它要求法律人，尤其是法官，完成一次角色的回歸：從一個僅僅操作法律條文的“專業技師”，回歸為一個深刻理解社會、通達人情世故的“公正判斷者”。

這要求法官的判決，不僅要寫法理論證，還要寫情理論證。判決書不應只是一份冷冰冰的技術文件，它更應該是一份面向當事人的交代、一份面向社會的公共說理。它需要清晰地闡釋，眼前的判決不僅是“法度”的必然要求，也是“常理”的自然延伸，更是“常情”的應有之義。它需要完成一次成功的“傳播”，將一個專業判斷構建成一個合法、合理、合情的，能為公眾所理解和接受的“完整故事”。

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啟蒙。它不僅是法律對大眾的常識啟蒙，也是生活常理對法律專業的一種啟蒙。當一份判決能夠成功地彌合法律專業判斷與公眾常識判斷之間的鴻溝時，它便極大地增強了司法的公信力，塑造了社會的法治信仰。人們服從判決，不僅僅是因為法律的強制，更是因為他們在這個判決中，看到了自己所信奉的公平正義得到了回響。

行至水窮處，坐看云起時。法治的征途，何嘗不是如此？當法律因專業化而面臨“山窮水盡”的質疑時，回歸常識、常理、常情，往往能開辟出“柳暗花明”的新境。這場在言說中建立、在對話中被認可、在辯論中達成共識并在批判中走向完善的公共對話，是法治秩序最真實的樣貌。

對于我們每一個身處其中的人而言，無論是法律人還是普通公眾，守護這場對話的暢通——讓法律被理解、讓民意被聽見、讓正義被看見——或許，正是我們在這一“永不停息的公共對話”中，所能做的最有價值的事情。歸根結底，法治是一場我們所有人共同參與并由我們所有人的共識所滋養的，漫長而莊嚴的言說。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國特色法治宣傳教育體系研究”階段性成果）

來源：人民法院報·2版

作者：鄭金雄（作者系廈門大學法學院、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法律傳播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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