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機場掌舵人的極刑之路：下班飛澳門一夜輸600萬，調公款平賬

2009年2月6日傍晚，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死刑的電文發(fā)出，北京監(jiān)管場所內的李培英被押赴刑場，行刑車發(fā)動的那一刻，距離他第一次踏入民航系統，已經過去整整三十五年。

他生于1950年10月，河北廣平縣普通農家。十八歲參軍，當過報務兵，退伍后考進民航十四航校。畢業(yè)分到民航北京管理局，從安檢崗干起，夜班、盤查、跑道巡線，這一干就是十七年。基層經歷扎實，同行評價他“肯吃苦，懂業(yè)務”。

1989年，他被破格提拔為首都機場公安分局局長，此后仕途陡升。管理風格強勢，處理航班延誤事故果斷，連中南海接待處也點名表揚。四年后，黨組又把機場擴建指揮部交給他，聲望隨跑道一起拉長。

可就在表彰聲中，他第一次伸手。那年國企改革風頭正勁，民航系統資金四處找項目，李培英利用審批之便，把首都機場的4000萬元資金轉到深圳廣聯公司“過橋”。賬面上是投資，實則為個人撐腰的影子項目。他嘗到了好處，也留下第一個漏洞。

首都機場2000年進入資本運作快車道，各地機場股權并購頻繁。李培英坐在總經理的位置，做成了天津、重慶等八地控參股，外界稱他“跑道并購狂人”。與此同時，他拿人好處的手法越發(fā)隱蔽：合同利率下調一點，回扣就出現；航站樓材料招標價降低一個百分點，差額直接裝袋。1995到2003年間，他個人貪污公款8250萬元，受賄2661萬元，暗池里的水已逾億元。

錢抓到手后，賭桌成了出口。一次美國考察，他被拉到拉斯維加斯的輪盤前，推籌碼時的刺激讓人血脈噴張。從那天起，“下班去澳門”成了習慣。李培英會選夜里十點的航班飛深圳，再轉直升機抵達澳門，凌晨四點返回北京，上午九點準時出現在會議室，身上不帶一絲煙火味。“幾分鐘輸贏百萬”，是賭場侍者對他的固定描述。最大一夜，他輸掉600萬元港幣。

欠條越來越厚，他把主意打到公款上。2003年，他私自把首都機場3500萬元資金劃給深圳一家公司，用來替自己平澳門賭場的賬。剩余賭債，則讓商人麥炳輝“代付”。對方懂行情，付完錢就拿到了機場廣告位的大單。李培英一句“手續(xù)我來補”，黑白瞬間互換。

2004年，一起看似同僚挪用公款的小案將危機拉近。同事崔民權落網后，檢方查資金流，順藤摸到機場賬外戶。李培英意識到風聲，連夜找民營老板劉青山談判，“我的虧空大，把你的項目挪一部分過來頂賬”——這句低聲央求后來被劉青山寫進供詞。資產劃轉完畢，劉青山雖暫時脫身，卻發(fā)現自己上億元項目被“蒸發(fā)”。

2006年，廣聯公司實控人王政被調查。尚未量刑，李培英就急忙推動首都機場斥資11.2億元收購廣聯3億股股權，意圖把壞賬埋進新資產。計劃還在報批，民航總局突然宣布人事調整，李培英去職，總局紀委隨即進駐集團。賬表、硬盤、離岸公司數據被逐項封存。

同年12月，他被“雙規(guī)”。審訊室里，檢察官將資金去向圖鋪滿一整張墻，箭頭交錯，金額從數十萬直至數千萬。面對證據，李培英沉默良久，最終簽字確認全部事實。法庭審理時，他嘗試效仿陳同海退贓換死緩，卻發(fā)現窟窿太大，能退的不到四分之一。

2009年2月6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貪污、受賄數額特別巨大，情節(jié)特別嚴重，依法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上訴期內，他提出“與同案人量刑差距過大”，請求改判。最高法院復核后認定：巨額挪用專款補賭債，造成國有資產重大損失，社會影響惡劣，不予從輕。終審裁定下達，死刑立即執(zhí)行。

執(zhí)行完畢，民航系統迅速發(fā)布內部通報：首都機場集團全部債務重組，違規(guī)項目停擺。曾經以擴大航網為榮耀的一段簡歷，被釘成警示材料。不得不說，在那個資源與權力交織的年代，李培英把個人沉淪寫成國企治理的反面注腳，更讓人警醒的是，制度防火墻一旦出現裂縫，賭局和資本就可能趁虛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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