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市西貢河畔,461米高的Landmark 81直插云霄,這座東南亞第一高樓不僅是Vingroup的標志性資產,更像是越南經濟野心的具象化表達。2025年5月,這家越南最大民企響應越共“培育從晶片到船舶的綜合企業”號召,拋出規模達700億美元的南北高鐵計劃,試圖打造完全“越南制造”的交通動脈。然而,當越南首富潘日旺的藍圖剛鋪開,央行就披露其負債率偏高、缺乏鐵路經驗,財政部直接警告“零利率30年攤還”方案可能沖擊國家主權信用,金融界的罕見警惕,揭開了越南復制韓國財閥模式的深層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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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鏡像:韓國財閥模式的越南復刻
越南的選擇并非偶然,而是對特定歷史經驗的主動借鑒。上世紀60年代,樸正熙執政后的韓國面臨資本匱乏、技術落后的困境,與當下越南的處境高度相似。當時韓國政府通過低息貸款、稅收減免、出口配額等政策傾斜,將有限資源集中于三星、現代等企業,形成“政府主導+財閥執行”的發展模式,僅用30年就實現人均GDP從100美元到1萬美元的飛躍,創造了“漢江奇跡”。
2025年越南出臺的《關于發展民營經濟的第68號決議》,明確提出到2030年讓民營經濟成為國民經濟最重要驅動力,這一政策導向與韓國當年的戰略如出一轍。越南政府深知,僅靠低端制造業代工和外資依賴,難以實現2045年成為高收入發達國家的愿景。而人口過億、地理位置優越的先天條件,讓其看到了復制財閥模式的可能性——通過培育本土巨型企業,快速切入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擺脫全球產業鏈中低端位置。
Vingroup成為這場戰略試驗的核心載體并非意外。從1993年潘日旺在烏克蘭靠方便面賺到第一桶金,到2001年回國進軍房地產,再到2017年創辦越南首個本土汽車品牌VinFast,這家企業的擴張軌跡始終緊跟越南經濟轉型步伐。如今其業務橫跨房地產、汽車、零售、教育、健康等多個領域,2024年營收達75.478億美元,占越南GDP的2.2%,早已具備成為“越南三星”的雛形。政府對其高鐵項目的支持也延續了韓國模式:承擔土地拆遷賠償,提供80%的三十年無息貸款,試圖以政策紅利撬動民企力量。
利益捆綁:高鐵計劃背后的經濟棋局
南北高鐵計劃的野心遠超交通基建本身。這條全長1541公里、連接河內與胡志明市的線路,不僅是越南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工程項目,更是Vingroup構建產業帝國的關鍵一步。按照方案,Vingroup將通過子公司VinSpeed負責項目實施,同時聯合旗下房地產板塊Vinhomes,在沿線站點開發現代化都市區,形成“交通+地產”的利益閉環。這種模式既能通過地產開發快速回籠資金,又能借助基建項目獲得長期穩定的運營收益,進一步鞏固其市場壟斷地位。
對越南政府而言,項目的吸引力在于“自主工業體系”的承諾。Vingroup宣稱正與中、德、日等國企業談判引進技術,計劃在越南本土生產機車、車廂及信號控制系統,并開展人力資源培訓,這恰好契合了越南“從晶片到船舶”的全產業鏈追求。更重要的是,項目若能按計劃在2030年底完工,將比政府原計劃提前5年,極大提升越南的區域競爭力,縮小與周邊國家的基建差距。
但光鮮藍圖下的利益鏈暗藏風險。根據方案,Vingroup僅需承擔20%的項目資金,其余80%依賴國家無息貸款,這種杠桿比例意味著巨大的財政壓力。2023年越南GDP總量為4338.58億美元,700億美元的項目規模相當于其全年GDP的16%,而越南2023年財政收入僅696億美元,30年無息貸款對國家財政的拖累可想而知。更值得警惕的是,Vingroup旗下核心子公司VinFast 2024年虧損達32億美元,集團整體負債率偏高,金融監管部門擔心,一旦項目遇阻或資金鏈斷裂,將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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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困境:理想與風險的尖銳對立
