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CDC的成長史詩：從滅蚊小隊到全球標桿

放眼全球，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都有專門負責疾病防控的機構——中國的 CDC、歐洲的 ECDC，都承擔著守護本土公共衛生的職責。但如果要找一個發展軌跡最完整、職能擴展最充分、國際影響力最突出的典型，美國 CDC 是繞不開的行業標桿。它從一支臨時的“滅蚊小隊”起步，一路靠硬仗打成全球防疫的技術標桿，不僅搭建出現代疾控體系的基本框架，它完善的成長邏輯，也為全球各國建設本國的疾控體系提供了非常具有參考價值的范本。今天我們就以美國 CDC 為核心樣本，深入拆解它的成長進化史 —— 看它如何從 “戰時臨時工” 熬成 “全球話事人”。

起源：被二戰逼出來的“蚊子克星”，從臨時戰隊到常設機構

美國CDC的誕生，源自二戰期間的“蚊子危機”。1942年，美軍在太平洋戰場和東南亞叢林里吃了大虧——不是敵軍的槍炮太猛，而是瘧蚊傳播的瘧疾太兇。駐緬甸的美軍部隊，每月瘧疾感染率高達10%，一個師里上千人被迫躺平，戰斗力直線下降。更要命的是，日軍還在水源地投放帶瘧原蟲的蚊子，搞得像“生物戰”。

情急之下，美軍火速成立了“戰爭地區瘧疾控制辦公室（MCWA）”，本質上就是一支裝備精良的滅蚊隊。這支隊伍帶著當時最先進的DDT殺蟲劑、背負式高壓噴霧器，還有能檢測瘧原蟲的便攜式顯微鏡。隊員們一邊給士兵發含驅蚊胺的凡士林，一邊翻山越嶺找積水潭（蚊子幼蟲孑孓的巢穴），倒煤油覆蓋水面阻斷孵化；在軍營周圍挖防蚊溝，給帳篷涂防蚊涂料。硬生生把駐東南亞部隊的感染率從10%壓到0.4%，堪稱奇跡。

戰爭結束后，這支隊伍面臨解散危機。負責人約瑟夫·芒廷（Joseph Mountin）反對，他認為瘧疾會卷土重來，傳染病不會消失，防疫必須是常設職能。他頂著國會“削減軍費”的壓力四處游說，終于在1946年把這支滅蚊隊改組為“傳染病中心（CDC）”，正式“轉正”。

但是CDC總部沒選華盛頓，而是特意定在佐治亞州亞特蘭大。一來這里是美國南方瘧疾重災區，便于“就近辦公”；二來芒廷想遠離華盛頓的行政干擾，保持專業獨立。成立初期條件艱苦：預算只有100萬美元，員工不到400人，辦公地點是借的廢棄軍營，連實驗室都是改裝的車庫。但這群戰士的野心不小——他們要管的不只是蚊子，而是所有傳染病。

擴張：從“防傳染病”到“全民健康”，權責版圖一路鋪開

1949年，CDC迎來第一位靈魂人物——流行病學專家亞歷山大·蘭姆繆爾（Alexander Langmuir）。他一上任就搞了場“革命”：建立“全國傳染病監測體系”。簡單說，就是讓全美國各州衛生部門每周上報傳染病數據，CDC匯總后畫成趨勢圖，哪里疫情抬頭、傳播速度多快，在數據圖上一目了然。

這套“數據化防疫”思路，在1955年脊髓灰質炎（小兒麻痹癥）大流行中立了大功。當時全美爆發疫情，數千兒童癱瘓，醫院的“鐵肺”擠得滿滿當當。CDC通過監測圖快速鎖定高發區域，配合索爾克疫苗的大規模接種，精準防控——哪里發病率高就優先投疫苗。短短3年，美國脊髓灰質炎發病率下降90%，1979年徹底消滅本土病例。這場勝利讓CDC從“冷門機構”變成“國民英雄”，國會直接把預算翻倍，CDC地位也隨之水漲船高。

嘗到甜頭的CDC開始飛速擴張：1951年成立流行病情報服務部（EIS），培養“疾病偵探”——3個月速成班，既要會用顯微鏡，又要懂現場調查，畢業考核是模擬疫情溯源。1955年，一位EIS官員在阿拉斯加調查麻疹，跟著原住民翻雪山、住冰屋，最終查出是受污染的海豹肉引發聚集性感染，這種“追著病毒跑”的勁頭，成了EIS的招牌。

