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神國思想看天皇制的軍國主義之本質

一、天皇制相關研究狀況及其形態概述

戰后對日本軍國主義根源之剖析，中外學術界往往將其定位于近代軍國主義天皇制與國家神道。也即普遍認為近代天皇制與國家神道才是近代日本軍國主義的根本源泉。持這種觀點及研究視點的學者，在日本以井上清、村上重良等，在國內則以王守華等為代表。

井上清在其著作《天皇制》里力論真正意義上的天皇制乃為近代的產物，也即近代天皇制才是產生近代日本軍國主義的根本源泉。村上重良與王守華則分別在其著作《國家神道》與《日本神道的現代意義》里闡明了國家神道乃為近代的產物，是軍國主義的根本精神源流。這類觀點及研究方法似乎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學術界，特別是井上清的“唯物主義式”的研究甚為權威，以致中國學術界似乎普遍以此作為官方權威定論，如吳廷俅的《日本史》、翟新的《日本天皇》、蔣立峰的《日本天皇列傳》等似乎都沿襲了此類觀點及研究視點。

筆者以為，上述權威觀點及其研究雖很精深但卻易產生誤導，難以真正揭示天皇制的本來真實全貌與核心本質。因為真正意義上的軍國主義式的天皇制決非只是在近代才產生的，軍國主義也決非僅是近代天皇制與國家神道的產物。關于這一點，王金林先生亦有所提及，他駁斥了有的日本學者“日本近代以前無天皇制”的謬論，其《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結構》堪稱天皇制研究的最新精深力作。然而，該論亦沒有從天皇制神國思想史的整體及深入其靈魂內核的視點來就上述問題進行專門研究，尚欠針對性、具體性、徹底性，因而，有轉換思維，重新立論的必要。

其實，遠在7世紀大化改新時期，天皇制便早已以“古代天皇制”之形態而得以確立。其后，古代天皇制經過奈良全盛期，至平安時代走向衰微，發展至幕府時期成為傀儡；但天皇仍被武士統治階級視為日本統一的象征與絕對神圣權威而被利用及尊崇，天皇制仍強有力地存活于幕藩體制之中。到了近代明治維新時期，面臨西方列強大軍壓境之內憂外患，于幕府時代被壓抑近700年而趨于名存實亡的天皇制則被作為大和民族復興統一的旗幟被冠之于“尊王攘夷”、“王政復古”的口號，為“幕末志士”們所恢復；且其復興之程度遠甚于古代天皇制。最后，其終于發展至天皇制之“鼎盛顛峰”期，成為法西斯軍國主義。

戰后，軍國主義之絕對天皇制又被改頭換面以“象征天皇制”之形態作為現代國體政體而殘存下來，退回至類似幕府統治時期的“名存實亡天皇制”之形骸。但是，其“威力”絕非平安乃至幕府時期可比，其惡劣影響亦正如當今世人所共知，可謂“萬世一系”、“綿延不絕”。因此，日本的所謂“國體”可自古至今籠統地概括為天皇制，其經歷了古代天皇制、幕府傀儡天皇制、近代軍國主義絕對天皇制、戰后象征天皇制四個形態。此四階段雖各異，但其內骨子里卻一脈相承，可謂“萬世一系”。這就是各階段的天皇制均以天皇為日本創造、統一、復興的象征與源泉，并以為此而神話天皇來確立與加強對天皇的絕對崇拜的“神性”為本質。也即是所謂“萬世一系”之“神統皇統”，形成日本獨特的所謂“國體論”，亦喚作“日本國國體之精華”。

井上清等研究者似乎從“唯物主義式”的觀點出發，論證了“萬世一系”及“天皇神話”的謬誤。他指出：“日本的最高統治者若把天皇萬世一系來作為自日本起源以來天皇世家的統治就一脈相傳理解的話，那真是完全錯誤。”天皇世家自抬頭至最后完全確立自己神圣絕對穩固的統治地位，其實是經歷了與諸派勢力長期斗爭的結果，而并非自日本創立以來便就一統至今，也即并非“萬世一系”；且此“萬世一系”乃系明治維新時期由那些所謂“王政復古”者們所編造出來的。其次云：“距今2 600年以前便有神武天皇，其祖先乃系諸神，至神武天皇時才首次變為人類，其子孫也就延續至今。這完全無確鑿的證據。……實在不值一提，首先神武天皇的存在就無法確信。古事記、日本書紀有關神武天皇東征、即位等記紀的記載純所編造，并非事實。津田左右吉博士對此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已成為歷史學家的定說。……”也就是說，天皇祖先并非神，天皇并不具“神性”。

