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騫 | 魯迅小說《懷舊》，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

文 | 汪兆騫

1909年6月，周作人與日本女子羽太信子結婚。8月底，周樹人結束七年的留學生涯，從日本回到紹興。此時周樹人已二十八歲，頭發依舊濃密，臉上卻多了幾分滄桑。

魯迅后來回憶：“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集外集·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序傳略》）魯瑞對俞芳說過：“你們大先生（魯迅）一向以長兄自居，他不惜犧牲自己，照顧弟弟，把一家的重擔放在自己肩上。他回國后拿到薪金，確實是全家合用的；那時你們二先生在日本讀書，大學沒有畢業就結婚了，官費不夠用，大先生就放棄在國外的學習研究，回國找了工作，寄錢去接濟他，甚至還接濟羽太信子一家人。”（俞芳《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

9月，周樹人又匆匆離家，將妻子朱安留在家中，只身赴杭州，擔任浙江兩級師范學堂的初級化學和優級生理學教員，并兼任日本教員鈴木珪壽的植物學翻譯。

浙江兩級師范學堂是在廢止科舉之后，由貢院改建而成，有很多日籍教師。許多課程，日本教師講一遍，需要有人在旁邊翻譯。許壽裳比周樹人先回國兩個月，正擔任浙江兩級師范學堂監學（教務長），所以他向學堂監督（校長）沈鈞儒推薦了周樹人。

曾為同事的夏丏尊回憶，周樹人教生理衛生，有一次坦然地答應學生講生殖系統，要求就是他講的時候不許笑。

他曾向我們說：“在這些時候，不許笑是個重要條件。因為講的人的態度是嚴肅的，如果有人笑，嚴肅的空氣就破壞了。”大家都佩服他的卓見。據說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別班的學生因為沒有聽到，紛紛向他來討油印講義看，他指著剩余的油印講義對他們說：“恐怕你們看不懂的，要末，就拿去。”原來他的講義寫得很簡，而且還故意用著許多古語，用“也”字表示女陰，用“了”字表示男陰，用“糸”字表示精子，諸如此類，在無文字學素養未曾親聽過講的人看來，好比一部天書了。（夏丏尊《魯迅翁雜憶》）

周樹人經常和植物學教師鈴木珪壽一起，帶領學生到孤山、葛嶺、北高峰、錢塘門一帶采集植物標本，進行研究，并按法國恩格勒的分類法進行分類、定名。每逢星期六的下午，周樹人就和同事楊莘耜結伴外出消遣，“魯迅專事采集植物，常常背著一個植物采集箱；楊莘耜則喜歡打鳥，擎了一支鳥槍。兩人出了校便分途去西湖各干各的。回來以后，兩人就各自敘說交流自己的收獲，隨后就動手做標本。楊莘耜因常常剝制動物標本而亞砒酸中毒，臉面發腫，魯迅就勸楊莘耜別搞動物，跟他一起搞植物。楊莘耜卻提出了個反建議，勸魯迅搞動物，兩人哈哈大笑，結果還是自搞一套”（馬青云《一個湖州人的歷史天空：楊莘耜傳略》）。

浙江兩級師范學堂是一所新式學校，從建立的那天起就被浙江巡撫視為異端，一年內多次更換校長。沈鈞儒當選為浙江省咨議局副議長，被任命為省教育總會長的夏震武成為第五任監督。

夏震武為人保守頑固，上任前一天要求教務長許壽裳設好孔子牌位，帶領全體教師穿清朝禮服拜孔子。第二天，夏震武與十幾名隨員穿戴著清朝禮服來到，迎接他的只有一群短頭發甚至光頭的教師。雙方爭執起來。夏震武開除了許壽裳，教師憤而集體辭職。夏震武態度強硬，學生請愿支持教師，并得到全省學界的聲援。教師暫時取得了勝利。但是，接任的校長徐定超同樣是御史出身，一身官氣。

1910年7月，教師陸續辭職，周樹人也回到紹興，在府中學堂擔任博物學教員，收入微薄，不足以養家。

楊莘耜接任許壽裳代理監學，坐著烏篷船到紹興請周樹人回去當生物教師。周樹人說有老母在家不便出門，婉言謝絕，并提醒楊莘耜：“徐班侯（徐定超）也不是一個好相識，你要當心。”不久，楊莘耜也辭職。

除教學外，周樹人忙于錄輯《古小說鉤沉》和《會稽郡故書雜集》。

8月，紹興府中學堂學生掀起反對新任代理監督杜海生的學潮，周樹人同情學生，給予指導。從11月15日致許壽裳信中可知，9月周樹人“暫為監學，少有建樹，而學生亦尚相安”，而他自己“搜采植物，不殊曩日，又翻類書，薈集古逸書數種，此非求學，以代醇酒婦人者也”，道出了自己的孤獨以及對自己婚姻生活的失望。

周樹人在紹興府中學堂任教，常常帶學生去遠足，先后到過紹興的蘭亭、快閣、宋六陵、柯橋、七星巖和杭州西湖等地，深受關在校內枯讀的學生歡迎。在學生眼中，這位留學歸來的老師，是學問淵博和滿口新名詞的學問家。

1911年3月7日，周樹人致信許壽裳，說因為家中經濟困難，想讓在日本學習法語的二弟周作人回國，自己也想離開紹興：

師范收入意當菲薄，然教習卻不可不為……賣田之舉去年已實行，資亦早罄，邇方析分公田，仆之所得擬即獻諸善人，事一成當即為代付刊資也……起孟來書，謂尚欲略習法文，仆擬即速之返，緣法文不能變米肉也，使二年前而作此語，當自擊，然今茲思想轉變實已如是，頗自閔嘆也。（1911年3月7日致許壽裳信）

