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聚焦 | 海昏侯墓考古迎來十周年：簡牘研究多個首次發現填補空白

十載考古耕耘，一座大墓的開啟，不僅讓身兼帝、王、侯多重身份的劉賀從歷史迷霧中走來，更帶來了一場更新學術界認知的漢代文化集萃。在南昌漢代海昏侯國遺址考古發掘成果公布十周年之際，關于海昏侯墓簡牘的一系列首次發現再次引發學術界關注。這些首次發現，正通過學者們的潛心研究，逐漸勾勒出一幅遠比以往認知更為豐富的西漢社會與文化圖景，填補了多項研究空白。

發現西漢古本《詩經》

學派歸屬成謎

2015年，隨著南昌西漢海昏侯墓主棺槨的開啟，數量驚人的簡牘重見天日，但其保存狀況卻讓考古專家心頭一緊。“海昏侯墓出土簡牘5795枚，但基本上沒有完好的，比較完整的不到1/10。絕大多數簡已殘斷，屬于瀕危級文物。”荊州文物保護中心主任方北松介紹。10年前，荊州文物保護中心第一時間趕赴發掘現場，接手了這批簡牘的清理、修復、保護工作。面對這批“命懸一線”的國寶，一場與時間賽跑的搶救性保護工作迅速展開。方北松告訴記者，經過近十年的努力，目前已完成約70%的修復，預計到2026年，所有簡牘將完成脫水、修復和封護，得以“延年益壽”。

正是在這批極度脆弱的“瀕危國寶”中，學術界找到了迄今為止出土戰國秦漢簡中存字最多、信息量最大的《詩經》文本。“海昏侯出土簡牘中《詩經》約1200枚。”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海昏侯墓考古發掘領隊楊軍告訴記者：“其簡文明確記載‘詩三百五篇，凡千七十六章，七千二百七十四言’，這證明它是全本《詩經》，也是我們首次發現的戰國秦漢時期存字最多的《詩經》實物。”

學者們認為，這一發現，直接將《詩經》的實物證據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前，已發現的類似文本如安徽大學藏戰國楚簡《詩經》、湖北荊州王家嘴楚簡《詩經》、安徽阜陽漢簡《詩經》等，數量均在其之下。南昌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于浩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海昏簡《詩經》在數量和完整性上是空前的，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窺視漢代經學原貌的全新窗口。”學者們認為，海昏簡《詩經》為學術界深入探究《詩經》的早期文本形態、學術傳承脈絡以及文獻價值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貴實物資料，填補了該研究領域的多項空白。

海昏簡《詩經》的出土，無疑在學術界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彈”。其學派歸屬，成為解開漢代經學譜系的關鍵。漢代傳授《詩經》主要有魯、齊、韓、毛四家。除毛詩外，其余三家詩說早在歷史中散佚。海昏簡《詩經》究竟屬于哪一家？于浩分析認為，通過保存較好的目錄簡可知，海昏簡《詩經》在總篇數上與今本《毛詩》一致，但在章數和《雅》《頌》的分什編排上與毛詩存在顯著差異，可以肯定“它不同于毛詩”。

那么，它是魯、齊、韓中的哪一家？目前學術界主要聚焦于魯詩和韓詩兩種觀點。于浩從多個角度論證說，從訓詁來看，海昏簡《詩經》與毛詩同源而略有區別，這與“魯詩與毛詩同源于荀子”的記載相近。從篇次看，它非常接近東漢刻立的熹平石經魯詩。尤其重要的是，從歷史背景看，海昏侯劉賀的老師是魯詩第三代傳人王式，而擔任昌邑王中尉的王吉是韓詩傳人，擔任昌邑王郎中令的龔遂也通《詩經》。史載，三人都曾用《詩經》勸諫劉賀。“作為劉賀的老師，王式是最有可能使用魯詩教育劉賀的學者。”于浩認為，從現有證據看，海昏簡《詩經》屬于魯詩的可能性最大。如果這一論斷最終被證實，意味著失傳已久的魯詩核心文本將重見天日，這將進一步深化我們對漢代經學，特別是《詩經》學的理解。