井上清等人的研究雖然無比正確，揭示了天皇神話的謊言，但其觀點首先易誤導人們以為軍國主義及軍國主義天皇制乃近代的產物。其次，其站在神國思想外面對天皇制進行的“局部瞎砍”式的似乎是“唯物主義式”的思維方式使得天皇制及其神國思想整體面貌全非，又極易無意、客觀地遮蓋天皇制的本來面目與全貌，誤導世人對天皇制的核心本質的徹骨理解。且大談天皇“神性”與“萬世一系”否定論，還有可能客觀上無意地產生替天皇制辯解的負面影響。因為，天皇制的根本核心乃在于其對天皇“神性”的認可、信仰與崇拜，其理論支撐與思想靈魂的載體乃為其神道神國思想；過分宣揚、強調“天皇是人不是神”，將轉移人們的視線，從而使人們無法窮究天皇制之本質。

我們惟有順著日本自古以來的所謂“國學者”尤其是明治維新時期的所謂“王政復古”者們的思路，也即須尊重編造者們編造神話的事實與過程進行研究；換言之，“須與天皇制神國思想及神國皇國諸天孫們成為一體”，從其神國思想史的整體及深入其靈魂內核來對其進行解剖，方可認清編造的謊言的真實全貌，及天皇制的核心本質乃至軍國主義的深刻根源及其當今仍陰魂不散之深刻原因。下面就沿著天皇“神性”及天皇制神國思想的形成歷程，試依次對此加以論述。

二、天皇制神國思想形成歷程

（一）古神話神道之古代天皇制

天皇制之根本乃在于對天皇“神性”的信仰與崇拜，遠在大化改新時期確立的古代天皇制就已確立了“日本系神國，天皇是神的子孫”的神國思想。古代天皇制的神國思想乃來源于古代大和政權統一日本的政治需要及其日本固有的民族宗教即古神道的信仰。隨著5世紀興起的大和政權對日本的逐步統一，大和政權為了鞏固自身的統治，于是就不斷神話天皇以加強天皇的統治權威。正如日本最高統治者“天皇”的稱謂一樣，并非一開始就被稱為“天皇”；直到6世紀末仍稱為“大王”而非“天皇”。據《日本書紀》推古16年的有關記載，遣隋使小野妹子所攜帶的國書中已有“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之句，這是迄今所知日本君主以“天皇”代替“大王”稱號的正式開始。

天皇原為中國神話傳說中的三皇之一。《史記·秦始皇本紀第六》記載：“古有天皇，有地皇，有秦皇”之句，《史記·補史記·三皇本紀》亦記有“三皇，謂天皇人皇地皇為三皇”、“天地初立，有天皇氏”等句。漢魏時道教興起，“天皇”成為道教稱天帝時的用語，主要指天上神仙們的主宰者，是宗教信仰的對象。《后漢書》亦記有“觀天皇于瓊宮”之語。中國道教及其經典隨著中日文化交流的展開傳入日本，于是日本最高統治者便借用這“天皇”二字來表示其至高無上的地位，含有很強的宗教觀念。日本統治者就這樣逐漸將天皇神話為神，亦為所謂“現人神”。將天皇逐漸神話以后，天武天皇為鞏固大化改新后建立的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制，遂敕令太安萬侶等人，將遠古流傳于日本的神話傳說加工改造，編寫成描述日本是神國，天皇是神的后代，及天皇家族形成史的《古事記》（712年成書）和《日本書紀》（720年成書）兩部官撰史書。

不僅如此，日本古代的統治者們同時還結合并利用日本自古以來便蘊含著的“萬物有靈”及由此發展而來的“祖先崇拜”的原始信仰來神話天皇之神圣權威。于是將傳入日本的中國的道教的教理和儀式與日本固有的宗教信仰及“記紀”（即《古事記》與《日本書紀》）神話中有關天皇的神話等結合起來，加以加工、創造，制造出了為神話天皇服務的、以尊奉天皇為神主的神道教，神道便由此而生。天皇于是便因神道而名正言順、穩固地登上神壇，成為“神子”；日本國亦便堂而遑之成為“神國”。記紀神話便成為神道之深刻的理論來源，且因神道而變得“永恒”，其使神國之“光芒”“萬世一系”，“經久不衰”。古代天皇制便如此這般地獲得了其天皇之絕對的神圣權威與“神威”，并“永恒”地賦予了后代天皇制之天皇“絕對不可動搖、不可否認”的“神性”與“神威”；且因此而獲得了其核心靈魂從而真正地得以確立，并確保了后代天皇制能雖曾一度遭壓抑被迫變形而仍舊“萬世一系”，“綿延至今”。天皇對日本的統治與天皇之“神性”就這樣有效地成為一體，這便是所謂“神皇一統”，亦喚作“神統皇統”。

古代天皇制其后經歷了平安與幕府時代而變為傀儡式的天皇制，天皇權力雖一度旁落，但其“神性”卻隨著神道的發展及其歷代輩出的所謂“國學者”的出現而變得更加神圣，其“神威”不僅依舊“威風不減當年”且更加穩固。幕府的將軍們無不尊天皇為其統一日本及確保、增加自身統治權威的象征與旗幟即是絕好的明證。至明治維新時期，“幕府傀儡天皇制”一躍為軍國主義之絕對天皇制，乃是其“神性”極端爆發的結果。經過了古代天皇制、幕府天皇制時期近千年的“日本乃神國，天皇系神的后裔”的神國觀念的洗禮積淀，“神性”之能量自然一點一點地變得充足無比，最終便由量變積累至質變而化為帝國軍國主義。這一過程，“國學者”們發揮了巨大無比歷史作用，他們高舉著“萬邦無比”、“萬世一系”之國體之精華的旗幟，大肆倡揚了其所謂“神皇一統”之“天祖皇祖肇國”的“神國光榮歷史傳統”。

