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選擇：1043名國民黨將領為何集體起義，不發動二次西安事變

1946-1950年的解放戰爭，不僅是一場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軍事較量，更是一場人心向背的爭奪戰。

根據解放軍總部于1950年7月發布的統計，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投誠、起義和接受和平改編的國民黨部隊高達177萬人，軍官逾10000名，投誠的少將級以上的將領，達到1043名，僅 1949 年一年就有 924 位將領選擇脫離國民黨陣營。（數據來源：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編著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

這一份國民黨投誠共產黨的名單可謂是星光熠熠，既有傅作義、陶峙岳、程潛這樣的戰區統帥，也有吳石這樣潛伏敵后的高級情報官，其起義規模遠超西安事變時的張學良、楊虎城部隊。然而，這批掌握重兵的將領為何未效仿1936年發動“二次西安事變”，轉而選擇集體投共？

電視劇《沉默的榮耀》，以吳石將軍的真實經歷為藍本，還原了當時國民黨將領投共產黨這一歷史選擇的復雜邏輯。本文筆者基于史料，講述這一歷史現象的幕后原因。

一 西安事變的不可復制性

西安事變就是張學良與楊虎城聯合發動兵諫，核心邏輯是“以武逼和”，借助控制與扣押蔣介石，迫使國民黨高層接受聯共抗日。但西安事變“以武逼和”模式成立，需要滿足三個條件：軍事對峙、政治訴求達成共識、第三方力量的制衡。

但解放戰爭后期，國民黨內部已經失去了與蔣介石對峙的軍事力量。1949 年，國民黨內部并非沒有“兵諫”的嘗試，但三次精心策劃的“獵蔣”計劃均以失敗告終。

要知道，國民黨軍隊內部并非鐵板一塊，卻是充滿了中央軍（黃埔系）與雜牌軍（西北軍、東北軍、滇軍、川軍等）等派系斗爭和矛盾。

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部，一貫奉行“排除異己，吞并雜牌”的獨裁專制政策，這引起了其他將領的不滿，這也是投誠共產黨的國民黨將領數量多達1043名，且很多都是被蔣介石排擠的非嫡系部隊的原因。

但雖然投誠共產黨的國民黨將領數量繁多，但由于派系林立，缺乏信任基礎，根本不無形成西安事變中張學良與楊虎城“兵諫”需要的統一戰線。

如當年張發奎在廣州提議扣押蔣介石時，手握桂系實權的李宗仁因擔心背負“桂系奪權”的政治罵名，選擇了退縮；云南王盧漢提議在昆明割除蔣介石的勢力，卻因彼此互不信任難以達成一致的，自然達不成“兵諫”的統一戰線。

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之后，李宗仁擔任代總統，試圖“劃江而治”，但桂系部隊僅僅站國民黨總兵力的15%，難以形成威逼蔣介石的政治合力。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三大戰役期間，國民黨軍主力被殲滅400萬余人，華北、東北、華東戰區相繼崩潰。傅作義在北平起義時，其麾下60萬部隊已被解放軍包圍。如果當時有國民黨其他將領，若發動對蔣介石的“兵諫”，連控制城防的實力都不具備。

二 國民黨腐敗已成共識

除了西安事變模式難以復制，國民黨自身的腐敗問題也是導致將領們放棄效仿，轉而選擇投誠共產黨的重要因素。

1936年的“西安事變”，發生在全面抗戰爆發前夕，張學良、楊虎城主要目的就是“逼蔣抗日”，具有強烈的民族救亡色彩。但是，在解放戰爭中后期，國民黨政權的腐敗無能，喪失民心已成共識。

對于大多數投誠將領來說，蔣介石政權的腐敗，決定在大陸失敗的結局。如果這時候再搞“挾持”，目的何在？是為了逼蔣反共嗎，這也是毫無意義！1949年的國共北平和談破裂，證明了蔣介石并無真心，依然要在大陸弄反動政權。

因此，如果投誠將領弄西安事變的“挾持”行動，也失去了任何進步的政治目標，被外界看作一場毫無價值，國民黨內部權力斗爭的“挾持”。成功就會背上“叛亂”的罪名，如同曹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被人唾沫，沾上了“軍閥政變”的污點，成為國民黨殘余勢力的公敵；失敗則難以逃到蔣介石的殘酷清洗。如西安事變后，張學良被軟禁，楊虎城在1949年被秘密殺害。

起義投降的國民黨將領，共同的目標乃是脫離蔣介石，并不是聯合拯救腐朽無能的蔣介石政權。再加上美國對蔣介石政權失去信心，1948年停止對華軍援，1949年4月更是拒絕空運國民黨軍撤離南京。失去外援的國民黨軍，已無能力復制西安事變后獲得國際調解的條件。

可以看到，在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內部的“二次西安事變”在技術上是無從談起。

三 1043 名國民黨將領集體投共之原因

現在，本文就分析造成國民黨內部1043名將領集體投靠共產黨的原因：

1 腐敗潰爛到骨髓，喪失民心

根據電視劇《沉默的榮耀》劇情，可以看到國民黨高級將領吳石愿意冒著生命危險，為共產黨提供情報信息，希望看到新中國解放那一天。這也代表了國民黨內1043 名將領投誠共產黨的原因，乃是對蔣介石國民黨獨裁政權合法性的徹底否定，秉持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救國理想。

國民黨的貪污腐敗已經是喪失民心，在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大員在收復被日軍占領的淪陷區過程中，在平津、上海等地瘋狂掠奪，“捧西洋、愛東洋、要現洋”，搶占房產、金條、汽車，甚至將私人財產誣陷為敵產變賣，被百姓譏諷為 “五子登科”。

