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661年，兒子在前線打贏了紅毛番，父親卻在北京被千刀萬剮，這筆賬該怎么算？
1661年11月24日，北京城的那個冷啊，西北風跟刀子似的往脖領子里灌。
在柴市口刑場，一個57歲的男人被五花大綁，跪在冰涼的石板上，等著那最后的一刀。
就在這會兒，幾千公里外的東南海面上，一場震驚世界的大戲剛落幕——他的大兒子鄭成功，硬是把賴在臺灣38年的荷蘭紅毛番給趕跑了，收復了寶島。
但這事兒吧，有個特別殘酷的邏輯：兒子的勛章，成了親爹的催命符。
跪在地上等死的這位，就是當年手握三千艘戰船、大明朝最后的“海上救命稻草”——鄭芝龍。
要把時間倒回去四十年，你絕對想不到這個在日本平戶街頭瞎混的浪蕩子，后來能牛到這個地步。
鄭芝龍這人，簡直就是那個年代的“國際化人才”。
他不僅是福建南平一個小吏的兒子，更像是個精通跨國貿易的頂級CEO。
在澳門，人家受洗成了天主教徒，洋名“尼古拉”；在日本，他娶了田川松，黑白兩道門兒清；在海上，葡萄牙語、西班牙語、荷蘭語、日語那是張口就來。
當那些讀書人還在死磕四書五經的時候，18歲的鄭芝龍已經跟著舅舅黃程的商船，在馬尼拉和長崎之間來回跑，早就看透了一個真理：在大海上做生意，炮管子粗才是硬通貨。
這種超前的眼光，讓他迅速從一個普通的帶貨馬仔，變成了讓人聞風喪膽的海上霸主。
接手了義父李旦的盤子后，鄭芝龍沒像普通海盜那樣只知道搶劫，而是搞了一套讓現在人都咋舌的“海上收費站”體系。
1633年料羅灣那場仗，他把不可一世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打得滿地找牙，直接定了個霸王條款：以后不管是哪國的船，只要過中國海，都得掛鄭家的旗，交鄭家的稅。
這哪里是海盜，分明是擁有獨立武裝的“海上帝國”。
巔峰時期，手里二十萬水師，大小船只三千多艘，這種規模的私人武裝，翻遍世界航海史也就獨這一份。
可是吧，太精明的商人思維，最后卻成了鄭芝龍最大的死穴。
在他眼里，啥都能交易，貨物、人命，甚至是對國家的忠誠。
當年明朝招安他，他干了，因為那是“官身護商”，能合法壟斷；等到1644年明朝倒臺，清軍入關跟逛菜市場似的，他又開始打新算盤。
在他看來，南明隆武帝雖然是自己立的，但這公司眼看要破產，不如帶著這潑天的富貴和水師去新老板那“入股”。
他天真地以為，滿清攝政王多爾袞開出的“閩粵總督”價碼，是一次對等的商業并購。
1646年，這絕對是鄭芝龍這輩子最昏頭的一年。
為了表誠意，他不顧兒子鄭成功的死命阻攔，把仙霞關的防務給撤了，讓清軍長驅直入福建。
這一手，直接導致隆武政權崩盤，皇帝慘死。
當他帶著幾個人，樂呵呵地去清軍大營準備“履職”時，現實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
人家滿清要的是你的兵和錢，誰要你這個人啊？
瞬間從“平國公”變成了階下囚，直接被押到北京軟禁起來。
這操作，簡直就是典型的“殺豬盤”。
接下來的十七年，就是一場讓人看著都揪心的父子博弈。
老爹在北京當人質，兒子在海上扛大旗。
滿清留著鄭芝龍的腦袋，原本是想把他當個餌，指望鄭成功帶著水師來投降。
但鄭成功這人，雖然孝順，但在大是大非面前那是相當清醒，他心里明鏡似的：“只有我在海上打得越狠，老爹在北京才越安全。”
這就形成了一個特別詭異的平衡：兒子在東南沿海打得越兇，甚至一度打到南京城下，老爹在北京就能多活幾天，還能混個同安侯當當。
但這平衡太脆弱了，最后還是被打破了。
清廷一看鄭成功這塊硬骨頭啃不動，就來了招絕的——“遷海令”。
強迫沿海老百姓內遷三十里，片板不許下海，想從經濟上餓死鄭家軍。
鄭成功一看沒招了，得找個新基地啊，于是目光越過海峽，盯上了臺灣。
1661年，當鄭成功的艦隊橫掃千軍，把荷蘭人趕出臺灣的時候，鄭芝龍的日子也到頭了。
對清廷來說，鄭成功拿下了臺灣，就等于有了穩固的后方，更不可能投降了。
這就好比手里攥著一張巨額支票，卻發現銀行倒閉了，那這張票子也就成了廢紙。
既然魚兒再也不會咬鉤，那掛再鉤上的魚餌留著還有啥用？
為了泄憤，也為了斷絕舊部對“老帥”的念想，清廷直接舉起了屠刀。
說起來，鄭芝龍這一輩子，就是晚明歷史的一個縮影。
前半截是敢跟列強亮劍的英雄，后半截成了政治投機的倒霉蛋。
他想用做生意的邏輯去賭皇權的信用，結果輸得褲衩都不剩。
那一刀下去，鄭芝龍在北京結束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連個收尸的都沒有。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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