（二）復古神道之國學

所謂的“國學”乃是興盛于德川時代后期的一種學術思想流派，發源于鐮倉時代，發達于室町時代，是繼承德川初期儒學者的倭學之精神傳統，并受元祿時代以后儒學界流行的古學復興之風潮及其文獻學式的研究方法影響而成立的。先驅者為大阪僧人契沖，他幾乎與伊藤仁齋樹立儒學之純正古風的“古義”學同時期，發起了根據對《萬葉集》的訓詁、注釋而力圖恢復倭學的復古國學運動。其后，京都稻荷神社的祠官荷田春滿，力倡接受倭學及儒學新學風來創立國學及國學校，并痛斥陰陽五行家之說及唐宋諸儒乃是玷污神道之糟粕，以恢復國學之古風。這是國學之創立。

繼承春滿國學的是賀茂真淵，他主張使國學徹底成為置其文化理想及規范于古代的道學，并斥責儒教乃人為的歪理詭辯應予于排斥。晚年，他致力于《萬葉集》以前的神代的研究，斥責以往根據宋儒學對神道經典的附會解釋；他說神道乃自然無為之道，拋開空假之心，只一味地對神崇敬禮拜才為古真之道。同時，他也極力地排斥佛教以正純正之神道古風。

真淵的復古國學至其繼承者本居宣長時得以集大成。宣長不僅排佛儒，就連老莊思想也一并排斥，力求“神之道的原本之道”。因此，他堅信在文獻學里闡明的《古事記》的內容即為神道之本質，且將此直接作為自己的信仰。神道者乃為始于產靈神之御靈而生的神祖諾冊二尊，被天照大神所傳承，神孫之歷代天皇未加任何私意，本著神代之原始精神而對天下實行統治的大道。因而，一般人應將古典所傳說的內容信奉為神之大業，任憑神意，不立人為之意，絕對服從作為天照大神之子孫的天皇，這樣才是人之道。而且，必須祭神以除污穢，令神心情愉悅。生乃為產靈神之恩惠，死乃為禍神之禍。他就如此地將《古事記》傳說內容直接、原封不動地奉為其國學。宣長的這種思想及信仰可見于其《玉钅牟百首》的詩歌里。

宣長死后，其國學為其門人平田篤胤所繼承，這是國學的完成及發展階段。他在《本教外編》中主張，首先天之御中主神作為大元高祖神無始無終地存在于天上，含生化天地萬物之德，主宰寂然之萬有。分承此神德的高皇產靈神及神皇產靈神為創造、主宰萬物的天地萬有之真主。作為天神之子孫的天皇掌管著顯世、統治著現民，大國主神根據國讓之際的神約而掌管幽事，成為幽冥界之統治者。人死后將被產土神領至幽界大神跟前，根據生前的倫理行為接受審判后，被送入天界或冥界，獲得永不盡的福或禍。現世乃暫時之世，來世才是本來之世。他就這樣排斥了佛教的輪回及儒教的勸善懲惡的思想。

通過以上敘述，我們可以得知所謂“國學”其實乃為復古的國學，而復古之國學的實質乃為“復古神道”，而復古神道亦為復古之學也即國學之生命。所以，國學即是復古神道。如上所敘，其由本居宣長集大成，由平田篤胤加以發展。經過歷代國學也即復古神道者們的努力，古來之神道在日本思想及精神領域里的核心、靈魂、中流砥柱的統帥地位不僅絲毫不減，且以復古神道之新面貌重放光輝，使其地位更加穩固，并發展至極致，對后世及近代發揮了巨大無比的影響。

本居宣長將對《古事記》神代卷的內容所進行的研究成果的一切，直接信奉為原始神道之內容，且將此神話傳說信奉為日本之真國學；其結果使古來之神道成為了可被用于建立類似古代統一國家之理念的神道思想。因而其復古神道之國學思想也就成為了日本近代推翻幕藩體制，建立近代統一國家之思想的源泉及原動力。宣長復古神道之國學的核心或本質思想，乃在于將《古事記》等古來之神話傳說奉為正統，堅信且強調日本系神之國，天皇是神的子孫，日本國乃是普照四海萬國的天照大神之御出生的神國，因而日本國才是世界萬國之本原的神之國。其核心為平田復古神道所繼承且被他進一步發揚光大，平田將其推進至極致，提出了所謂“帝道惟一”之根本原理。“帝道惟一”乃為平田復古神道之本質，亦是貫穿復古神道全體之原理。“帝道”原本為中國對最高之道的稱呼，用日本式的念法即為“天神”之意。這道出了天皇之本質，也即中國的“帝道”到了日本則成為“天皇之道”或“皇道”。因為“皇道”乃為淵源于天之神的古道，是惟神之道，也即“神道”。

