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刑事法律中的“可以”解釋為“一般應當”，是法理與實務的要求

在法律語言中，細微的用語差異可能產生截然不同的法律效果。我國刑事法律中大量使用的“可以”一詞，表面上看是授予司法者自由裁量權的授權性規范，但深入探究其法理基礎與實務操作，我們可以發現將其簡單理解為“可為可不為”是對立法精神的誤讀。本文基于刑法解釋學原理，結合權威觀點與司法實踐，論證刑事法律中的“可以”應解釋為“一般應當”，僅在例外情形下允許突破，且需以充分法理論證為前提。

一、“可以”作為法律用語的雙重含義

同一刑法用語可能具有不同含義，在刑法適用時應作不同解釋。作為刑法用語，“可以”自身語義的模糊性，直接制約刑法規范的準確理解和正確適用。基于刑法解釋學的立場和方法，刑法用語“可以”具有以下雙重規范含義：

第一，基于規范目的，將“可以”解釋為“一般應當”。法律規范蘊含著價值取向，并非中立的行為規范。因此，價值判斷是刑法解釋的重要考量要素。司法機關適用“可以”型授權性刑法規范，應當準確把握立法價值取向。例如刑法第67條、第68條“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可以”必須理解為“一般應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亦予以明確：“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節的，一般應依法從輕、減輕處罰”。

第二，基于邏輯推理，將“可以”解釋為“應當”。運用邏輯推理能夠推導出“可以”的規范含義是“應當”。根據刑法第48條第1款，對于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緩期執行。通過邏輯原理分析，“死刑立即執行”與“死刑緩期執行”是非此即彼的不相容關系。依據推理規則，對于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應當”（必須）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必然能夠邏輯地推導出“應當”判處死刑緩期執行。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人民法院工作年度報告》指出：“將統一死刑適用標準，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均依法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之前所用措辭是確定性用語“均依法”，而不再是模糊性用語“可以”。這表明司法實踐已確認此類情形中“可以”的應然含義。

二、權威司法觀點支持“一般應當”的理解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劉家琛早在第四次全國刑事審判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強調：刑法規定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司法實踐中一般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不能把法律上規定的“可以”從寬，理解為可以從寬也可以不從寬，沒有其他特殊情節的，原則上就應當依法從寬處罰。(摘自《<刑法修正案（八）>條文及配套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張軍主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第78~92頁）。

最高人民法院原專委胡云騰也指出：“將‘可以’解釋為‘一般應當’是原則，‘可以不’為例外，是體系解釋的當然結論。”“可以”雖是授權司法機關根據案件具體情況酌情作為或者不作為的柔性要求。但是，柔性要求在具備特定條件時，也是必須作為的剛性要求，不是“可為可不為”的要求。

這些權威觀點表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實務將“可以”解釋為“一般應當”，“可以不”只是例外，這與理論觀點高度一致。

三、例外情形的嚴格限定

將“可以”解釋為“一般應當”并不否定例外情形的存在。相反，只有嚴格限定例外情形的適用條件，才能確保“一般應當”原則的權威性。例外情形的適用應當滿足以下條件：

第一，需有明確的法律或司法解釋依據。將“可以”解釋為“可以不”只是例外。相關規范性司法文件已明確規定“可以”的例外適用情形。譬如，根據司法解釋，雖然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節，但屬于犯罪情節特別惡劣、犯罪后果特別嚴重、被告人主觀惡性深等情形的，“可以不”從寬處罰。

第二，需進行充分的法律論證。司法機關在決定不適用“一般應當”原則時，負有論證義務，必須詳細說明理由，論證突破“一般應當”原則的合法性與合理性。

第三，需符合立法目的和價值取向。例外情形的適用不能違背立法目的和法律價值取向。例如，刑法第8條規定：外國人對中國國家或者公民犯罪，“一般應當”適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處罰的，“可以不”適用本法。這一例外規定體現了國際禮讓原則，符合立法目的。

綜上，刑事法律中的“可以”解釋為“一般應當”，是規范目的、邏輯推理和權利保障的必然要求，得到了權威司法觀點的支持。這種解釋方法既尊重了立法原意，又契合了司法實踐的需要，有利于統一法律適用標準，實現司法公正，也是摒棄重刑主義、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具體體現，是刑事法治進步的重要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