1957 年阿拉巴馬州的 CDC 坎伯蘭現場站：展示了 1957 年美國公共衛生服務部傳染病中心（CDC）位于阿拉巴馬州的坎伯蘭現場站病毒和立克次體科的場地。

1960年代，CDC把觸角伸到了非傳染病。1964年，它的研究團隊首次證實吸煙與肺癌的直接關聯，拿著數據去游說國會，最終推動美國在煙盒上印上“吸煙有害健康”的警示語——這是全球第一次用公共衛生數據影響社會政策。1966年，它牽頭加入全球天花 erad計劃，派EIS官員深入非洲、南亞，教會當地醫護人員“環形接種法”——發現病例后，只給密切接觸者接種疫苗，比全民接種效率高10倍，還能節省疫苗。1977年，全球最后一例自然天花病例在索馬里被EIS官員找到并隔離，這場持續11年的戰役，讓CDC的國際地位徹底穩固。

1970年，CDC正式更名“疾病控制中心”，去掉“傳染病”三個字——這標志著它的職能從“治已病”轉向“防未病”，開始將高血壓、糖尿病這些病癥納入職權，甚至連職業健康、環境衛生都納入版圖。1973年，它成立“國家職業安全與健康研究所”，調查煤礦工人的塵肺病、化工廠的職業病，推動企業改善工作環境；1975年，搞“全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摸清美國人的飲食結構，給出健康飲食建議。到1980年，CDC的職能已經覆蓋從出生到死亡的全生命周期健康，員工從400人漲到1.2萬人，預算突破10億美元。

1964 年美國 CDC 宣傳海報：這是 1964 年美國 CDC 的一張宣傳海報，主角是當時美國 CDC 的公共衛生象征 Wellbee，它提醒公眾 “保持健康，保持清潔，洗手”。

成熟：危機中的成長，走向國際大舞臺

1981年的艾滋病危機，是CDC走向全球舞臺的關鍵。當年6月5日，CDC在《發病率與死亡率周報》上首次報告5例罕見肺炎病例——患者全是同性戀者，這是人類對艾滋病的最早記錄。當時病毒未知、爭議巨大，宗教團體甚至宣稱“艾滋病是上帝的懲罰”，CDC頂住壓力成立專項小組，1983年就鎖定性接觸、血液傳播兩大途徑，1985年推動研發出首個艾滋病檢測試劑。

更關鍵的是，CDC打破“精英科普”的套路，把科普手冊送到同性戀酒吧、戒毒所，用通俗的漫畫解釋傳播途徑，打破大眾對艾滋病的誤解。這段經歷讓CDC建立起新興傳染病快速響應機制：一旦發現未知疾病，48小時內啟動監測，72小時內鎖定傳播途徑，一周內推出防控指南。后來應對埃博拉、寨卡病毒時，都靠這套機制穩住陣腳。

1992年，CDC再次更名，加上“預防”二字，正式定名為“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這不是簡單的文字游戲，而是把“預防”放在核心位置。同年，建立了實驗室響應網絡（LRN），將全美國150多個實驗室分級，從地方醫院到國家實驗室，形成“病原檢測流水線”，能快速檢測生物恐怖襲擊、化學中毒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1999年，美國爆發西尼羅河病毒疫情，LRN在3天內完成病毒鑒定，為防控爭取了時間。

到2000年代，CDC已經是全球防疫的“話事人”：在60多個國家設立辦事處，1700多名專業人員常駐海外；推動現場流行病學培訓項目（FETP），為全球培養了5萬多名“疾病偵探”；WHO的很多防疫指南，核心數據都來自CDC的研究。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CDC派遣1600名專家趕赴一線，搭建隔離病房、培訓當地醫護，把疫情死亡率從70%降到30%，再次證明了它的全球影響力。

2002 年 CDC 天花疫苗接種培訓：2002 年 12 月，CDC 贊助的疫苗接種研討會上，CDC 臨床醫生格洛麗亞?布萊南（Gloria Brynam）向同事演示正確接種天花疫苗的技術。

挑戰與轉型：光環下的“翻車”與重生

但再厲害的“標桿”也有翻車的時候。2014年埃博拉疫情初期，因為聯邦與州的分權制度，它想派遣專家到西非，得先跟各州衛生部門協商，流程走了1個月才派出第一批人，導致疫情擴散。事后CDC經過反思，推出“快速部署團隊”，簡化跨部門調度流程，減少行政阻礙。