換言之，皇道即是神道，也喚作“皇統神統”或“神皇一統”，這正是本居宣長復古國學之靈魂的表現。因而，“帝道惟一”乃意味著神之道的皇道是惟一的，也即天皇系神的子孫，其統治是宇內惟一的。平田就這樣根據以皇祖神為中心的古傳說，將國民的祖先崇拜統一于以皇祖神為中心的崇拜，將神道化為國家式的祖神教并制定其禮儀。這種思想及精神被明治維新時期的神道政策所繼承。他還宣稱，應將日本之神道作為諸宗教之根源，日本國之神乃為世界之神，神道乃為諸宗教之本教。因此，立足于日本國之惟神之神道乃是日本國國體之根本原理，徹底地循此前進乃為日本國之本然的大使命，這也是日本國之歷史的根本精神。宣長及平田的復古國學思想可以說簡直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的根本罪惡溫床。

如上所考察，復古神道即是復古國學，其實為日本國萬世一系之神統皇統的古典論，國學者們的理想乃是使日本存活于神皇之道之中。也即是說，日本國系神之國，天皇乃天照大神之子孫，天皇對日本的統治就是天神對日本的統治亦即神皇一統或神統皇統。且此神道之皇道神圣無比，在全世界乃至整個宇宙都是惟一的，全世界皆應歸于其統治之下。復古神道及復古國學的思想對近世乃至近代的巨大影響集中表現為：其核心思想成為了日本以水戶學為核心的日本“國體論”的靈魂，且與其一道對明治維新時期倒幕運動的“尊王攘夷”、“王政復古”的政治主張及國家神道的形成予與了巨大無比的影響。神皇一統之國體論的精華又成為了國家神道的核心，國家神道一經形成則標志著近代軍國主義天皇制在制度上形式上的徹底確立。

（三）江戶水戶國體論

深受復古神道影響而興起的“水戶學”是江戶時代后期發達于水戶藩的一個思想體系，從德川光國編撰《大日本史》開始，以前期德川光國所設漳考館及后期德川齊昭所設弘道館為中心發展而來。其主要代表人物為藤田幽谷、會澤正志齋、藤田東湖等，主要代表作有《正名論》、《新論》、《弘道館記述義》等。幽谷的《正名論》構成了水戶學之出發點及原型，會澤正志齋的《新論》和藤田東湖的《弘道館記述義》兩書則構成標志著水戶學的完成形態，而且就其廣為流傳，在政治上造成很大影響這點來看，足可以被視為水戶學的代表作。

《新論》系主張對陷于面臨國家危機的幕府體制進行再編強化的純政治論，《述義》則是闡述藩校弘道館的教育精神、及與校名“弘道”相適應的“道”即武士個人的生存方式應如何的一種道德論。從《新論》中我們可以找出明治以后國家主義政策，特別是國民教化政策的原形；從《述義》中則可以看出所謂國民道德的原形，也即可看出作為近代國家日本發展支柱的大多數國民生活的理念乃至生死觀的基本骨架。《正名論》云：“天朝開辟以來，皇統一姓，傳之無窮。擁神器握寶圖，禮樂舊章，率由不改。天皇之尊，宇內無二，則崇奉而事之。……使天下為君臣者則莫近焉，是故幕府尊皇室則諸侯崇幕府；諸侯崇幕府則卿大夫敬諸侯。夫然后上下相保，萬邦協和。甚矣名分之不可不正且嚴也。今夫幕府治天下國家者也，上戴天子，下扶諸侯，霸王之業也。”這是典型的尊皇論，強調天皇“宇內無二”之尊，立論幕府執政仍是以尊皇為根本前提，仍然是實施“皇道”之王道。又舉豐臣秀吉及東照宮（即德川家康）雖奪取天下仍“猶執臣禮以事皇室，不敢自稱王”來證明“天皇之尊自若也”。如此，天皇之絕對統治地位的君臣名分論也即尊皇論便得以確立，是名“正名論”。天皇又為何能如此地“宇內無二”之尊呢?《正名論》繼續有云：“赫赫日本，自皇祖開辟，天地父母，圣子神孫，世繼明德，以照臨四海。四海之內，尊之曰天皇。八州之廣，兆民之眾，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自古至今，未嘗一日有庶姓奸天位者也。君臣之名，上下之分，正且嚴，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是以皇統之悠遠，國祚之長久，舟車所至，人力所通，殊庭絕域，未有若我邦也，豈不偉哉。”

