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后，河南“一流人才”怎么突然斷層了？

在漫長的中國古代史里，河南可以說是絕對的C位，是名副其實的“中原”，是華夏文明的搖籃。

從商朝的甲骨文，到北宋的《清明上河圖》，這片土地上誕生了無數影響中國乃至世界的人物。老子、莊子、韓非子、商鞅，這些中國人思想骨架的先哲們都與河南有著不解之緣。

唐宋八大家里，韓愈、韓愈、歐陽修（祖籍）都是河南人。更不用說那些定鼎天下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了。

可以說，在明朝以前，河南就像一個巨大的人才“發動機”。

但奇怪的是，我們翻開明清兩代，特別是清朝的歷史，會發現一個現象：河南籍的、那種能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一筆的“一流人才”，似乎一下子少了很多。

跟旁邊人文鼎盛的江浙地區一比，河南的星空顯得有些“黯淡”。這就讓很多人納悶了：曾經那個“天下名人，中州過半”的河南，到底發生了什么？為什么明清以后，它的人才好像突然“斷層”了？

曾經的人才“發動機”

“得中原者得天下”，這句話可不是白說的。

在古代，河南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的戰略核心地位。因此，從夏商周到唐宋，有二十多個朝代在這里建都或遷都。長時間作為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讓河南匯聚了天底下最頂尖的資源和人才。

咱們隨便數數，思想家有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這幾位幾乎奠定了中國哲學的基礎。政治家和軍事家，比如輔佐秦始皇統一六國的李斯、抗金名將岳飛。文學家有“詩圣”杜甫、大文豪韓愈、“詩魔”白居易。

科學家有東漢發明地動儀的張衡；醫學家，有寫下《傷寒雜病論》的“醫圣”張仲景。甚至在藝術領域，還有唐代的“畫圣”吳道子。

到了北宋，首都開封更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都市，沒有之一。這個時期，河南的人才產出達到了一個頂峰。

像推動改革的范仲淹（祖籍）、寫出《資治通鑒》的司馬光，還有開創了理學的程顥、程頤兄弟，都是那個時代的巨擘。可以說，那時候的河南，隨便一個縣城里可能都住著幾個未來要進史書的人物。

這種輝煌是建立在它作為“天下之中”的絕對優勢之上的。首都在這里，全國的精英自然會涌向這里；經濟繁榮，文化教育事業才能得到滋養，書院林立，學術氛圍濃厚。

在這樣的環境里，誕生“一流人才”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然而，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沒有任何地方可以永遠站在舞臺中央。隨著一個關鍵時期的到來，河南的命運，也隨之發生了轉折。這個轉折點，就發生在宋室南渡之后，并在明清時期被徹底固化了下來。

何為“一流人才”？

我們口中的“一流人才”，到底指的是什么人？這個標準在不同時代，其實是不一樣的。不把這個標準搞清楚，咱們的討論就可能跑偏。

在明清時期，也就是我們討論的這個“斷風層”發生的年代，社會評價一個人是不是“一流人才”，標準其實非常明確，甚至有些單一。

那就是 “學而優則仕”。當時最重要的上升通道，就是科舉考試。

一個人，無論你多有才華，如果不能在科舉考場上殺出重圍，金榜題名，進入仕途，就很難被主流社會認可為“頂級人才”。

因此，那個時代最耀眼的明星，往往是那些位高權重的內閣大學士、封疆大吏，以及在文壇上享有盛名的學術領袖、文壇盟主。他們的成功，幾乎都與科舉制度緊密相連。比如明代的內閣首輔、清代的軍機大臣，這才是大家眼里的“人中龍鳳”。

所以，當我們說明清時期河南人才“斷層”時，主要參照的是這個標準。

也就是說，與江蘇、浙江、江西這些科舉大省相比，河南在明清兩代考中進士、特別是進入翰林院，最終成為朝廷重臣或學術大師的數量和比例，確實出現了明顯的下滑。

比如晚明時期，在江南文人圈子呼風喚雨，引領文壇風騷的“復社”、“幾社”中，河南籍的代表人物就屈指可數，侯方域算一個，但相比于江南龐大的文人群體，顯得有些孤單。

然而，時間快進到清末民國，“一流人才”的標準又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和西學東漸，評價人才的標準不再是八股文章寫得好不好，而是看你是否能在現代學科領域開疆拓土。

物理學家、化學家、生物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這些新興領域的開創者和領軍人物，成了新時代眾人仰望的“大師”。

正是在這個新賽道上，河南人又開始嶄露頭角了。

比如，中國近代生物學的奠基人之一秉志、中國現代哲學的開創者馮友蘭、甲骨文研究的一代宗師董作賓等等，他們都是河南人，并且都成為了民國時期中央研究院的首屆院士，這可是當時中國科學界的最高榮譽。