暑假，周樹人辭去府中學堂所有職務，想到上海的一個書店做編譯員，被拒絕了。他又收集一些關于新知識的外文叢書打算翻譯出版，譯稿寄到上海也被退稿了。周樹人繼續輯錄《會稽郡故書雜集》和《古小說鉤沉》，年底基本完成。

我一回國，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范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但革命也就發生，紹興光復后，我做了師范學校的校長。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移入北京，一直到現在。（《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

1911年4月27日（農歷三月二十九日），同盟會成員黃興于廣州策劃并發起反清武裝起義。黃興率領一百三十余名敢死隊員，直撲兩廣總督署。起義軍英勇奮戰，但因寡不敵眾而失敗。眾多革命黨人英勇犧牲，其中七十二人的遺體被安葬于廣州市郊黃花崗，史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魯迅后來回憶，“但是三月二十九日的事卻特別，當時雖然失敗，十月就是武昌起義，第二年，中華民國便出現了”（《而已集·黃花節的雜感》）。

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武昌起義成功，起義軍占領重鎮武昌，次日成立湖北軍政府。滬、黔、蘇、浙、桂、皖、閩、粵、川等地相繼光復。

紹興城人心惶惶，怕失敗的清兵回來騷擾。紹興府中學堂監督辭職，學生邀請周樹人回來主持工作。周樹人組織學生上街游行，自己手執鋼刀，帶領手持毛瑟槍的學生繞城一周。

紹興在11月6日宣布獨立，但新推舉的紹興軍政分府府長還是原來的知府，新推舉的治安科長是原來浙江巡撫衙門的刑名師爺。“走了一通，滿眼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朝花夕拾·范愛農》）

三天后，革命軍到來，改組舊紹興軍政府。

周樹人被聘為浙江山會初級師范學堂監督，請范愛農擔任學堂監學。周樹人深受學生歡迎，學堂經費很少，但他仍然付出心血辦學，親自查看學生晚自習和就寢情況，代請假的教師上課，鼓勵青年“學好一種外國文，專心一門科學”。（據《魯迅年譜長編》）

但是，時間一長，紹興軍政分府的官員就原形畢露了。

民元革命時候，我在S城，來了一個都督。

他雖然也出身綠林大學，未嘗“讀經”，但倒是還算顧大局，聽輿論的，可是自紳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傳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這個拜會，那個恭維，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連自己也忘其所以，結果是漸漸變成老官僚一樣，動手刮地皮。（《華蓋集·這個與那個》）

因此，周樹人支持越社創辦《越鐸日報》，監督紹興軍政分府并擔任名譽總編輯。

這一年，周樹人有感而發，創作了一篇文言體小說《懷舊》。這是一篇被文學史忽視并低估的佳作，或可說此乃新文化運動期間產生的開現代之新氣韻、新氣象的中國小說。從文本上講，這篇作品比《狂人日記》更能成為魯迅的代表作。

周樹人署名“周逴”，將《懷舊》發表于1913年4月出版的《小說月報》第四卷第一號，后來收入《集外集拾遺》。《小說月報》編者惲鐵樵在小說篇末“焦木附志”中評價，這篇小說對那些“才解握管，便講詞章，卒致滿紙饾饤（堆砌辭藻之意——引者注），無有是處”的青年作者來說，“亟宜以此等文字藥之”。

捷克斯洛伐克漢學家普實克在《魯迅的〈懷舊〉：中國現代文學的先聲》中說：“以現代的眼光觀察世界，對現實生活的某些方面有與眾不同的興趣。”普實克認為，《懷舊》以“現代方式”建構情節，“可以清楚地感覺到它完全是一部現代文學作品，而不屬于過去一個時代的文學”。普實克對《懷舊》的評價基本可信，但也有溢美之嫌。他回避了小說對革命的冷漠，且其“現代的眼光”“現代方式”等概念也含混。但魯迅繼承中國小說傳統又汲取世界文學營養的個性，是清楚的，其入木三分的諷刺筆墨，確實讓人看到小說的新氣象。

小說《懷舊》呈現了一個燕市的閉塞小城，在革命風潮沖擊中，居民生活和心理上的巨大變化。其藝術高妙之處，在于選擇了一個獨特的視角，以一個私塾孩子的眼光，來觀察看似風云激蕩的革命風潮，并讓讀者也感受到社會動蕩給各色人等造成的心理反應。

小說的結尾極為精彩：風言過后，確切的消息傳來，所傳的“長毛”壓根兒沒有經過此地，過境的是一群難民。于是，小城又恢復了昔日的落寞和寧靜。這個結尾構成了一種反諷，讓人莞爾。

小說《懷舊》的深刻之處，在于作者隱喻地暗示讀者，辛亥革命雖推翻了清王朝，但在當時老百姓的心目中，與“長毛”造反并無二致。小說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

后來，魯迅在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發表的《隨感錄五十六·“來了”》中，再次寫到難民逃難的狀態：

民國成立的時候，我住在一個小縣城里，早已掛過白旗。

有一日，忽然見許多男女，紛紛亂逃：城里的逃到鄉下，鄉下的逃進城里。問他們什么事，他們答道，“他們說要來了。”

文中，魯迅列舉了陜西軍閥陳樹藩縱容兵匪殘殺無辜人民的暴行，以及湖南軍閥張敬堯縱兵奸淫擄掠、殘殺無辜等罪行。同一時期，為驅逐軍閥張敬堯，結束其在湖南的黑暗統治，年輕的毛澤東組織了新民學會，創辦了《湘江評論》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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