也即是說，天皇之“宇內無二”之尊乃在于“赫赫日本”系“皇祖開辟”，天皇乃“圣子神孫”，其“世繼”之“明德”“照臨四海”，因而被“四海之內尊之曰天皇”。于是，天皇之統治的“皇統”就“悠遠”，“國祚”就“長久”，“若我邦”者也就“未有”也。天皇“宇內無二”之尊來源于“皇祖開辟”、“圣子神孫”，這分明是“神皇一統”也即“皇統即神統”之論調，“皇統之悠遠，國祚之長久”而“未有若我邦也”亦分明就是“神統皇統之萬世一系”論。從這兒，我們可以清楚地獲知《正名論》之尊皇論其實就是復古神道也即復古國學靈魂的傳續，也是日本中心主義、軍國主義之罪惡的根源。這便是所謂“日本國國體之精華”，只是《正名論》里還未明確出現“國體”二字，但其精髓已高度濃縮于其中，奠定了水戶學國體論的根本基調。

《弘道館記述義》則比《正名論》更加入骨地、大張旗鼓地詳述了“萬世一系”之“神統皇統”的古神道的神話傳說，且明確指出了這便是“國體之尊嚴”。其云：“天祖上同于天日，下留于寶鏡。然則赫赫太陽，巍巍勢廟，實天祖精靈之所在。”及至“天孫之降臨下土，天祖賜予三種神器，曰玉，曰鏡，曰劍。因敕曰：韋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宜汝皇孫就而至焉。行矣，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矣。”在這里，“赫赫太陽”之“天祖”授予了“天孫”三種神圣無比的“神器”，“歷代天皇尊之奉之”，因而“天皇之尊”就“萬世自若，猶太陽自懸于天”，“寶祚之隆”亦“當與天壤無窮”；“是以國體尊嚴，國體尊嚴，是以蠻夷戎狄率服”。這是徹頭徹尾的“天祖皇祖肇基”、“天孫降臨”、“三種神器”之“萬世一系，天壤無窮”的“神皇之道”的經典教義，所謂“國體之精華”的精髓亦正是于幕末維新之際及其以后的帝國主義歷史，通過此類“經典的教義與語言”而得以充分的表述與大肆的宣揚；作為神國日本諸“天孫”之子孫的日本人的“赫赫巍巍”之帝國軍國主義熊熊侵略野心及其“絕對神圣雄威、堅不可摧”的神國民族自信亦無不淵源于此。其根本亦仍是繼承了自《古事記》、《日本書紀》以來的古神道神話傳說，也即復古國學之靈魂。

至《新論》則更深入一步了，其“國體論”云：“昔者天祖肇建鴻基，位即天位，德即天德，以經綸天業，細大之事，無一非天者。比德于玉，比明于鏡，比威于劍，體天之仁，則天之明，奮天之威，以照臨萬邦。迨以天下傳之于皇孫，而手授三器，以為天位之信，以象天德，而代天工治天職，然后傳之于萬世。天胤之尊，嚴乎其不可犯，君臣之分定，而大義以明矣。”這是以“神圣天祖肇建鴻基”之說立論“皇統”乃“天神”之“天意”，也就是以“神統即皇統”來闡明皇室中心主義也即尊皇論，日本中心主義便也由類似此類的論調蘊育而生。又云：“天祖在天，照臨下土，天孫盡誠敬于下，以抱天祖。祭政維一，所治之天職，所代之天工，無一非所以事天者，尊祖臨民，既與天一矣。”于是，神道之“神人合一”、古代天皇制之“祭政合一”便堂堂登場。且“念乃祖乃父所以敬事皇祖天神者，豈忍忘其祖背其君哉。于是乎孝敬之心，父以傳子，子以傳孫，繼志述事，雖于百事猶如一日。孝以移忠于君，忠以奉其先志，忠孝出于一。……祭以為政，政以為教，教之與政，未嘗分為二，故民惟知敬天祖奉天胤。所鄉一定，不見異物，是以民志一而天人合矣。此帝王所恃以保四海，而祖宗所以建國開基之大體也。”這里“敬事皇祖天神”之“忠孝一本”及“天人合一”、“祭政合一”乃是“祖宗所以建國開基之大體也”，也即是所謂“日本國體之精華”。這也就是《新論》開篇所云“一曰國體，以論神圣以忠孝建國”，也即是“神圣以神道設教”論。因而，“神州者太陽之所出、元氣之所在、天日之嗣、世御宸極、終古不易。故大地之元首，而萬國之綱紀也，誠宜照臨宇內。”也即是說，日本乃太陽升起之處，是元氣之始、天日之神，世御宸極，永恒不變；是大地之元首、萬國之綱紀，因而可以也應該照臨統治宇內。這無非是要達到一個結論，即日本國乃是“萬世一系”、“天壤無窮”之“神之國”，是宇宙的中心，全世界皆應歸于其統治之下。軍國主義思想已昭然現于其中。