2020年新冠疫情，更是給了CDC一記重拳。初期因為檢測試劑設計缺陷，導致大量假陰性，錯過最佳防控期；聯邦與州的分權模式再次掉鏈子——CDC發布的“戴口罩”指南，得州、佛州等共和黨執政的州直接拒絕執行，宣稱“侵犯個人自由”；加上特朗普政府干預疫情數據發布，CDC的公信力一度跌至谷底。

但危機也倒逼改革。2022年，CDC推出“公共衛生應急準備法案”，明確聯邦與州的權責劃分，簡化跨州資源調度流程；2023年升級“全球疾病監測網絡”，能實時接收60多個國家的疫情數據，還和谷歌、蘋果合作，通過手機定位數據追蹤人員流動，提升疫情預測精度；2024年，它把“健康公平”納入核心戰略，針對少數族裔新冠感染率高的問題，推出“社區疫苗流動站”，彌補公共衛生服務的鴻溝。從“絕對權威”到“直面缺陷”，CDC在挑戰中完成了從“技術霸權”到“務實服務者”的轉型。

全球視野：中國與歐洲 CDC 的特色發展之路

美國 CDC 的成長為各國疾控體系提供了重要借鑒，但不同國家和地區受制于各自的國情和治理模式，也走出了各具特色的發展路徑。

和美國CDC“戰時應急起步、專業自主擴張”不同，中國CDC的成長，刻著鮮明的國情烙印。1949年建國時“疫病圍城”：鼠疫、血吸蟲病、天花肆虐，全國5.4億人，人均預期壽命只有35歲。1953年，國家仿蘇模式建立“衛生防疫站”體系，從中央到縣，一級一級往下建，構成“全民防疫網”。早期的防疫站就是“全能戰隊”：下鄉查釘螺滅血吸蟲病，挨家挨戶給孩子種牛痘，到工廠查粉塵，給學校做衛生檢查。1960年，中國宣布基本消滅天花，比全球消提前20年；1983年成立“中國預防醫學中心”，1986年改成“預防醫學科學院”，開始搞科研攻關，比如脊髓灰質炎疫苗的國產化。

中國預防醫學中心初期領導及部分同志合影

1986年更名為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后院領導、部分職工與退休人員合影

2002年，中國CDC正式成立，而2003年的非典疫情讓當時剛成立的CDC面臨重大問題：病毒未知、傳播快，傳統逐級上報模式滯后。疫情后，CDC祭出兩大“殺器”：4小時內直達國家的“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和明確權責的“應急條例”。2020年新冠疫情，這套體系發揮了作用：1月7日分離出病毒毒株，1月12日共享基因序列，全國病原檢測實驗室網絡72小時內實現全覆蓋。現在的中國CDC，形成了“國家-省-市-縣”四級垂直體系，實現“全國一盤棋”的大規模防控。

歐洲 CDC（ECDC）則完全是另一條路徑，ECDC以 “跨境協同” 為核心特征。2003 年非典疫情暴露了歐盟各國各自為戰的短板，2005 年 ECDC 在瑞典索爾納正式運營，其核心使命就是打破跨境防疫壁壘。它將歐洲原本分散的17 個數據系統整合起來，搭建“歐洲監測系統（TESSY）”，讓 27 國的疫情數據可以實時共享；在新冠、猴痘等疫情中，ECDC負責協調各國疫苗分配、統一防控標準，成為開放邊境體系下的 “健康協調中樞”。

各國主要疾控機構對比表

結語：不同賽道，同一使命

美國CDC的百年歷史，是一部“專業驅動、危機倒逼”的進化史：從滅蚊的臨時戰隊，到全球防疫的技術標桿，再到直面缺陷的轉型者，它的每一步都踩在公共衛生需求的節點上。從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現代疾控體系從無到有、從單一走向多元、從本土邁向全球的完整演進路徑。

沒有完美的疾控體系，只有不斷進化的守護者。從美國 CDC 到全球的疾病防控中心，它們都為全球公共衛生治理留下了寶貴經驗。在傳染病跨境傳播愈發頻繁的今天，不同模式的健康守衛者，都有同一個目標——把疾病擋在門外，讓人們安心生活。這，就是CDC存在的終極意義。

參考文獻：

1.https://pubmed.ncbi.nlm.nih.gov/9132568/

2.https://www.cdc.gov/mmwr/preview/mmwrhtml/00042732.htm

3.https://www.cdc.gov/museum/timeline/index.html

4.https://www.chinacdc.cn/jgxx/fzls/

5.https://www.cdc.gov/museum/history/our-story.html

6.https://phil.cdc.gov/Details.aspx?pid=21688

7.https://www.ecdc.europa.eu/en/about-ecdc/media-centre/ecdc-picture-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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