你看，同樣是“一流人才”，標準一變，結果就大不相同。

明清河南為何“星光黯淡”？

為什么在明清時期，那個曾經無比輝煌的河南，在傳統的“士大夫”人才產出上，會經歷如此明顯的滑坡呢？

第一個，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政治和經濟中心的徹底轉移。

我們知道，自從北宋滅亡，宋室南渡之后，中國的經濟重心就不可逆轉地南移了。

到了明清兩代，以江南為核心的長江中下游地區，憑借其發達的農業、繁榮的手工業和商業，成為了整個帝國的錢袋子。

所謂“蘇湖熟，天下足”，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經濟的繁榮帶來了文化的興盛。江南地區財力雄厚，藏書樓、書院遍地開花，刻書業、教育業極其發達，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富庶的士紳階層。

他們有錢、有閑，可以幾代人專心讀書，沖擊科舉。這為人才的培養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

與此同時，明朝永樂皇帝遷都北京，使得政治中心也永久性地離開了中原地區。河南的地位，從曾經的“京畿之地”，一下子變成了一個連接南北的普通內陸省份。雖然它依然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和糧食產區，但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對全國的精英產生虹吸效應。

人才和財富，就像水一樣，總是流向高地。

在明清時期，政治高地在北京，經濟和文化高地則在江南。被夾在中間的河南，就顯得有些尷尬和落寞了。

第二個原因，是天災人禍的輪番打擊，嚴重破壞了河南的社會生態。

如果說經濟中心的南移是溫水煮青蛙，那天災人禍就是一記記重拳，直接打在了河南的身上。其中，最致命的就是黃河泛濫。

明清時期，黃河決口、改道的頻率和規模都達到了歷史上的一個高峰。河南正處于黃河中下游最不穩定的河段，每一次黃河發大水，對河南來說都是一場毀滅性的災難。

良田被淹，城市被毀，無數百姓流離失所。

一個常年掙扎在生存線上的社會，是很難有余力去供養一個龐大的讀書人群體的。家庭連飯都吃不飽，又怎么可能支持孩子“十年寒窗苦讀”呢？

除了天災，還有人禍。明末的農民起義，李自成的主力部隊就長期在河南境內活動，與明軍反復拉鋸。

連年的戰亂，給河南社會經濟帶來了毀滅性的破壞，人口銳減，百業凋敝。

即使到了清朝前期，河南的元氣也遠未恢復。可以說，整個社會的基礎被嚴重削弱，人才成長的根基也就被動搖了。

在這雙重打擊之下，河南的社會經濟水平與江南地區的差距被越拉越大。

民國時期的“彎道超車”

當所有人都以為河南的人才輝煌已經一去不復返時，進入民國時期，它卻在一條全新的賽道上，實現了一次令人驚嘆的“彎道超車”。

前面我們提到了，隨著清朝滅亡，延續千年的科舉制度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取而代之的，是新式的學校教育和西方的現代科學體系。

這對于所有省份來說，都意味著一次“洗牌”。

大家又回到了同一個起跑線上，比拼的是適應新時代、學習新知識的能力。而這一次，河南抓住了機會。

河南雖然在明清時期經濟相對落后，但它那深不可測的歷史文化底蘊，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反而成了一種獨特的優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考古學。河南是中華文明的核心發源地，地下埋藏著數不清的古都遺址和文化寶藏。

當現代考古學傳入中國，河南安陽的殷墟立刻成為了全世界矚目的焦點。甲骨文的發現，直接將中國的信史向前推進了數百年。

而在這場偉大的學術發掘中，河南籍學者董作賓脫穎而出，他與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并稱為“甲骨四堂”，是甲骨學研究的一代宗師。你看，古老的土地，反而孕育了最前沿的現代學科。

另一個例子是哲學。河南是道家、法家、墨家等諸子百家思想的發源地。這種深厚的哲學思辨傳統，似乎也融入了河南人的血脈里。

到了民國，當人們開始用現代西方哲學的框架來重新梳理中國傳統思想時，河南唐河人馮友蘭站了出來。

他以一部《中國哲學史》，構建了第一個完整的中國哲學史體系，享譽海內外，成為一代哲學泰斗。

除此之外，在生物學、地質學、歷史學等眾多現代學科領域，都涌現出了一批河南籍的領軍人物。他們中的許多人，都當選為代表當時中國最高學術水平的中央研究院院士。

河南的人才“基因”并未消失，只是在舊的賽道上被壓抑了。

當然，今天我們再看河南，它正在努力建設“國家創新高地”和“重要人才中心”。

了解了它在歷史上經歷的輝煌、沉寂與復興，我們或許更能理解它今天所有努力背后的那份厚重與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