以上便構成了幕末以水戶學為中心的日本“國體論”之大概。從《正名論》至《新論》為主的水戶國體論的主張對于當時面臨西方列強外凌的嚴峻形勢下的日本，無疑具有反帝強國（即尊王攘夷）的積極意義。但其主張及號召則正如前所敘，乃是繼承了以神道為核心、靈魂的復古神道之國學的精髓，不僅如此，還對其發揚光大，其規模與聲勢乃至影響堪稱空前。其精髓成為了明治維新時期及其以后日本國體政體之精華，也即深受復古神道之國學影響而興起的水戶國體論，與復古神道及深受復古神道之精髓支配影響的各種神道和朱子學、佛教之反動勢力一道，促成了“國家神道”及軍國主義體制在制度上的確立。

（四）國家神道之近代天皇制的確立及其軍國主義之本質

以上近千年的“惟神之道”的“神國思想的歷史洪流”積淀發展，終于導致了明治22年（即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的頒布。其開首即云：“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立足于這一大前提下的帝國憲法以憲法形式確認了天皇祭祀大權的宗教權威及“國家神道”公開的法律地位。“古神道”于是便由“復古神道”發展至以國家政權及其根本大法憲法形式確保、由國家規模來強制進行的國教，“國家神道”遂在形式上宣告成立。

翌年，《教育敕語》亦被頒布，被作為學校教育之根本，同時也成為了國家神道事實上的經典。于是，近代日本天皇制便得以確立。《敕語》開篇云：“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也。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世濟此美德，此我國體之精華，教育之淵源亦實在于此……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這即是把以皇祖也即神話傳說上的天皇的祖先與皇宗也即以歷代天皇為中心的“國體”作為教育的基本理念。其對國民之絕大的強制力淵源于天皇作為“現人神”的宗教權威。這國體之教義與實踐倫理的規范，以神圣不可侵犯、不可批判、集三權于一身的天皇的名義被教化于國民。

教育敕語乃是將主張國體神圣不可動搖的教義成文化的教育法典，其承擔日本帝國國教國家神道的教典之功能便是理所當然。因而，國家神道之教義也就是國體論即日本帝國所高舉宣揚的國體觀念。其要義云：“大日本帝國乃皇祖天照大神肇建之國。其神裔之萬世一系的天皇，依皇祖之神敕，自悠遠之古昔而統治無窮。此即萬邦無比之吾國之國體。……吾國歷代之天皇恒常與皇祖為一體，作為現御神統治御代，垂給宏大無邊的圣德。國民受此仁愛之皇恩沐浴，億兆一心，體奉圣旨，繼承祖志，敬奉代代天皇，發揮忠孝之美德，從而形成無以類比之君民一致的一大家族。無窮無盡之國家的生命就如此生生發展持續著。此即為我國國體之精華。根基于此萬世不易，尊嚴無比之國體，始于太古傳之無窮，施于中外而不悖之道，才是惟神之大道。且作為此唯神之大道的最莊嚴最尊貴的體現乃是神社。以伊勢神宮為主，鎮護于各地的神社是我國尊嚴無比之國體的顯現，永久鎮護皇國。”

也就是說，日本國乃為皇祖天照大神所創造的的神國，天皇乃是“皇孫”亦即天祖皇祖之子孫，始終與皇祖神為一體，持奉皇祖賜予的三種神器，以“現人神”（即現身為人的神）的身份來統治日本，且代代遵奉皇祖“寶祚天壤無窮”之“神敕”（即神的敕命），因而其“皇統”也就“萬世一系”，連綿不絕。也喚作“萬世一系”之“神統皇統”或“神皇一統”。這“萬世一系”之“神皇一統”的“神國皇國”之路就是“施于中外而不悖”、“照臨四海”的“惟神之大道”亦即神道。“皇統”即是“神統”，“皇道”就是“神道”，其“天壤無窮”、“萬世一系”，這即是日本國國體“萬邦無比”之根本原因。也正因為此，世界萬國均會被其照臨，應歸于“神皇一統”之“皇國”的統治之下，而統一世界萬邦使之歸于皇國就是“神國”日本及其“天孫”們的“神圣”的使命。這就是近代日本天皇制之本質，它以古神道思想及其神話傳說為其思想與精神的源流，以國家神道及水戶國體論為其核心，以復古神道及復古國學等神國思想為其本質精髓，因而近代天皇制亦可喚作“國家神道之天皇制”。近代天皇制依其如此精髓正如前所述必然走向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亦即日本近代國體實為“國家神道之軍國主義絕對天皇制”。至此，神道發展至其極致形態即“國家神道”階段，與此相應，天皇制亦達其頂峰極致形態即“軍國主義絕對天皇制”之形態。

