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婦女在澳門乞討無人接濟，無奈舉牌：我是王銘章上將遺孀

1951年的一個冬日清晨，澳門街頭寒風凜冽，一名婦女帶著孩子乞討，卻無人接濟他們。

無奈之下，她舉起一塊牌子，上面寫著“我是抗日名將王銘章上將遺孀”，短短幾個字，讓人駐足圍觀。

王銘章上將的遺孀為何淪落至此？她舉出牌子后又如何了？

嶄露頭角

1893年盛夏，王銘章出生在四川新都的一處貧苦農家，他自幼失去了雙親，但是卻堅韌聰穎，他在叔祖父的期望之下，進了私塾學習。

1911年，年僅十八歲的王銘章毅然加入保路運動，成為革命洪流中的一員。

保路失敗后，四川一片動蕩，大小軍閥趁亂而起，群雄割據，各自為政。

王銘章深知，要想立足亂世，僅憑熱血與理想遠遠不夠，他必須掌握真正的軍事本領。

于是他報名進入了四川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這所學校在當時雖談不上頂級，但在西南一隅卻是軍事人才的搖籃。

他在那里第一次系統學習軍事理論，接受正規的操練，也第一次見識到軍人的真正意義。

畢業后，王銘章被分配到川軍劉存厚部，擔任排長，初入軍營，他并未因為軍校出身而自視甚高，反而極力貼近士兵。

親自操練、嚴于律己，每場戰斗都沖鋒在前，哪怕只是一場地方小仗，也一絲不茍。

劉存厚

1916年，他參加護國運動，奮勇殺敵，因表現出色被提拔為連長。

次年，川滇戰爭爆發，王銘章隨軍迎戰，戰后他因戰功卓著，升任營長。

到了1924年，隨著川內戰事暫時平息，王銘章順勢晉升為師長，成為一方諸侯麾下的干將。

此時他已不再是當年那個跟著叔祖父讀書的少年，而是帶兵數千、縱橫川西的悍將。

初戰失利

1937年夏，盧溝橋的槍聲劃破華北夜空，中國全面抗戰正式爆發，川軍將士迎來了真正殺敵報國、雪洗恥辱的機會。

王銘章此時率領122師歸入川軍第41軍序列，被編入第二戰區，隨鄧錫侯、孫震等人經由川陜公路轉戰山西。

他部下364旅為先鋒，先行進入戰況焦灼的娘子關前線。

364旅剛抵達山西陽泉平定一線，就被黃紹竑下令阻擊日軍，戰事打響后，裝備劣勢暴露得淋漓盡致。

364旅的士兵大多手持川造老舊步槍，打幾槍就卡殼，連刺刀都未必配齊；一個團才三五挺輕機槍，甚至連大炮、迫擊炮都屬奢望。

與日軍鋼鐵洪流般的火力相比，這支部隊更像是一群披著軍裝的血肉之軀在硬扛子彈。

在與日軍的初次交鋒中，364旅拼死抵抗，卻因傷亡慘重被迫后撤，后續趕到的366旅亦陷入重圍，晝夜激戰，僅靠夜幕掩護才得以突圍。

彼時的日軍，已是飛機轟炸、坦克推進、炮火覆蓋，而川軍卻常常只能靠人海戰術、拼刺肉搏。

他們拼命守住陣地，但即便守住了，也守不住自己的鮮血不灑在山地田野之間。

這支士氣高昂的隊伍，為什么一上戰場就節節敗退？

川軍的問題遠不止裝備和訓練落后，更深層的矛盾在于整個體系的割裂與缺乏統一。

首先，出川之前，老蔣口頭承諾一到西安即補給兵員與物資，但待他們抵達西安，物資卻遲遲未到，冷風刺骨、彈盡糧絕，他們還能戰斗多久？

其次，川軍作為地方勢力出身，本就長期陷于“養兵防民”的內耗中。

許多將領帶兵如同養家，缺乏現代化軍隊的紀律與機制，部隊內幫派林立，軍官與士兵情緒割裂，軍紀松弛時有發生。

王銘章雖強力整肅軍風，但單靠一人，終究難以扭轉長期沉疴，川軍因戰敗、軍紀、補給問題被貼上“不中用”的標簽，幾乎淪為棄子。

但他沒有放棄，就在眾人搖頭、議論川軍是否還有價值時，王銘章緊咬牙關，整頓殘部，親自巡防講武，將一支支退敗的部隊從泥淖中拉了回來。

扭轉聲譽

1938年，日軍大兵壓境，滕縣成了整個徐州防線的咽喉之地，一旦陷落，臺兒莊防線勢必門戶洞開，日軍將兵不血刃直撲徐州核心區域。

而當時，王銘章所部第41軍被調任為正面防守主力，他也臨危受命，成為前線總指揮。

