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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四軍蘇中軍區蘇中公學留影。后排左六為汪建英。(圖源網絡)
我在南方走“長征”
汪建英
我父母很早就不在了,哥哥參加了早期的豫皖鄂根據地的紅軍隊伍。他在一次戰斗中犧牲后,我就把紅軍當成自己的親人,跟著他們顛沛流離。
1933年4月,我終于被正式吸收為紅軍隊伍的一員,第一個職務是連隊司號員。1934年冬,主力紅軍長征后,蘇區傾刻陷落。面對數倍于我之敵的“清剿”,我跟著所在的部隊留在南方八省,在項英、陳毅、高敬亭等人的領導下,以崇山峻嶺作為棲息地,在叢林里同清剿的國民黨軍展開了長達三年的游擊戰。當時,國民黨軍糾集了數十倍于我的優勢兵力,實行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政策,采取碉堡圍困、經濟封鎖、移民并村、保甲連坐、大肆燒殺等手段,進行長期反復的“清剿”。紅軍和游擊隊被分割包圍,活動地區日益縮小,處境極其困難。
三年中,我們幾乎每天都是在拼殺中度過的。我作為師長和政委的警衛員、通信員,一方面要拿槍打擊敵人,保衛首長;另一方面還要帶著一個大水壺,戰斗間隙為首長和戰友們燒開水。期間,沒吃過一頓飽飯,沒睡過一個安穩覺。那時我才明白,餓肚子沒覺睡的苦,有時比打仗還危險、還難熬。由于敵人持續清剿、全面封鎖,我們沒有米吃,只好天天喝南瓜湯、冬瓜湯,有時能啃上樹皮就很走運了。陳毅元帥曾在《贛南游擊詞》中描述過當時的情景:“天將午,饑腸響如鼓。糧食封鎖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數。野菜和水煮。”陳毅的詩,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紅軍戰士的艱難處境。
打游擊,就意味著生活沒有規律。我們一般習慣在河塘邊睡,條件好時,砍來樹枝綁在一起,鋪上草,就算是“高級”床了。衣是絕對不敢脫的,一晚上要換好幾個地方,根本來不及脫。有時敵人找不到我們,就燒我們的“樹床”出氣。夏天,深山密林籠罩層層瘴氣,“四黑”橫行,即黑蚊子、黑蝴蝶、黑爬蟲、黑毒蛇。這“四黑”都有毒,被他們咬著了,輕則浮腫,重則喪命。宿營時必須輪流放哨,不停地搖樹梢,為戰友驅趕“四黑”。冬天,山雪紛飛,我和戰友們都是一件單衣、一雙赤腳,就這么睡在雪地里。實在冷了,就和戰友抱在一起取暖。我們每天走的都是“不是路的路”,后一個人還要把前一個人開出的“路”恢復成原狀。
三年游擊生活,隨時都有死亡的危險。我們師長、政委還有好多戰友都犧牲了,我也多次險些喪命。有一次休整時,突然槍聲四起,一大隊敵人撲來。我們剛沖出村時,“砰”的一聲,背上一痛,我一下被擊倒在地。奇怪的是我一翻身又起來了,一路沖殺甩掉敵軍,躲進一山廟。這時,才取下背著的醫藥包。一看,一個彈頭正好打進紗布繃帶,幸好沒穿透,我的命就被這背包給救了。
毛澤東曾經說過,中國革命有三大艱苦,紅軍長征、東北抗聯和南方游擊戰爭。郭沫若也對“南方的長征”推崇備至,稱贊這是“真正用鮮血、用生命寫出來的詩!”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牽制了大量的國民黨軍,在戰略上配合了主力紅軍的行動,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并為華中、華南地區人民進行抗日戰爭保存了骨干力量。
后來好多人問我:“如果時光可以倒退,早知參加革命會留下打游擊,還會毫不猶豫當紅軍嗎?”我都會說:“三年游擊,是我一生最難忘的時期。”(王鋒、張少鋒整理,2007年6月)(選自卜金寶編著《口述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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