三、古代至近代天皇制與軍國主義關系綜論

如上所考察，日本天皇制勢必產生軍國主義，但這決非僅限于指上述近代軍國主義天皇制，其只不過是歷來天皇制之“頂峰極致形態”而已。我們從前面論述的日本近代國體即近代天皇制的思想形成歷程，已充分得知其形成絕非只在近代才猛然從石縫里子虛烏有地蹦出來，而是經歷了古代天皇制、幕府傀儡天皇制各時期近千年的“悠久、厚重”的以復古神道復古國學為其本質精髓的神國思想的積淀歷程才得以“自然生成”。而古代天皇制、幕府傀儡天皇制亦如前所敘無不以復古式的神道為其核心與靈魂，因而遠在古代天皇制時期也均已飽含了日本越論乃至軍國主義的要素；同時，古神道、復古神道、復古國學、及水戶國體論，其理論內核也無不浸透著軍國主義的思想源泉。近代天皇制也正因為擁有如此“悠久、厚重”的“神皇”思想的歷史傳統，才“水到渠成”、“功德圓滿”地具足了封建軍事侵略性，以致化為軍國主義。

早在古代天皇制其實就已確立了繼承“皇祖肇國精神”的“神皇一統”之“國體”。大化改新之時，右大臣蘇我石川麻呂上奏朝廷，主張應先祭神，然后才議事。從此，“祭政一致”便成為國家的重大方針，隨著國家制度的逐漸完備，神道亦被漸漸體系化、制度化，祭祀也漸被國家化、固定化。如此，大化改新乃在于根據“惟神肇國”之大義而恢復以“現御神”之天皇為中心的古神道精神，“天業恢弘”之處正是日本國“惟神之大道”的顯現。大化改新之“惟神肇國”的神道精神被后世所繼承，至天武天皇，其大力崇敬神祗并對古神道肇國精神傳統進行事跡編撰，這就導致了后來日本神國理論之集大成的《古事記》與《日本書紀》的誕生。神統與皇統之一體化也即“神皇一統”便正式被經典化，后來的復古神道之國學、水戶國體論及以山崎暗齋等為主的所有反動神道神國理論及其哲學的精神與深刻理論淵源也就得以奠定。《古事記》、《日本書紀》即是古代天皇制肇國精神與國體政體的理論總結與結晶，古代天皇制以古神道為其靈魂。因此，古代天皇制乃是近代天皇制的深刻真實的淵源，古神道即是國家神道的根本精神源流；而近代天皇制就是古代天皇制的本質翻版，國家神道也就是古來之神道根本靈魂的傳續與結晶、乃至本質與歸宿。所以，我們可以確定地說，近代天皇制與國家神道的軍國主義之歸宿乃是根本上源于古代天皇制與古神道，是其根本精神與靈魂的必然本質歸屬與顯現，而非只是近代的產物。因而，自古代天皇制與古神道時期就已經充分蘊含著軍國主義之萌芽，其根本靈魂乃為日本軍國主義靈魂的淵源。

從平安至幕府時代，天皇權力雖旁落，但天皇制依舊存活于幕藩體制之中，亦即進入“幕府傀儡天皇制”時期。天皇雖形式上無實權，但其“神性”之“神威”卻依舊且較以前更加“神圣”。此時期，神國理論非但無削弱，反而得到絕對乃至前所未有的加強。北晶親房著《神皇正統記》宣揚日本乃神皇一統之神國，影響非凡，導致了《大日本史》的登場，及成為以此編撰為中心而發展起來的水戶國體論興起的源由。且復古神道之國學亦是在此時期崛起發達興盛，深刻地、極大地影響了水戶國體論的誕生，并與其及各種神國理論一道相互融合在一起，匯成一股巨大無比的“萬邦無比”之“惟神之道”的“精神洪流”，強有力地促成了明治維新“尊皇”及“敬神愛國”之近代軍國主義絕對天皇制與國家神道的誕生。幕府傀儡天皇制時期，各種神國思想均高度理論化與體系化以致于得以集大成，并從無形的精神內核上支配著幕府的武士階級統治者們，將軍們亦無不尊皇與信仰神皇之道；豐臣秀吉侵略朝鮮及嚴禁基督教的傳入均以日本國乃神之國為號召正是絕好的明證，亦是幕府傀儡天皇制仍可從精神本質上產生軍國主義之最有力證明。

幕府傀儡天皇制時期，“皇室權力雖微，但天壤無窮之皇運卻絲毫未減，在國內紛亂的政局里仍存尊皇敬神的實績，此精神在何時都未被忘卻；神道思想亦隨之勃興發達，國民對皇室之崇敬也化為無數美麗的忠誠的事跡顯現出來”。因而，即使在幕府傀儡天皇制時期，天皇制仍能以其成熟大成的神皇思想從精神內核上支配著一個時代的精神與政治，且直接、絕對、完全地孕育并武裝了一個“嶄新”的時代——日本近代帝國主義軍國主義侵略時代的來臨。

