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我能被取代的人中已有一人被我殺

有一人幫助蔣介石擺平了西安事變，卻為何被他悄聲說成“世上只有兩個人能取代我，其中一個已經被我殺了”呢？蔣介石的話，讓在場的人都愣住了，可他偏偏還笑著抿了一口茶：“第二人選，是那個還活著，到處都是我的對手。”

話說1936年初，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蔣介石與宋美齡回到南京。體弱多病的他，心里卻藏著一個不安的念頭。一天，他約了劉建緒到廬山別墅，半開玩笑地問：“如果我有個萬一，誰能坐上我的位置？”有人說程潛、汪精衛、孔祥熙，答案被他一一否定。劉建緒給他倒茶，輕聲問：“委員長，您看呢？”蔣介石抬頭，微微一笑：“只有兩個人。其中一個早就被我處理了，另一個，就是毛澤東。”

這話一出，劉建緒心里就有了答案——那個已被“處理”的人，是鄧演達。說到這里，蔣介石的眼神突然變得凝重：“鄧演達那家伙，表面忠心耿耿，背后卻暗暗組織反蔣。要不是當年他曾和我志同道合，我早就不客氣了。”

劉建緒點頭：“可是他曾是孫中山先生的左膀右臂啊。”蔣介石搖頭：“革命初期，鄧演達確實是干將。可孫先生一走后，他就成了我的心頭大患。他在上海成立臨時行動委員會，高舉‘反對內戰、反蔣’大旗，直接威脅到我的統治。老百姓跟著他走，他的影響力，一點也不比共產黨差。”劉建緒也覺得有理：“但要把他槍斃，不免太過殘忍。”

蔣介石輕輕嘆氣：“我對他動手，是一種無奈。鄧演達那時候拒不合作，不肯和我站在同一戰線，甚至把我的專制開到天上去了，我還能怎么辦？”他頓了頓，又補充道：“他若再放任下去，十幾二十年后，他的勢力會比我更大。要管制你，要有人制衡你——可這年頭，能制衡我的，找不到第二個。”

故事要從鄧演達的成長說起。鄧演達出生于湖南醴陵一個書香門第，父親鄧鏡人辦學有聲，村里人都叫他“鄧學究”。從小受父親影響，演達對教育與社會事務格外熱衷。甲午之后，他考進黃埔軍校，當上團長，追隨孫中山，一路南征北戰，功勛累累。孫中山曾欣賞地說：“干革命，有兩達（指鄧演達與張民達），革命就有希望。”這幾句話，把鄧演達捧到了國民黨左派領袖的地位。

可是，孫中山一走，國民黨內部風云突變。蔣介石北伐成功，權力日盛。鄧演達站出來批評他，指責他背離三民主義，批“要內戰不要革命”。在南方，他組織農工黨前身的臨時委員會，以“反蔣”為口號，干得轟轟烈烈。他在廣州、上海建立組織，一時間影響力大漲。蔣介石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兩派叫板，勢同水火——你不倒，我必除。

1931年8月17日那天，鄧演達在上海主持農工黨訓練班結業典禮，人頭攢動，掌聲雷動。突然，一隊巡捕破門而入，將他和幾位同志當場拘捕。就在那輛囚車駛向南京的路上，車隊在沙子崗莫名停下。鄧演達警惕地探頭，只聽一個軍官恭敬地說：“老師，車子出了點故障，您先下車看看。”那軍官正是他黃埔時期的學生陳敬齋。鄧演達剛邁步，背后一聲“砰”響，鮮血就噴出。他眼里只來得及掠過一抹師生情深，便倒在血泊中。那一夜，他36歲。

為什么蔣介石要這般對待鄧演達？因為鄧演達的堅守與執著，成了蔣介石心中的定時炸彈。鄧演達擁護孫中山遺志，堅持革命立場，哪怕荊棘滿途，也不肯低頭。他像一面照妖鏡，將蔣介石的一切專制和變節，暴露得淋漓盡致。蔣介石需要控制全局，而鄧演達的存在，無疑是最大的不穩定因素。

至于另一個能取代蔣介石的人，便是毛澤東。蔣介石說得直白：“我殺了鄧演達，可你能把毛也殺了不成？”的確，毛澤東一路從井岡山走來，靠游擊戰、黨內斗爭，最后在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中步步為營。他指揮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將國民黨軍隊逐漸逼入絕境。1947年，胡宗南在陜北打空城計，毛澤東卻用聲東擊西，把解放軍靈活布陣，東收西放。蔣介石看得心驚肉跳：“那小子算什么指揮天才？”他連夜召開軍委會，親自到延安部署“固守榆林”的方針，可惜還是中了毛澤東的圈套。

從廬山別墅的問話，到南京囚車的槍聲，再到解放戰爭的兵火，蔣介石心里明白，能取代他的人，只有兩個。一個是堅守原則到死的鄧演達；一個是善于以弱勝強的毛澤東。鄧演達被他親手剔除，可毛澤東卻始終活在他的噩夢里。戰火熄滅后，蔣介石走過故國浮沉，或許會在暗夜驚醒：要是鄧演達沒死，要是共產黨內部沒走到一起，會不會有另一種結局？但一切都已無從改變。歷史用鮮血和戰火，回答了蔣介石的疑問。信息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部史料選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