如天津接收專員劉乃沂半年內搜刮別墅五處、金條數百根，這樣的丑聞在全國屢見不鮮。蔣介石本人也承認，黨國工作人員的接收工作，成為政府最大之恥辱。

國共內戰的爆發，使國統區通貨膨脹加劇。如1948 年法幣發行額達 660 萬億元，是抗戰前的 47 萬倍，物價上漲 600 余萬倍，普通士兵軍餉被克扣，連基本溫飽都無法保障。最諷刺的是，湯恩伯部竟將國民政府撥付給軍隊汽車運輸的汽油，私自在黑市拋售牟利。

另一方面，軍隊的士兵軍餉發不出，只能靠搜刮百姓維持生計，這樣的軍隊早已失去戰斗力，也是離心離德。曾澤生率第60軍在長春起義時，士兵因饑餓搶食老百姓的豆餅，軍官則被迫變賣配槍換糧。這種系統性腐敗，使三民主義在國民黨內部失去了感召力。

因此，可以看到國民黨起義投誠的高級將領，動機并非是“反對蔣介石”，卻是對三民主義救國能力的徹底否認，更加相信共產黨理論的號召力。如1949年8月程潛通電原文：

國民黨二十年反動統治，使三民主義淪為軍閥獨裁工具，唯有共產黨能實現真正民主。”

2 國民黨內部的派系斗爭

國民黨內部的派系斗爭，也加劇了高級將領投降于共產黨。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部的獨裁專制，“寧予外寇，不予家奴”的政策在解放戰爭中變本加厲，對待非嫡系部隊都是打壓，甚至在解放戰爭中將非嫡系部隊被當作炮灰消耗。

如參與長沙起義的將領陳渠珍也指出：

我們不怕死，但怕死后背負‘叛將’之名，更怕家人遭株連。蔣介石最恨‘以下犯上’。”

又如雜牌軍黃百韜兵團被圍困時候，中央軍邱清泉兵團卻坐視不救，這些國民黨內部勾心斗角的案例屢見不鮮。因此，國民黨高級將領的叛逃，乃是對派系斗爭的絕望。

黃百韜

當時，共產黨對國民黨投降的將領，都是采取“既往不咎，量才任用”的政策，無疑是國民黨將領穩妥的選擇。

3 我黨強大的統戰攻勢與明確的政策感召

所謂“攻心為上”，如電視劇《沉默的榮耀》吳石為我黨理想感召一樣，我黨強大的統戰攻勢和明確的政策感召，乃是吸引1043名高級將領主動投誠的根本原因。

在解放戰爭時候，我黨為了吸引國民黨愛國將領人才，提出了“愛國一家，既往不咎，立功受獎”的統戰政策，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和明確性。

當時，共產黨通過地下戰線、親屬關系、秘密電臺等多種渠道，對國民黨將士傳遞清晰的信息：起義投誠我黨，將會受到很好的禮遇。

國民黨將領在蔣介石的統治下因苛捐雜稅嚴重，百姓流離失所的悲慘狀況，自然產生了失望的情緒。如我黨在解放區實行的土地改革政策，令將領們看到共產黨政權是一個新生的政權。如電視劇中的吳石將軍在福州任職時候，親眼目睹國統區的百姓，在國民黨苛政下，流離失所的生活狀況，更堅定了接受我黨的策劃，轉向我黨，為我黨提供情報信息的決心。

同時，我黨為人民服務的理念，與孫中山“天下為公”的理念相吻合。這也使許多將領意識到投降共產黨不是背叛，卻是回歸革命的初心。

吳石作為保定軍校與日本陸軍大學高材生，一生秉持孫中山 “天下為公” 的理念，卻目睹國民黨淪為 “蠅營狗茍的利益集團”，自然出于對共產黨理想的號召，愿意為我黨的解放新中國事業，從事危險的地下情報工作。

當吳石將軍被逮捕時候，在獄中寫下 “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對我翁” 的絕命詩，恰是對我黨“為人民服務” 宗旨的認同。

四 歷史的選擇：“兵變”轉化為“和平解放”

因此，在我黨的優厚待遇和理想感召下，許多國民黨將領對蔣介石的統治深感失望，與西安事變通過軍事手段倒逼蔣介石政治變革不同，1043名將領的起義反抗蔣介石統治的方式，呈現組織化、規模化、和平化特征：

如1948年11月8日，國民黨將領張克俠、何基灃率領2.3萬人在賈汪一帶起義，使解放軍提前4小時完成對黃百韜兵團的合圍。

張克俠的投誠起義，使得粟裕高度評價：“若無此舉，淮海戰役勝負難料。”可以看到，國民黨將領這一種戰術價值，遠超西安事變時的政治象征意義。

又如傅作義接受和平改編后，使得北平200萬市民免遭戰火；陶峙岳促成新疆10萬部隊起義，使迪化（今烏魯木齊）等7座城市完整回歸。就是鼓動國民黨將領和平解放的“不戰而勝”的模式，被毛澤東稱為“解放戰爭的偉大創舉”。

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起義將領名錄》顯示，絕大多數起義將領在新中國成立后獲得妥善安置：

傅作義任水利部部長長達20余年
陳明仁授解放軍上將軍銜
董其武、陶峙岳均被授予上將軍銜
程潛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因此，對于國民黨將領來說，主動投降，比發動兵變的西安事變是一條更好出路，既可以保全生命與聲譽，也可以獲得新生。

結語

1043名國民黨將領在解放戰爭時候，選擇集體投共，并不是投機，卻是對個人前途和國家命運的理性權衡結果。因為這些國民黨將領看清了蔣家王朝的窮途末路，認識了中國共產黨所代表的歷史方向，自然愿意“沉默”轉向，愿意投入成新中國誕生的歷史洪流。

因此，1043名國民黨將領在解放戰爭主動投誠，成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生動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