此戰前，川軍名聲狼藉，王銘章知道，這不僅僅是一場保衛戰，更是一場川軍“雪恥之戰”。

他接令后，第一時間布防，將45軍布置于外線，41軍為內線支援，自己親自駐守滕縣縣城，寸土不讓。

3月14日拂曉，日軍的進攻，王銘章親自穿上戎裝，登上滕縣城頭，指揮作戰，為鼓舞士氣，他每天堅持在十字街口巡視，將士見之，莫不奮勇殺敵。

日軍采取中路猛攻、兩翼包抄戰術，先圍再打，力圖一舉拔城，15日，滕縣縣城外圍已被敵軍重重包圍，通向外界的道路幾乎全部斷絕。

援軍不至，兵力懸殊，王銘章仍選擇死守，此時，城內僅剩兩千余人能作戰，他分守東南西北各處城門，組織狙擊、設伏、投彈。

每名士兵被分發50枚手榴彈，所有彈藥盡數押上前線，3月16日，戰況進入白熱化，日軍用重炮轟塌城墻，派出坦克突襲破口。

王銘章早已布好伏擊，命士兵引敵深入，待坦克逼近，再以集束手榴彈炸毀履帶。

一時間，火光沖天，幾輛日軍坦克被炸成廢鐵，敵兵死傷慘重。

巷戰中，川軍士兵不畏強敵，刺刀見紅，與日軍展開肉搏，許多士兵身負重傷仍抱住敵人引爆手榴彈，與敵同歸于盡。

3月17日下午，日軍攻至城關電燈廠附近，王銘章親赴一線，身穿制服督戰，腹部中彈，倒在了血泊之中。

他的隨行人員李少昆與陳洪恩試圖掩護，將其尸體埋于壕溝，隨后突圍。

將軍殉國，士氣未倒，滕縣守軍依舊堅持到了傍晚，五六百川軍與日軍展開了最后的殊死搏斗。

這一戰，雖然滕縣終告失守，但戰略意義非凡，王銘章的英勇犧牲，讓整個軍界重新審視這支“最差的部隊”，他以生命換來了尊嚴，也喚醒了川軍內部的信心。

而且正因滕縣苦守，臺兒莊得以完成布防，孫連仲得以部署兵力，湯恩伯部隊得以完成集結，滕縣雖敗，臺兒莊卻贏。

當王銘章的遺體幾經輾轉，被紅十字會接出戰區后運抵武漢，全城萬人自發迎接，長街列隊，軍民齊泣。

毛主席、董必武等人聯名送挽聯，以示哀悼，國民政府追贈其為陸軍上將，以烈士之禮厚葬，實至名歸。

將軍遺孀

王銘章犧牲后，留下夫人葉亞華獨自維持家庭，照顧年幼的養子王道綱，但戰后政局混亂，他們母子的生活逐漸陷入窘迫。

原本的撫恤金被戰亂、貶值所吞噬，加之王銘章是國民政府將領，解放后并未獲得實質性的優待。

葉亞華決定帶著兒子南下探親，去往澳門尋找親戚，亦或找一條活路，但這一去，便陷入了生存的沼澤。

剛到澳門不久，她就發現這里并不像傳聞中的“福地”，遠親早已移居他處，留給她的，只是兩三句冷漠的安慰。

日復一日，積蓄耗盡，屋租難交，三餐無繼，找不到工作，她只能帶著孩子乞討，她們忍受白眼，饑寒交迫。

但即便如此，也沒多少人接濟他們，眼看母子倆即將餓死街頭，1951年的初春，葉亞華無奈之下，在街頭舉出牌子：“我是王銘章上將的遺孀。”

一時間，報刊爭相報道，有的標題甚至用了“遺孀舉牌乞討，鐵血將軍身后凄涼”這樣的字眼，既震撼又哀婉。

媒體的報道傳到臺灣，老蔣很快就派人赴澳協助，將母子接回臺灣，并在空軍學校為葉亞華安排了一個文學教官的職位，從此衣食無憂。

但即便身處臺灣，葉亞華心里卻始終掛念著埋葬著丈夫的故鄉。

她曾多次在日記中寫下：“我想再看一次他生前站立的城墻，再摸一次他出征前親吻我額頭的窗臺。”

這一愿望，直到2003年，才終得以實現，那一年，葉亞華在兒子的陪同下，踏上歸途，重返成都。

兩年后，他們母子定居成都，地方政府為她重建故居，她也受邀出席了新都區王銘章烈士銅像揭幕儀式。

那天，她穿著一身深藍色的旗袍，站在銅像前，獻上一束鮮花，銅像巍峨高聳，將軍昂首，目光如炬。

她沒有哭，也沒有說話，只是靜靜地看著那座銅像看了許久，良久之后，她伸出顫抖的手，輕輕撫摸著那銅像胸前的位置。

風雨幾十年，最終她用一生的漂泊，換來了片刻的歸宿，而銅像下，那句“川軍之魂，英烈之軀”，早已將他們的故事，銘刻進了這片土地的記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