不僅如此，于浩認為，海昏簡《詩經》并非簡單的經文抄寫，而是一部體例嚴謹的學術著作。“正文中有隨文釋訓的注解，既有對字詞的訓詁，也有對文義的說解，還有引‘傳曰’解釋詩旨。”于浩表示，這部“《詩經》學著作”的出土，使得學術界可以重新審視西漢時期的經學歷史，加深對《毛詩故訓傳》時代、體例的理解，并對《詩經》篇次、大雅分什、漢代四家詩說的異同等經學史上的核心問題帶來新的啟示。

首次發現失傳典籍及珍貴詔書

為相關研究注入新史料

海昏侯墓的簡牘，仿佛一座沉睡了兩千年的漢代圖書館，其中不乏早已失傳的珍貴典籍。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竹簡中發現包含《知道》篇的《論語》殘本。經考證，這正是湮沒于歷史中長達1800余年的《齊論語》。“《齊論語》‘知道’簡保存較好，字跡清晰。簡頭平整，文前留白；簡尾處略有殘損。該簡為墨寫隸書，文字端正工整，疊字重復書寫，不使用重文符號，文意較為完整……”楊軍描述道。這是《齊論語》在失傳后，首次以實物形式重現于世，引發了學術界關于《論語》版本源流與儒家思想傳承的激烈討論。

吉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青年學者李強在對《知道》篇的研究中，對其中“昜昜”的釋義提出了新解，認為是“易易”，即變化之義。他還推測，“曾皙言志”篇描繪的可能是魯國舉行大雩禮前，孔子帶領弟子在沂水邊進行演習和討論的場景。學者們認為，盡管海昏簡《論語》的完全公布尚需時日，但已足以證明其與流傳后世的版本存在出入，為《論語》研究注入了全新史料。

學術界將海昏侯墓出土簡牘分為典籍、文書、木楬等類。典籍類簡有《詩經》《論語》《禮記》《春秋》《孝經》等。其中，還發現了一批前所未見的文獻類型。楊軍舉例說：“海昏簡中的《易占》是占卜類文獻，前所未見。”這批約200枚的《易》類文獻，為深入了解漢代數術之學和相關思想史、科技史、社會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第一手材料。此外，還有《六博棋譜》約1000枚，方技類簡約200枚，主要是《房中》。楊軍表示，海昏簡是漢武帝獨尊儒術、廣收篇籍的重要體現。

除了典籍，海昏侯墓簡牘還提供了實證漢代政治與禮儀制度的“活化石”——《國除詔書》。楊軍表示，這是繼居延漢簡中出土的《永始三年詔書》《元康五年詔書》之后，第三份較為完整的西漢詔書，更是在南方地區首次、也是唯一發現的漢代詔書實物。這份詔書長約25厘米，即漢代的“一尺一寸”，書寫格式為兩豎行，文字為漢隸，與文獻記載的“尺一詔”完美印證。詔書上眾多大臣的署名，鮮活地見證了漢代的公卿會議制度和官員情況，是一份鐫刻在木牘上的西漢政治檔案。

上圖為文保人員正在進行竹簡保護工作

下圖為文保人員正在進行紅外掃描的準備工作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圖源：新華網

十年，對于跨越兩千年的海昏侯墓而言，僅是彈指一瞬。然而，正是這十年的精心發掘與潛心研究，讓一個個“首次”破土而出。它們不僅是考古清單上的輝煌記錄，更是重新連接我們與漢代文化的血脈紐帶。隨著2026年簡牘保護修復工作的全面完成，以及未來研究工作的深入推進，這座文化寶庫必將帶來更多發現。

（本報記者 明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