且天皇制神皇之道的歷史也是所謂“神武”精神傳續發達的歷史，即神皇一統之天皇制同時亦為“神武”之“尚武”天皇制。據神道皇道之經典《日本書紀》的“神武記”所載，日本國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從九州向東出兵，平定了大和，在檀原宮即位。其出發前頒詔曰：“兼六合以開都，掩八宏而為宇，不亦可乎。”神武天皇“神勇”東征，平定大和，開創皇國之基，這就是“神武東征”的神皇之道的神話傳說。這“神武肇基”之精神亦是皇祖天照大神肇國精神之繼承，其“兼六合，掩八宏”之“大精神”一直激勵著后代天皇們崇敬神祗，繼承皇祖皇宗之“御精神”，使“天業”愈來愈“紹述恢弘”。大化改新亦無不深受此“八宏一宇”之“神武肇基”精神所激勵而展開，并使之發揚光大、傳之無窮。“神武肇基”之“八宏為（一）宇”的“神勇大精神”同時也是“神皇一統”之古來之神道及天皇制得以“天壤無窮”、“萬世一系”傳之萬代的根本精神動力。因而，這“神武”開國之“神勇”奠定了神國日本之“尚武”的絕對好戰精神與“神勇無畏”的民族自信，神武天皇亦被作為日本“尚武勇猛”及日本武功之最高始祖而被尊為“日本武尊”。

△ 八纮一宇塔，位于日本宮崎縣，二戰前的正式名稱是“八纮之基柱”， 為慶祝1940年（日本歷昭和15年）的神武天皇即位2600周年而設計建造。 塔高37米，塔基的筑石包括日軍從中國各地著名建筑物（包括長城、故宮、泰山山頂、南京中山陵、黃鶴樓等）挖取的238件石塊，四隅分別是和御魂、幸御魂、奇御魂和荒御魂的雕像，正面中央是“八纮一宇”文字雕刻。1946年，“八纮一宇”文字與荒御魂像（武人象征）一度被削去，塔名也改為“平和之塔”。在1962年荒御魂像又得到再建，1965年，“八纮一宇”文字也重新修復。

于是，便有了《新論》“天朝以武建國”、“神武不殺之威，震于殊方絕域”，《弘道館記述義》“其要有三、曰敬神，曰愛民，曰尚武”、“神圣以武建國”、“日本武尊之號，千載之下，凜凜猶有生氣焉”之神國日本的“尚武精神”的“發揚光大”。而“兼六合以開都，掩八宏而為宇”的“八宏一宇”的精神正是神皇之道的天皇制之本質精髓外化的顯現及其必然的歸屬。于是也便有“崇神天皇有志欲宣揚國威，光被海外”的侵略野心及豐臣秀吉大舉入侵朝鮮的軍國主義事實。且這“八宏一宇”之神皇之道的的實現乃是依托日本武尊之“神武”的“神勇無畏”的“尚武精神”而得以成就，也是天祖肇國之國體精神的顯現。因而，明治維新之“復古大業”遂基于神武天皇之肇基精神，以圖寰宇之統一；并上應列祖之神靈，外揚國威于萬國，這即是惟神之大道，亦是日本國古來精神之根本。

這尚武的精神還來源于日本國古來之神道的“神魂”也即“大和魂”，其分為“和魂”與“荒魂”，也即“和”與“武”的精神。神靈的這兩方面的作用相互協調，萬物遂生成發展。“荒魂”（武魂）與“和魂”乃神之一體兩面，不可分離。據此，以“荒魂”處置那些膽敢對天皇凌威不敬崇者就成為皇軍的使命，這就是所謂“神武”之尚武之道。于是明治天皇詔曰“祖宗以來尚武之國體”，簡直說穿了神皇之道的天皇制的核心本質。以后又以全民皆兵之“真心”頒布《軍人敕諭》宣揚，皇軍的使命乃在于敬畏天皇之凌威，遵從神皇之大御心，努力保全皇國，顯揚國威。我皇軍據此精神，經過日清、日俄戰爭，參加世界大戰，大大地向中外顯揚了國威，躋身于世界列強之列。如此，這“八宏一宇”依其本質精髓及鐵的歷史事實，其使命乃為將全世界歸于天皇的統治之下，“八宏一宇”之“神武”尚武精神實為日本軍國主義的根本源泉，也是神皇之道的天皇制的必然產物與歸屬及貫穿古來之神道的根本靈魂。其如上所述，也絕非僅為近代天皇制與國家神道的產物，僅是近代的產物；而是自日本古神道與古代天皇制產生之日起就與之俱來的，且為自古至今日本神皇之道的天皇制生成發展及神國日本諸“天孫”們“神勇無畏”的民族自尊、自強、自信的根本精神動力。

綜上所述，天皇制以神道為載體，經歷了古代天皇制、幕府傀儡天皇制、近代天皇制、戰后象征天皇制四個階段，其雖外形各異，本質靈魂卻一致。天皇制自古代至近代，從其“萬世一系”之“神皇一統”的“神國”共通本質內核上，決定其各階段各時期均無不飽含著軍國主義的“熊熊熱情”與必然要素，及充滿封建軍事侵略性，亦喚作“神武”之“惟神肇國”的“尚武”精神。其思想形成的根本靈魂內核與“鐵與血”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不僅近代，自古代伊始，國家神道式的神道神國軍國主義侵略思想就已源遠流長，天皇制亦早就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源泉與溫床，其必然導致軍國主義并以此作為其本質必然歸宿。（節選自《南昌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