越南金融界的警惕并非杞人憂天,而是源于對本土市場風險的深刻認知。2025年10月,越南政府監察總署披露的債券市場調查報告顯示,包括第二大房企Novaland在內的多家企業存在債券發行違規、資金挪用等問題,引發股市單日重挫5.6%。多家關聯公司出現債務逾期,五家主要商業銀行中有三家違規使用債券募集資金,這些案例暴露了越南金融體系的監管漏洞和企業債務風險,也讓監管層對Vingroup的巨型項目更加審慎。
缺乏核心技術和行業經驗是另一重硬傷。盡管Vingroup宣稱要打造“越南制造”的高鐵,但越南工業基礎薄弱的現狀難以支撐這一目標。其汽車業務VinFast至今仍依賴技術引進,核心零部件大量進口,2024年交付9.7萬輛電動車的背后,是32億美元的巨額虧損。高鐵建設涉及軌道、信號、機車等多個高精密領域,即便是技術引進,也需要長期的消化吸收過程,而Vingroup計劃在12月內就啟動工程,2030年底前完工,這種急于求成的節奏暗藏技術風險。
內部政策的矛盾更凸顯了轉型的艱難。一方面,越南高層鼓勵Vingroup參與投標,甚至討論沿線房地產開發計劃,還通過禁售燃油車等政策為其旗下VinFast鋪路;另一方面,央行和財政部不斷發出風險警告,惠譽評級也提示過度依賴特定企業可能加劇銀行貸款集中風險。這種搖擺反映了越南的深層焦慮:既想通過財閥模式快速崛起,又擔心重蹈韓國財閥帶來的經濟失衡、腐敗滋生、貧富差距拉大等覆轍。而越南36.6%的出口依賴美國市場的外部環境,更讓這種集中化發展模式的抗風險能力備受質疑。
趨勢預判:賭局背后的越南經濟未來
越南復制財閥模式的嘗試,大概率會進入“調整中推進”的階段。短期內,南北高鐵項目難以按原規模實施,最可能的結果是縮減投資額度、延長建設周期,或者引入外資分攤風險。政府可能會繼續給予Vingroup等頭部企業政策支持,但同時會加強金融監管,比如限制債務杠桿、要求信息透明化,試圖在扶持與防控風險之間尋找平衡。
從長期來看,越南能否成功關鍵在于能否解決兩個核心問題:技術自主與制度約束。韓國財閥的成功不僅在于政府扶持,更在于其后期通過持續研發實現了技術突破,而越南目前仍停留在“引進-組裝”的階段,缺乏核心技術積累。同時,韓國財閥后期出現的壟斷和腐敗問題,根源在于制度約束不足,越南若不能建立有效的反壟斷機制和金融監管體系,很可能重蹈覆轍。
對越南而言,更現實的路徑或許是“適度集中而非全面壟斷”。在關鍵產業培育龍頭企業的同時,保留市場競爭活力,避免資源過度集中于少數企業;在政策扶持的同時,建立嚴格的風險防控機制,防止企業債務向政府和金融體系傳導。畢竟,后發國家的崛起沒有統一模板,韓國的“漢江奇跡”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越南需要在借鑒經驗的同時,結合自身國情尋找可持續的發展道路。
這場700億美元的高鐵賭局,本質上是越南對發展模式的一次重大試探。成功則可能加速其工業化進程,失敗則可能引發金融風險和經濟動蕩。但無論結果如何,這一過程都揭示了后發國家在追趕路上的必然困境:既要集中資源實現突破,又要防范集中帶來的風險;既要借鑒先進經驗,又要避免盲目復制。對中國讀者而言,這也為觀察新興市場發展、思考經濟轉型路徑提供了一個鮮活樣本——真正的發展奇跡,從來不是簡單復制,而是在平衡中找到適合自身的節奏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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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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