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戰 | 梁劍兵再談陳興良：他的觀點不僅錯誤，而且有害！

作者：梁劍兵，遼寧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

我為什么說陳興良教授的觀點是錯誤及有害的？

陳興良教授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之出罪條款的刑法教義學分析》一文中提出″非法買賣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應以騙稅為目的″的觀點，我認為這一觀點不但不是對該罪犯罪目的“獲取贓款”的限縮解釋，反倒是對兩罪犯罪目的的混淆，已經構成錯誤的擴大解釋。陳教授這一觀點不但在法理上是錯誤的，而且很有可能誤導刑事審判，進一步加大目前司法實務中對兩罪定罪的混亂程度，因而是非常有害的。

具體分析如下：

一、限縮解釋的本質要求：限制原概念的語義范圍

根據法理學關于法律解釋的基本原理，限縮解釋需基于法律文本的特定內容，將概念的含義限制在小于通常語義的范圍內。其核心是收緊概念外延，而非改變概念的本質指向。

在買賣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中，“獲取贓款”的通常語義是行為人通過非法買賣發票行為直接獲得的贓款，若將其縮小解釋，需進一步限定其范圍（可限縮為″直接交易對價”），但仍需圍繞“買賣行為本身的獲利”這一本質。

二、“騙抵稅款”與“獲取贓款”的本質差異

“騙抵稅款”與“獲取贓款”分屬兩罪的不同犯罪目的，指向完全不同的非法利益來源：

（1）買賣發票罪的“獲取贓款”：交易行為的直接對價

本罪的核心是“非法買賣發票”（出售或購買），行為人的犯罪目的直接指向通過發票交易本身獲得買方支付的“購票款”，其利益來源是“發票作為非法商品的非法流通”，與是否實際用于騙稅無必然關聯。

（2）虛開發票罪的“騙抵稅款”：填寫發票的間接利益

虛開發票罪的核心是“虛構交易填寫發票”，行為人的犯罪目的是通過虛開發票制造虛假抵扣憑證，進而騙取國家增值稅，其利益來源是“非法減少應納稅額”。

三、“非法買賣發票的目的是騙抵稅款”的錯誤性

將買賣發票罪的犯罪目的歸為“騙抵稅款”，存在以下錯誤：

（1）混淆了兩罪的行為特征與犯罪直接客體

首先，就犯罪的客觀方面而言，買賣發票罪的行為特征是″非法買賣″，虛開發票罪的行為特征是“虛構交易信息”。

其次，買賣發票罪的犯罪直接客體是“發票管理秩序”，即使未用于騙稅，非法買賣行為本身已破壞行政監管；而虛開發票罪的犯罪直接客體是“國家稅收利益”，其核心危害是通過發票虛構抵扣事實導致稅款流失。若將買賣發票罪的目的歸為“騙抵稅款”，實質是混淆了“發票管理秩序”與“國家稅收利益”兩種不同犯罪直接客體。

（2）違背犯罪目的與行為的直接關聯性

犯罪目的與行為有直接聯接關系。買賣發票罪中，行為人僅需完成“買賣”即可獲利，無需實際參與騙稅環節；而“騙抵稅款”需額外實施虛列成本、偽造抵扣憑證等行為，已超出買賣發票罪的客觀行為范圍。因此，“騙抵稅款”并非買賣發票罪的犯罪目的，而是虛開發票罪的犯罪目的。

（3）可能導致司法認定的偏差

若認為買賣發票罪的目的是“騙抵稅款”，可能將未實際用于騙稅的買賣行為排除在犯罪之外（因未實現騙稅目的），或錯誤將單純買賣發票的行為認定為虛開發票罪（因誤判其目的是騙稅）。這與買賣發票罪“行為犯”的特征（只要實施非法買賣即可能入罪）相矛盾。

結論

“非法買賣發票的犯罪目的是騙抵稅款”這一說法并非限縮解釋，而是對買賣發票罪與虛開發票罪犯罪目的的混淆。買賣發票罪的“獲取贓款”指向交易本身的非法對價，而“騙抵稅款”是虛開發票罪的目的。正確的限縮解釋需在原概念（“獲取贓款”）的語義范圍內進一步收緊（如限定為“直接交易對價”），而非替換為另一完全不同的利益類型（“騙抵稅款”）。這一區分對準確界分兩罪、避免司法誤判具有重要意義。反之，混淆是非將推波助瀾司法誤判。

最后，鑒于在實務中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已經電子化，不再印制空白紙質發票，這使得買賣發票罪失去了繼續存在的基礎，因此，我認為應該及時廢止這一罪名。

2025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