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安全”之名下的不安：日本右翼政治的危險回潮

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的一番言論，瞬間在日本國內外掀起強烈震蕩。在面對議員質詢有關臺灣局勢的問題時，高市明確表示：“如果中國以武力統一臺灣，動用戰艦并伴隨武力行使……無論如何，這都有可能構成‘存立危機事態’的情況。” 這一表述可謂分量十足，因為“存立危機事態”并非普通政治修辭，而是日本2015年安保法制中最具進攻性、也最具爭議性的概念。“存立危機事態”指的是日本本土并未遭受直接攻擊，但只要政府認定“與日本密切相關的國家受到攻擊，將導致日本的存亡和國民權利面臨重大危險”，便可以突破戰后長期堅持的“專守防衛”原則，以此為依據行使集體自衛權，甚至“加入他國正在進行的戰爭行動”。

因此，當高市以首相身份公開點名“臺灣有事”有可能讓日本進入“存立危機事態”時，此舉不僅將臺灣問題納入日本可以軍事介入的法律框架中，更意味著日本政府首次以如此公開且明確的方式，將臺海局勢與自身的“戰爭啟動機制”直接掛鉤。可以說，高市的這一宣示，不是單純的個人言論，而是對日本戰后和平體制的一次實質性沖擊。日本，正在以“安全之名”，走向一個更危險、更不可控的未來。

高市早苗錯誤言論：錯在哪里？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言論，引發了日本國內與國際社會的廣泛批評。中國外交部副發言人林劍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高市的言論與日本政府過去作出的政治承諾“嚴重矛盾”。……公然暗示日本可能以武力介入臺灣事務，這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嚴重違反。中國駐日大使館評論：“過去，日本軍國主義多次以‘存立危機’為借口對外侵略。如今再次提出‘存亡危機事態’，不得不讓人懷疑日本是否打算重蹈覆轍。”

日本國內，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在社交媒體上表示，高市此舉是在煽動危機，為擴軍增武尋找借口，并強調日本應尊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立場，不應介入中國內政。立憲民主黨議員辻元清美則從法律與常識層面對高市的言論提出批駁：首先，高市設想的“戰艦攻擊”缺乏現實基礎；其次，根據安保法制，存立危機事態的集體自衛權對象必須是“國家”且為“聯合國成員國”，而臺灣兩者皆不符合，因此不可能成為法定條件；最后，安保法原假設為“臺灣向美國求援 → 美軍或駐日美軍基地遭攻擊 → 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高市卻將其改為“臺灣向日本求援 → 日本直接行使集體自衛權”，明顯偏離法律框架，屬于隨意擴大解釋。日本前首相石破茂也指出，歷屆政府都避免在臺灣問題上做出具體假設或限定，高市直接斷言某種情境的做法，并不會顯著增強威懾力，反而帶來風險。

顯然高市早苗一意孤行的涉臺言論，既背離既有外交政策，又挑戰安保法律框架，給中日關系和地區穩定帶來嚴重不確定性，已成為國內外輿論關注和批評的焦點。但早已作為高市早苗心理依賴對象的美國，卻罕見以“緘默”應對，并強調與中國經濟關系，這也是對于高市的另類批評吧。

高市的言行不僅激起日本國內議員批評，也觸動中日外交關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孫衛東已召見日本駐華大使，提出包括嚴重違背國際法、破壞戰后秩序、違背一個中國原則和中日政治文件精神、損害中日關系基礎以及傷害中國人民感情在內的“五個嚴重關切”，明確表明中國14億人民對此絕不答應。

“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危險的政治冒險

2021年12月，卸任首相安倍晉三在在線演講中稱：“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即日美同盟有事。”此言不僅在于對臺灣問題指手畫腳、超越任何法律依據，更在于明顯挑動“臺獨”傾向。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華春瑩當晚召見時任日本駐華大使垂秀夫，嚴厲批評道：“這是極端錯誤的言論，對中國內政進行了粗暴干涉。”次日政治局委員王毅會見日本外相時亦強調：“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荒謬且極其危險，日本各界應當注意。

高市早苗近日的表態，實際上是對安倍言論的進一步延伸，但其危險性遠高于安倍。首先，安倍發表言論時已卸任，雖然有一定影響力，但終歸是前首相。而高市作為現任首相，她的每一句公開表態都代表日本政府，具有更直接、不可回避的政治后果；其次，臺灣問題歷來是中日關系的核心議題，日本歷屆政府都高度審慎并保持模糊性，高市此番表態，無異于將日本的“狼子野心”赤裸裸公之于眾；最后，中國的國家統一進程承載著近代歷史積貧積弱與民族復興的深厚背景，日本在其中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高市的言論無疑是否定歷史、重演殖民主義與軍國主義思維。

高市的言論對中日關系造成的沖擊更是直接。第一，在國際關系層面，其違反基本準則：挑戰一個中國原則、背棄中日政治文件，對長期積累的外交互信造成破壞；第二，在地區安全層面，其煽動對抗和沖突，可能引發軍備競賽，破壞東亞的和平穩定環境；第三，對于日本國內而言，其經濟尚未完全擺脫長期低迷，通脹居高不下，財政債務龐大，民眾對政治信任脆弱。在這樣的背景下，高市的政治冒險不僅增加外交風險，也可能導致經濟代價、政治孤立和社會不安。

高市早苗的潛在風險：軍國主義重演

日本文化中尚武傳統深厚，加之島國根性中的危機意識，以及海洋文化的冒險精神，為戰前軍國主義興起提供了土壤。戰后日本雖經歷民主改造，但并未對戰爭歷史進行徹底反思，僅創造了表面的文明秩序。這樣的文化與歷史背景下，高市早苗以“正常國家”之名謀求復興“大日本帝國”之實，其政治取向與言行所可能帶來的惡果令人憂慮。

第一，高市在臺海事務上的積極介入，以及她在其他安全政策上的動作將地區安全推向極端。她以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為名，推動重新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寬武器出口限制，發展進攻性軍事能力，并試圖提前實現防衛費占GDP2%的目標。此外，高市還以危機管理為由，擴大對經濟安全、能源安全、國土安全等領域的解釋權，這種做法無疑增加了地區緊張局勢，破壞了東亞安全的脆弱平衡。

第二，高市歷史觀與政治信號同樣令人警惕。一方面，她宣稱繼承歷屆內閣談話，另一方面，又強調“安倍談話”，淡化“村山談話”中對侵略歷史的深刻反思。這不僅是對歷史責任的回避，更是在向國內外傳遞錯誤信號。如此態度，可能助長歷史修正主義思潮，對地區鄰國尤其是中韓關系造成長期負面影響。

第三，高市在法律與憲政層面亦不斷突破和平憲法限制。她推動修改憲法第九條，解禁集體自衛權，設立“統合作戰司令部”以強化聯合作戰能力，對非核三原則也作出曖昧表態。此類政策若付諸實踐，不僅削弱日本自身的和平標簽，也可能引發地區軍備競賽，加劇東亞緊張局勢，其戰略風險不容低估。

綜上，高市早苗作為現任首相發表極具挑釁性的言論，直接突破了外交安全紅線。不僅無視歷史與地區現實，將日本政治野心公開化，否定中日關系基石，更是輕視國內經濟與政治承載力，做出嚴重戰略誤判。高市的這一言論，在歷史未被徹底反思的背景下，無疑是一場充滿危險的不確定賭博，其負面效應可能深遠且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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